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
原创： 万册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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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54年10月23日在台湾屏东潮州出生。我这个长子让爸爸充满了期盼，他给我取名“李安”，一来是老家在江西德安，二来是爸爸来台湾时搭乘的轮船就叫“永安号”。 我还不到两岁，父亲又接任花莲师范校长，举家迁往花莲，一住就是八年，我们戏称是“八年抗战”。十岁时，爸爸再度调任台南二中校长，全家定居台南，四年后又接任台南一中校长。所以也算是书香门第。
儿时的我瘦小多病，到了高中才逐渐好转。
第一年考大学，我以六分之差落榜。第二年，因为紧张，第一天第二堂考数学时，第一个钟头我腹痛头涨，豆大的冷汗直滴，一个字都看不清楚，复选加上倒扣，考了个0.67分，再度以一分之差落榜。
二度落榜在我们家有如世界末日，我根本没想到会发生在我身上。家里人没人敢惹我，弟弟李岗则奉母命盯着我，怕我出事。
重考那年我最好的朋友就是黄重嘉老师，当时他才二十几岁，帮我补习数学，我们一起听古典音乐，谈文论艺，算是知心的朋友。他来家里帮我准备专科考试。专科反而考得不错，进了艺专影剧科。
我学戏剧、美术，爸爸虽然答应支持，但内心一直很矛盾。一心指望能光宗耀祖的我没考上大学，居然沦落为给人逗乐子的康乐队队员，所以他一直催促我留学，希望能拿到学位，成为戏剧系教授。直到现在，我格局比较大了，这层心理障碍依旧存在。
于是在父亲的支持下，我做了一名留美学生。
我开始申请学校。由于邻居小孩在伊利诺伊大学念书，回来时说起该校戏剧系有栋很大的剧场，里面在干什么倒是不知道，我就申请伊大。
在伊大第一年，我经历了两个天地翻转的文化冲击：一是来自戏剧，一是我开始看左派书籍。因为当时伊大戏剧系老师所选读的近代经典剧本，包括从易卜生、荀伯格等人的作品以降，正巧都与“性”有所关联，而且都很强烈。在伊大，我感觉才接触到真正的西方戏剧，整个扭转了我对戏剧的观点。
记得在艺专时，邓绥宁老师教授“中国戏剧史”时，曾讲过一段话：“和尚和尼姑的戏没什么好看，但花和尚碰到浪尼姑，就有戏看。”王生善老师教我们“戏剧概论”时，也曾提及电视剧里演“爸爸打儿子”的情节，一个耳光下去，儿子马上说：“爸，我错了！”王老师说：“戏，就不能认错，就是要跟爸爸吵，再冲出去，这才叫戏，一认错就没戏了。”虽没有明讲，其实就是冲突。“不顺”才造成戏剧性，戏剧的产生不是靠平衡、和谐，是相反的。
另一个文化冲击就是我离开那时的台湾，才有机会开始看“禁书”——共产党的文艺及宣传作品，尤其是老舍的著作及斯诺的《西行漫记》。头一回，我对自我的身份认同产生了不一样的观察角度。
到了伊大，语言不行就不能演，于是乎那时我开始兴起当导演念头。1980年拿到戏剧学士后，我同时申请了伊大的戏剧研究所和纽约大学电影研究所。
我一读电影就知道走对了路。因为我当演员是一种表演，当导演也是表演，借电影来表演。电影主要靠声光效果，没什么语言障碍，这是最适合我的表现方式。
不晓得为什么，一导戏，大家就会听我的。导戏时，我会去想些很疯狂的事，而且真的有可能就给做出来了。我那么容易上手，也许这就是天分。
我最愉快﹑最充实的日子，就是1980年到1983年在NYU的求学时光。
纽约大学期间，我拍了五部电影，二年级拍的《荫凉湖畔》曾获金穗奖最佳剧情短片及NYU的奖学金。我受到肯定，再接再厉，用尽手边一切资源，筹拍了《分界线》（Fine Line）。叙述纽约运河街南北分别住了不同种族的人，一边是华人，一边是意大利人，因某事引起两种人在纽约四处流窜。为了这部毕业作，我自己打工、父母资助、女友惠嘉赞助，共花了一百多万台币。
《分界线》在纽约大学影展中得了最佳影片与最佳导演两个奖，当晚美国三大经纪公司之一的威廉·莫里斯的经纪人当场要与我签约，说我在美国极有发展，要我留下来试试。
当时太太惠嘉还在伊利诺伊念博士，带着一岁不到的儿子阿猫（李涵），学位还差半年就拿到。于是乎我就留在美国，主要工作就是写剧本。有自己写的，也有自己构想，找美国作家写的。
三番五次地修稿，这样一两年耗下去，不是无疾而终，就是继续发展，预算从美金六十万到七百万不等。据说平均一个本子从初稿到开拍要缠斗五年，那还是指千万分之一顺利拍成的剧本。
那时期每隔一阵子，就有人说，看到我的学生片，很棒，我们来谈谈怎么合作吧！就这样，一个计划不成，另一个计划又来了，总有几个在进行，所以老不死心，人像是悬在半空中。
就这样耗了6年。
直到1990年暑假完全绝望，计划全部死光，锐气磨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要不要回台湾？
1980年初，台湾新电影崛起，但后来受到商业考验，开始消沉。这段期间我跟“中影”洽谈过，“没什么希望！”，当时真是一筹莫展。
平常我在家负责煮饭、接送小孩，分担家事，惠嘉也不太干涉我，我们经济不够宽裕，所以我也不太愿意进城。
毕业快六年，一事无成，刚开始还能谈理想，三四年后，人往四十岁走，依旧如此，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理想，于是开始有些自闭。
我真的只会当导演，做其他事都不灵光。
1990年暑假，老二石头（李淳）出生时是我最消沉的时候，丈母娘与岳父来美帮忙，一下飞机，惠嘉就叮嘱他们千万别提拍片的事，怕我会受不了。我每天做好菜饭给他们吃，他们都说好吃，还提议我开个中餐馆得了。当时我有个想法：要不然就是老天爷在开我玩笑，我就是来传宗接代的，说不定我的儿子是个天才。
就这样一路熬着苦等时机，当机会快来时，我已经濒临谷底，快要不行了。
就在计划全部泡汤的几个月后，《推手》﹑《喜宴》的剧本在台湾得奖了，整个运势从谷底翻扬上来。许多人好奇我怎么熬过那一段心情郁闷时期。当年我没办法跟命运抗衡，但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继续从事这一行，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前去，如此而已。
太太惠嘉对我最大的支持，就是她自己独立生活。她没有要求我一定要出去上班。当然她赚的还不够用，因为研究员只是微薄的基本薪水，有时双方家里也会变相接济一下。
太太对“妻以夫贵”的事情很不以为然：“我只是不管他，leave him alone。”其实这正是我最需要的，她给了我时间与空间，让我去发挥、去创作。要不是碰到我太太，我可能没有机会追求我的电影生涯。
1983年8月19日，我们于相识五周年纪念日，在纽约市政府公证。婚礼派对和《喜宴》里的情景非常相似。不过一想起拍《喜宴》时，我给戏里的新娘挑礼服、化妆打扮，我太太都没有经历过这些，我心里就有着罪恶感。
我和太太是典型的互补性格，我委婉柔和又心不在焉，不太懂得照顾自己和别人；太太性情刚直专注、独立聪明，和她所学的微生物科学理性中带细腻的性质很像。
在生活里，不论我的事业处于低潮或高峰，我们的感情一直差不多，相处上也没太大差别。当我低潮时，太太比较主动，是我迁就她的行程；在我高峰时，有时她要迁就我的行程。我出名后，现在她有时候要出来做李太太，打搅了她的工作。
有一次我和太太到纽约法拉盛的华人区去买菜，有位台湾妇女对她说：“你真好命，你先生现在还有空陪你来买菜！”
“你有没有搞错啊，是我今天特别抽空陪他来买菜的！”那人竟无言以对。
1991年4月10日，《推手》开拍。二十四天的拍摄期，一晃眼就过去了。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那时第一次有人叫我导演，飘飘然蛮过瘾的。
拍《推手》我是一毛钱都没赚到。“中影”给我的一整笔钱都用到影片里了。
主景一栋两层洋房，这是栋法拍屋，家徒四壁。于是我从自个儿家里搬来大半的家具，结果都在男主角砸厨房的那场戏里给毁了。后制时徐立功来纽约看毛片，到我家吃饭时，还奇怪我家怎么穷得连张餐桌都没有，我这才告诉他：“你没看到《推手》里那张被砸烂的餐桌？”
刚开始拍时，我不太敢要求郎叔、王莱阿姨，因为他们是老前辈，就随他们发挥。结果拍了几天，发现王莱好像不太高兴。有一天，我终于鼓足了勇气跟王莱阿姨说我想要怎么样的感觉和表情，发现她反而高兴，觉得我有管她。我这才恍然大悟，演员是这样的，以后就懂得多跟她要求一些。
剧中的孩子就是我大儿子李涵客串的。
说起《喜宴》的选角过程，也是一番周折。郎雄顺理成章再演父亲。归亚蕾则是徐立功推荐的，她的戏是没话说。至于伟同的角色，在台湾没找着合适的人选。
那时赵文瑄从报上看到“中影”招考演员，上门毛遂自荐，徐立功刚巧不在办公室，他放下张照片就走了。徐立功回来一看觉得不错，就给我推荐了。我希望赵文瑄来纽约面谈看看。那时他刚从华航退休，在华航工作了七年，坐飞机免费。他也很有冲劲，拎个皮箱就直奔纽约。还有两个月就要开拍了，已经迫在眉梢，但略有名气的演员对演同性恋都心存顾虑，那就训练新人吧！
在现场，我胆子小，不喜欢骂人；对人发脾气，我自己伤得更深，当然还是有受不了爆发的时候。我发火，大都是因为有人不用心，当大伙都付出很多，如果因为一个人的被动、不用心而影响到整体成绩时，这时候你不说他，会对不起别人的。
《饮食男女》最后那场戏，我终于忍不住发飙。拍摄最后那句台词时，吴倩莲要说话，桌上有七八道菜同时在冒烟，大概花四十五分钟才能使七八道菜同时冒烟。结果吴倩莲连吃了三次螺丝，拍第四次时，林慧懿说：“三丝我只准备了六份，我想六杯应该够了。”没想到拍到第六遍，还是不行。
我大吼一声，冲出去踢门。我一发脾气，全场气氛骤变。
林慧懿忙说：“你不要生气，我马上做。”她连忙又做了三份，半夜三更，店都打烊了，材料也不够。
场务黑龙忙问：“导演，要不要我去买烟给你消气？”
我说：“不要，我要槟榔。”
“好，马上给你买。”他很来劲地跑出去。
发过脾气后，突然之间，全场气都顺了。
这和《饮食男女》片中三个女儿离家、老爸宣布婚事的突然，异曲同工。有人说突兀，其实我要找的就是中国人的节奏——压抑到一个程度，然后突然间爆发，之后，大家再重新找寻新的平衡点。
拍了《理性与感性》后，我比较知道怎么对待明星，怎么跟他们讲话。刚开始我也不懂，把明星当演员用，当然会有问题，不过我很快就觉察到了。明星跟一般演员真的不一样，明星有一些习惯、一些心态，而且每个人的特质不一样。
明星，就是要被别人看的。他是一个形象（image）的产物。这不光是他吃饭的家伙，观众也惯于接受这个“形象”，他本身就是电影和观众之间的一个契约（contract），和观众间有种默契在。
像杨紫琼，就是“隐藏感受、外表坚强”的形象。她本人可能不是这样，可是在银幕上就有这种效果。像我太太看到她，就认同到无法自制。
演戏对埃玛最困难的地方是，因为她太成熟，一个表情有四五层意义，一讲，她马上就能演出来，清清楚楚，有条不紊。可是单纯的、要让人动容的戏，就很困难。因为能够驾驭复杂，你已经不再是那么单纯了。
资深演员的问题就是太成熟，容易流于匠气。
每次开拍前，我都会视情况培训演员。拍《卧虎藏龙》的时候，也不例外。
杨紫琼最先到，五月就来北京，开始勤练各种兵器如九节鞭、单双刀等及陈式太极，同时学国语，她下工夫最早。周润发也是开拍前两个月就开始做功课。章子怡开拍前一个多月才定案，所以加紧训练，就在北京大伙住的紫玉饭店，每天从早到晚集中训练，学的东西还不少，有骑马、练剑、练字、学礼仪、走花盆底等等。我要她练字，不是要把字写好，而是训练她能沉得住气，要她站有站样、坐有坐相，别心浮气躁。张震则太瘦了，得加餐饭吃得再壮一些。因为在新疆戈壁沙漠的戏，他要露出胸膛。同时还练骑马，张震体能很好，练了十次就很有个样子，
周润发造型出来的感觉我觉得很好，大侠，气魄慑人。他个子高，虽不灵活，可是架势十足，仅一席长袍，就侠气干云，造型简练。厉害之处就在他的眼睛，气度不凡。拍下来，我觉得目前整个华语影坛还没人有这种神气。王蕙玲就特别爱慕他的眼神，她说：“他的同一个眼神，可以看敌人也可以看情人。”那是个很带戏的角色。
周润发经验很丰富，比我认识的许多导演还懂镜头。镜头一摆，他就知道你在干什么，好不好看。跟他合作不必多讲，只要把角色和他沟通一下。不过要他感人比较困难，因为他做戏做得好。他与章子怡的情形，一如《理性与感性》里的埃玛·汤普森和凯特·温斯莱特，是老手与新人。
一些资历深的明星，如周润发，我会说出“形象”与“气氛”来鼓励他。像拍竹林戏时，就点出他要有“玉树临风”之姿，还不是直接跟他讲，是说给武术指导听，稍微大声点，他在一旁听到，劲就来了。吊在林梢时他直问：“我有冇玉树临风啊！？”
跟周润发讲有帮助，因为他脑海中能浮现出“形象”的效果。这些话那时候跟章子怡讲也是白讲，当时她是新人，只要按照指示做到需要的动作，她的努力就够纯真动人了。
放眼天下，俞秀莲的角色也只有一个杨紫琼，再没别人。不管从电影工业、商业、年纪、素质来说，就是她。杨紫琼没看剧本就答应演这部戏了。但没想到，杨紫琼的戏份才拍了一星期，她就受伤了。袁和平和我坐在那儿呆愣着，都说想不到。
受伤时正值凌晨三四点，拍的是她跳起来回旋踢，一落地摔倒。可能是太累了，连着几天都拍晚班武戏。这次的武打动作又不太一样，镜头很长，如一个take里有二十几招，转身、踢腿、对打……杨紫琼很久没拍过这么长的镜头了。受伤之后，她还直说：“没事、没事。”就感觉着两块骨头砰地撞在一起。当时还站起来慢慢走，本以为过两天消肿后就没事了，可是隔天起来走路就有困难。她回美国检查，医生说她左腿膝盖的两条大韧带扯断了，伤得不轻，一两个月后才可以继续拍片，但只能慢慢走，不能跑跳。她打电话回来告诉我，我也只能发愁：“怎么办！为什么是她，她是唯一会打的！”
医生给她开刀后，第二天马上进行复健，我就等。有次杨紫琼问我，会因为她受伤怕她辛苦我就便宜行事么。我说：“你知道我不会，因为电影上映时，我不能打字幕说，很抱歉，因为主角受伤，所以无法做精彩的演出。而且疼痛是短暂的事，电影一旦上映是永恒的。”
我觉得杨紫琼很想演好戏，可是她过去合作的工作人员多是武行出身，有些坏习惯。她演英文戏时没有，不过一说华语，下巴就会往上扬，用下巴去强调一个字或先笑一下，这些都是因为没信心所造成的下意识动作，是使用第二语言或在不讲究演戏的工作环境里所形成的坏习惯，我必须盯她。演戏时，一说华语她就会分神，我还得帮她注意咬音、口气是否准确。有几场特别困难、感情重的戏反倒没问题，因为情感会带着她走。反而是跟玉夫人闲谈江湖事客套话时最困难，我要帮她安排节奏，一点一滴地硬做。
总体来看，杨紫琼的形象与气质十分贴近俞秀莲，戛纳影展时有位外国作家告诉我：“她一出场，望着李慕白，那一个眼神、表情，就道尽她为他压抑了多久。”
在演戏方面，杨紫琼是我见过的一个特例。从影多年，可是没演过什么好戏，所以都已经是大明星了，可是还有那份纯真在。也因此在演戏上，她有如孩童般的纯真、好奇。我觉得，她一辈子好像就为了等待俞秀莲这个角色。
奇怪的是，抽象的解说对她倒很有效。通常演员越直接越具体越少说越好，想得太多反而表现不出来。她不太一样。如果前一天我跟她讲一些抽象的、感性的东西，第二天，不但入戏，而且很让人感动，她就吃这一套。
在《卧虎藏龙》里，俞秀莲和李慕白都有一种“少年子弟江湖老”的味道。我觉得她呈现出另一种美感，不是漂亮，但很动人。她有明星的压力、语言的压力、年纪的压力，演出的第二个礼拜，腿筋又断了，最大的长处没了。赴美就医一回来不久，就拍窑洞里与李慕白的诀别戏，自然百感交集，压抑太久了，好可怜。她坐在木盒上抱着垂死的李慕白，膝不能弯，绑在架子上，直直高高的，又肿，只能拍脸部近景。周润发身后有根柱子撑着，假装让她抱着，伤的脚摆在旁边椅子上，就这样演戏。她那个哭不是假哭，是真的肝肠寸断。我看演员多年，他们干什么，真、假，我都清楚。我晓得她哭的不只是俞秀莲的委屈，而是她自己有多少辛酸！拍摄时我自己拍片的苦水也被搅动，在镜头后面跟着掉泪。因为梦寐以求的动人情景，多番折腾，终于看到了、拍到了，我很感动。这里面也有我的辛酸，好像她帮我哭出来了。我可以体会杨紫琼的感受，她的事业、人生走到什么地步。身为演员，当她忍不住真情流露、坦然地暴露在你面前，完全不设防，这种全然的信赖，十分可贵。
玉娇龙这个角色是人的幻想，不仅是男人的幻想，也是女人的幻想。我相过很多演员，章子怡是很好的代言人。新人都是没谱的，一开始都伤脑筋，是个冒险，你得顺着她，长期地观察、思索，找出她的长处，大家努力，加上她的配合。拍片时，我常告诉她，这场戏是要做什么，定出标准，做给她看，然后尽量逼。
我觉得拍电影时很神奇的是，演员本身的灵气和电影里的灵气常常是两回事。本身有灵气不如电影里有灵气，得拍出来才算数，她要吃得下那个妆、那个光，吃得下大伙加在她身上的那个戏，那个“艺术份儿”。章子怡的好处是，她能吃得下来。
大伙努力，章子怡是被塑造出来了，将来红不红就看她的造化了。新人拥有一种可爱、可信的纯真，当有了历练后，会开始世故、油了，观众也习惯她了，她会有压力。纯真感已消失，接下来要靠演技。演技终究是技术，要动人越来越难。如果没有演技，就得有明星魅力，有观众投缘的形象。要是也没有，就很容易被后来的取代，因为更新鲜的出来了。
当初我选角时，选的就是老中青三代的武侠皇后。六十年代的郑佩佩，八九十年代的杨紫琼，当然我心里希望章子怡也成为新一代的武侠皇后，我期望她是第三代。
章子怡和书里描述的、我想象的及剧本里的玉娇龙都不一样。我本来想做内心刚烈、外表很小姐的玉娇龙，但章子怡本身的气质和我设想的完全相反，她的长处是性感、轻柔，看到她完全想不到阳刚的一面。不得已我只得转向，顺着她的特色发展，走性感路线。因为她给我的困难特别大，所以在调教她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刺激。玉娇龙好比是创作里隐藏的那条龙，代表着心性的不稳定外，同时与中国人的禁忌——性欲有关，因此也落实了竹林的想法。在我原先的设想里，竹林戏只是打。以前大家只在竹林里打，没见过人到竹林上面打，我则对此有所幻想。后来整个竹林的色调——绿色，加上她跟李慕白的迷离情愫，才有了如今的新方向。因为前面两女对决的戏，杀之兴起，已经酣畅淋漓地实打了四分钟，之后的竹林再打下去也怕腻味，因而想到走“意乱情迷”的路线，这都是因章子怡而得到的启发。
我天性竞争性不强，碰到竞赛，我会退缩。从《推手》第一次参加柏林影展时的雾煞煞，到现在成为影展常客，这也是命，由不得我。
大凡竞赛就得有个标准。可是影展竞赛又不像体育竞赛，譬如赛跑，一个起点一个终点，不管你身体状况如何，谁最先抵达终点，大家都看得到，有个公平性。影展竞赛的标准比较主观，见仁见智，不管评审人数是多是少，都是一种“看法”。但参赛时，人还是会被竞争的气氛影响，没法子酷到完全无动于衷。尤其是奥斯卡，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包括世界名导都是。你以为他清高不在乎，得不得奖潇洒不甩，其实不然。而且大家都知道奥斯卡并不是艺术绝对值的判断指标，得奖是跌份儿的事，但对奥斯卡却都放不下，少有例外。
因为只要参赛，人就会不由自主地陷入这种气氛中。拍电影，带影片参展，为的就是争取最大的回报。既然参加了，再讲什么都多余。你不能在乎也不能不在乎。在乎了，不清高；不在乎，你臭屁啊？！
在我的感觉里，影展的竞赛很像选美活动。选美本身就是一种很表面的东西。大家也知道，女人的美丑及价值不是这样评断的。但奇怪的是，电视上转播的选美大赛大家还都爱看。
电影靠的就是一股人气，影展与选美，都是能凝聚人气的活动。电影在本质上是都市属性，就是要把人气、把新闻炒起来。所以做宣传，我都到都市或旅游区等人多的地方，因为它是人为的市场。
《卧虎藏龙》之后，抱着平静的心情，从加拿大飞抵洛杉矶，参加奥斯卡及之前的相关活动，这是我第四次入围，第三次参加奥斯卡。
颁奖典礼当天我带着太太、两个儿子于下午三点多抵达会场，这是我们一家四口第一次一起走红地毯。结果半天下来把我太太累惨了，凉鞋的带子嵌进脚背留下好深的一道痕，事后她说：“真是痛彻心肺！”平常她都是球鞋一双就打发了。不过那天她还是全程陪伴我、支持我。
那天晚上我们是先盛后衰，第一个奖项最佳美术设计由叶锦添拿下，之后是鲍德熹拿摄影、谭盾拿最佳音乐。当最佳外语片由朱丽娅·比诺什宣布“台湾，《卧虎藏龙》”时，大家也都高兴地跳起来，我先是拥抱坐在身边的太太，接着和工作伙伴们相拥祝贺，上台致辞时，我感谢美国影艺学院的肯定外，同时也谢谢两岸三地的工作伙伴及亲友。
就这样，前面一直得奖，到了后半段就全部杠龟，是有些可惜。
最佳导演奖公布的一刻，我没得，当时感觉只是有点奇怪，大家都回过头来安慰我，说没有关系，镜头照到我，我正在拍手。史蒂文·索德伯格（Steven Soderbergh）那边则爆出欢呼及掌声。我很抱歉没拿下导演奖，没机会再次上台用中文谢谢双亲及家人，太太则安慰我说：“没关系，人不可以太贪心！”。
我是从拿下金球奖最佳导演后，才开始觉得角逐奥斯卡最佳导演有点希望。之后，没想到英国的BAFTA颁给我，美国导演公会又是我拿。导演公会的最佳导演奖很难拿，由内部成员投票，是个最核心、最男性、最白人的奖，听说是年轻一辈的导演支持我。拿了这个导演奖后，我心里才比较笃定了些，有了点信心。所以，奥斯卡是我唯一为“最佳导演”准备感谢稿的一次，结果反而没得。
身在人家的地头上，能拿下四座奖已经很不容易了，也算是为华语片争光了。奥斯卡73年来，毕竟这是亚洲电影第一次拿下四座奖。在我眼里，三个技术奖及十项提名来得更重要及有意义，那个面子比较大，是对影片整体制作的肯定。
这次总算是争了一口气！
我没想到自己会走到今天的局面，大概是时势造英雄吧！
说来幸运，出道至今，我碰到一群好伙伴，他们激发我、帮助我，包括我的选材。其实任何一部电影，都是一群人的成绩，只是以我作为代表，以我的意愿出发，还不一定以我的意愿收尾。
江湖行走多年，我越来越觉得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不是我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不论有多冒险新鲜，最后总要落实归根，很奇妙也很俗套。为此，我经常要寻找新的题材。在摸索中，有时有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到最后搞不通，或弄到一半，又总得回到自己的习惯和文化本性，回到熟悉的情感或理路当中。
在整个过程里，我要去体验，得承担后果，但不管我体验到什么，结果并不会因为我认知的不同而改变，每次我都是拼命去做，尽最大的努力，毫无保留。总觉得唯有个人的奋斗意志到位，才对得起大家，我才能够坦然。
回首十年电影路，我走得不快，但感觉很丰富，拍片时，我试图走入一个自造的梦境，似睡似醒，支离破碎，但又似自有理性。
十年来，我到各地拍片，但不论在台湾、英国、大陆或美国，都是我跟这个系统（演员、工作人员等），跟我的天性想法，跟财务，跟文化，跟运气，跟观众等等的协调过程。有些能解决，有些不能，我就得应变。我觉得，人生就是一连串的周旋协调，人没有绝对的自由，每过一条路、翻一座山，我便要去克服或绕道，，观众从痕迹里或许会看出一点意思，产生共鸣。
拍电影就是这样，它可能是个俗套，可是当我亲身去做后，我知道它不是。戏假情真,它是很真切的一个体验，里面有着我多少的挣扎，而且我是带着多少人和我一起择扎。它是我将思绪表达在纸张、胶卷、音符等媒体上的一个烙印。它是一种颠倒众生、真情流露的做作。
《卧虎藏龙》前后对我是个转折。一部电影一个世界，每拍片一部，我就像是过了一辈子。此时此刻，我开始回顾我的部部电影，感觉好像我的前世今生，都投影在当时拍摄短片的这个时刻里。
拍片及家，是我生活的两面，梦境与现实合而为一时，我开始有种感觉，好像和另一个时空的我有了碰触。现在的我和前十年的我开始对话，新片与旧作开始交谈。现在筹拍新片时，我不由自主地开始找寻我的过去。
我总觉得，每当清醒时，我们的意识管制着潜意识。只有在梦境或如梦幻的电影里，自己去找寻解脱的出口。在电影世界里，我们的潜意识得以自由驰骋，我们的意志可以获得满足，它吸引我不顾一切地前去，尽情地被照我的想象去建构一个理想世界。
我可以处理电影，但我无法掌握现实，面对现实人生，我经常束手无策，只有用梦境去解脱我的挫败感。在现实的世界里，我一辈子都是外人。何处是家我也难以归属，不像有些人那么的清楚。在台湾我是外省人，到美国是外国人，回大陆做台胞，其中有身不由己，也有自我的选择，命中往定，我这辈子就是做外人。这里面有台湾情、有中国结、有美国梦，但都没有落实。反而在电影的想象世界里面，我觅得暂时的安身之地。
对于现实人生，我似乎一向只是心不在焉地应付着，有一搭没一搭、藕断丝连地稀松联系着；而在电影梦境里，反倒比较能够专心致意。我一遍又一遍地去到那个地方，它是一个梦，是我企图寻回的“失”去“乐园”。
从儒释道的文化环境里出来，我习惯用东方式的协调来表达，接触西方的戏剧、宗教、文化及电影后，我又产生对冲突抗争及梦境的渴求。
我就像《卧虎藏龙》里的玉娇龙相思的不见得是大漠中的罗小虎，而是我内心深处的浪漫情怀，令人动容，撕心裂肺。有时我想，电影之于我，又何尝不是我梦中那份令人惊蛰的心境？
它就是玉娇龙一跃而下，隐入不知处的云深！
我觉得电影最大的魅力，就是它显示了我们未知的部分，而非已知的部分。有时候我真想留在电影世界里就不出来了。从银幕另一端，欣赏我们的现实人生，说不定比看电影还精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