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汀30年：如果没有他，好莱坞多无趣

随着《好莱坞往事》物料的不断爆出，昆汀又一次通过“电影”的方式回到了公众的视野。“替身演员”、曼森家族、李小龙、莱昂纳多和布拉德·皮特的空前合作；短短一分半的预告片便已拉满观众对这部电影的期待值。

而锁定今年戛纳主竞赛的消息，则为这部新作品的质量又上了一层保险，也使2019年的戛纳电影节更有看点。

3月27日是昆汀·塔伦蒂诺的生日，在这个有意义的日子里，我们不妨重新回顾一下这位电影鬼才的迷影生涯、感受其用胶片解构一切的野心。

1.为“电影”而生，为“电影”而创作——昆汀个人生涯

昆汀·塔伦蒂诺，1963年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东部的诺克斯维尔市。其父母都是电影爱好者，“昆汀”这个名字就来源于伯特·雷诺在《枪之烟火》中所扮演的角色。

4岁时，昆汀父母离婚，其母改嫁了一位作曲家，在继父的熏陶下，年幼的昆汀涉猎了大量稀奇古怪的文化，也对艺术与电影有了初步的了解。

8岁时，昆汀随家庭迁居洛杉矶，在好莱坞的大环境下，昆汀对于电影的兴趣更上一层楼。在校期间他就尝试过用照相机拍摄校园和同学们，甚至还因此挨过打。

高中时期，一心想成为演员的昆汀毅然从学校退学，去当地一家电影公司学习表演。但他的表演学习之旅并不顺利，他的天赋异禀让他对老师的教学颇有微词，甚至会在上课时指出老师表演的失误，这使他的学习变得艰难。

1984年，21岁的昆汀觉得再也学不到任何新东西，也得不到参演电影的机会，便离开了公司，前往曼哈顿，在一家音像店做营业员。

在音像店打工的日子里，昆汀看了无数部电影，其最钟爱的便是西部片和香港电影，吴宇森、林岭东、刘家辉这些西方人并不那么熟悉的名字，昆汀却能侃侃而谈。

音像店时期的积累，对他之后的创作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类型片为主的观影习惯，使得其对类型片元素、类型片叙事结构具有极高的敏感度和较深的理解。甚至《落水狗》的情节与林岭东的《龙虎风云》都不少相似之处，这足以见其受类型片影响之深。

这一时期的积累，也潜移默化影响了他的创作风格；既非科班出身，也不靠混迹片场积累经验，而是依靠大量观摩影片形成经验，这都使得昆汀与主流电影创作者截然不同。也正是这种独特的知识结构，使他的创作不受规则的束缚，甚至在必要时敢于突破电影常识。

1987年，他完成第一个长剧本《真实罗曼史》。仅在一年之后，他又完成了大名鼎鼎的《天生杀人狂》的剧本，这无疑为他打开了电影界的大门。也正是在这期间，他在多部电影、电视剧中客串小角色，一步一脚印地在好莱坞摸爬滚打、积累经验。

托尼·斯科特《真实罗曼史》1993

奥利佛·斯通《天生杀人狂》1994

因为《天生杀人狂》，他本可依靠奥利佛·斯通顺风顺水地混迹好莱坞，可昆汀却在对这部电影的构想上与奥利佛·斯通闹得不可开交，甚至一度拒绝编剧署名。

奥利佛·斯通导演

昆汀对《天生杀人狂》的看法是“好玩的、有趣的”；奥利佛·斯通则认为它该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胳膊拧不过大腿，最后这部电影还是成了奥利佛·斯通想要的模样。

《天生杀人狂》

也并不是说谁对谁错，这件事能反映出的其实只是两人成长背景的不同和创作思维的不同罢了。昆汀想要的无非是更加纯粹、去杂质化的电影，也可以说是更”电影“的电影，最大程度保留电影的趣味性，对他来说最为重要。

1991年，他用出售《真实罗曼史》剧本的稿费拍摄了他的长片处女作《落水狗》，在这部影片中，昆汀个人独特的创作风格才展露头角：小格局下的强戏剧冲突、风趣幽默的人物台词、满满的B级片喜剧片元素，四处喷溅的血浆。

1992《落水狗》

这部小成本影片当年一经公映，便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关注度，世界由此开始知晓昆汀·塔伦蒂诺这样一个天马行空的年轻人的存在。

之后的故事则家喻户晓，1993年昆汀的第二部电影《低俗小说》推出，世界为之震惊；31岁的毛头小子昆汀第一次来到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便不可思议般地击败了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红》、张艺谋的《活着》等名导大作，夺得金棕榈大奖。

1994《低俗小说》

昆汀这部电影的确异想天开：非线性叙事与环状结构、流行文化的自嘲语调、杂糅的类型元素。昆汀也在《低俗小说》中近乎完美地达到了当初《天生杀人狂》想要的效果：“让电影好玩有趣。”

它大胆抛弃了电影之外过多的引申，转而在电影本身的剪辑、叙事结构、配乐、影像风格上将想象力发挥到某种极致，可以说昆汀真正做到了为“电影”而创作。

1994年，昆汀在戛纳

在《低俗小说》之后，昆汀与他人联手，合作了《四个房间》和《杀出个黎明》，不光过了一把戏瘾，在此期间他广泛积累了圈内的人脉，也同自己的多年好友罗德里格兹进一步培养了默契。

1995《四个房间》

1996《杀出个黎明》

1988年，昆汀推出《杰基·布朗》，一部犯罪喜剧片，改编自小说《多味果酒》，这也是他头一次尝试对小说进行改编。尽管昆汀对文本进行了大幅度改编，但电影呈现出来依然少了些昆汀式的力度，就连昆汀自己也承认：“我的这部影片的故事没有发生在我的世界里。”

1997《杰基·布朗》

2003年开始，昆汀接连推出《杀死比尔》和《杀死比尔2》；按吨计量的血浆、炫酷的武士道与中国功夫、快意恩仇的武侠故事，和一贯的机关枪式的滑稽台词，使《杀死比尔》系列成为极具昆汀个人风格的代表之作。

2003《杀死比尔》

有趣的是，《杀死比尔》也是昆汀圆迷影梦的一次奇妙体验，他请到了一直青睐的刘家辉来出演角色、袁和平来担任武术指导，这也正是《杀死比尔》港片气息的由来。

在这之后，昆汀的创作似乎更加随性所欲、不拘一格，也开始尝试各种不同的题材。2007年，与罗德里格兹联手合导的《刑房》中的《金刚不坏》，他延续《杀死比尔》中对女性的描绘与揣测，并利用章节分割故事，形成一种数据库检索式的叙事结构。

2007《金刚不坏》

2009年的《无耻混蛋》则大胆地用电影去解构、戏谑历史，在场面调度上做出舞台化尝试。值得一提的是，沃尔兹在本片中演绎的反派汉斯兰达上校实在魅力十足，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完美主义骗子”的腐败魅力。

2009《无耻混蛋》

2012年的《被解救的姜戈》，昆汀又进驻西部片领域，塑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甚至带点黑色电影色彩的半架空西部世界。在此片中，昆汀也再次发挥了迷影导演的特长，掺杂了大量“通心粉式西部片”的类型元素。其余的，则一如既往地快意恩仇、戏谑历史、血浆四溅。

2012《被解救的姜戈》

2015年的《八恶人》，昆汀选择继续驰骋西部世界，只不过来到了漫天大雪的怀俄明州。这次昆汀似乎更加接近早期的创作风格，叙事风格又回到了小格局下由多角度、多线索混杂爆发出的强烈戏剧冲突，而舞台化调度在这一部中也终于日趋成熟。

2015《八恶人》

昆汀一直在突破、一直在尝试，似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束缚到他，除了对电影的热爱；当他扛起摄影机的时候就只是为了电影本身，这份纯粹，即是他写给电影的情书。

2.类型与反类型、解构与游戏化——昆汀电影特色

虽说昆汀在拍摄电影的时候更多选择性过滤掉电影之外的引申，但这并不意味着昆汀的电影是纯娱乐化的。

相反，正因他极其专注于电影本身，才最终产生了一种独属于昆汀个人的风格特色：在类型与反类型之间的巧妙周旋、解构主义、游戏化；这些东西恰恰就是潜藏在血浆和粗口之下的珍宝。

类型与反类型

类型片诞生于派拉蒙法案之前的好莱坞，当时制片厂实行发放一体制度。它们通常在自己的院线放映自己摄制的影片，并观察影厅内观众对哪些桥段的反映特别剧烈。依据这种反应的不同，将这些桥段分类归纳，再摄制同类影片时便可直接模仿改编，以简化电影制作流程。

随着类型片的发展，类型片的摄制也愈发精细化，从对桥段的模仿逐渐变成了对类型元素的重复，比如惊悚片里的雨夜、黑衣人，动作片里的英雄救美，再到最广为人知的西部片里的牛仔、左轮、决斗。

作为在好莱坞开始电影生涯的导演，昆汀显然有极强的类型片意识，黑帮片《落水狗》《低俗小说》，动作片《杀死比尔》系列，西部片《八恶人》《被解救的姜戈》，几乎昆汀的每一部电影都可以被归到一个类型之中。

然而，昆汀的这种类型意识除了来自好莱坞大环境的影响，更多的来自其年轻时期对大量类型片的观摩。极为庞大的观影量，使得昆汀的类型化并不停留在单纯的对故有桥段的模仿，而是对多个类型进行杂糅，甚至出现了跨文化语境的类型融合。

比如《低俗小说》开场的抢劫与紧随其后的枪击，让观众落入黑帮片的概念中。然而在文森特与米娅相遇之后，影片风格忽然转变，大量双人对话与细节展示出一种近似爱情片的感觉，当两人在舞池上翩翩起舞时，甚至颇有歌舞片的意味。

而《杀死比尔》系列则更为明显也更加大胆：B级片的影像基调、香港武侠片的叙事结构、日本剑戟式的动作戏调度、黑色电影的冷幽默与巧合，甚至在第一部的结尾直接致敬《修罗雪姬》。

杂糅、混搭、戏谑，即使昆汀的类型化已经如此独特，他也依然没有止步，在探索类型的同时，他也在同时寻求反类型的表达：《低俗小说》中主线人物文森特莫名其妙的死亡、《被解救的姜戈》中黑皮肤的牛仔，以及《杀死比尔2》中乌玛·瑟曼一指捅瞎达丽尔·汉娜的另一只眼睛。

在电影的叙事中，昆汀有意识地通过意外事件来破坏类型元素，或者是直接打破类型片叙事套路，这使得昆汀的电影观感变得完全不确定化。一方面，影片无处不彰显着类型片的独特气质，另一方面，导演不断破坏类型、嵌入类型，观众观看类型片习惯性带有的“预知感”，在昆汀的电影中荡然无存。

就好像昆汀就坐在银幕后面嘲笑观众：“你看这就是类型片啊，可你真的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吗？”正如《低俗小说》自诩“低俗”一样，昆汀以一种极其后现代的叛逆姿态面对大众：“它融合新潮的、老套的文化，涵盖各种八竿子打不着的类型元素，你要如何评判它的高下美丑我一概不管，我反正已自认‘低俗’。”

解构与游戏化

前面提到昆汀电影的类型化与反类型，而实际在类型周旋的过程中，昆汀已践行了解构主义的手法。解构主义最为本质的即是对于固定结构的“厌恶”，引申到电影语境便是叙事结构。

无疑，《低俗小说》是结构上解构最为彻底的一部经典作品，用“非线性叙事”概括它其实过于笼统，在我看来《低俗小说》是真正尝试“摧毁”叙事结构的一部影片。

结构必然带来逻辑化，意味着“故事”是被放在“结构”固定逻辑的一个框架里运行的，无论如何改变框架的形状，故事的运行也永远存在一个既定逻辑。

而《低俗小说》所做的就是尝试“拆毁”框架，它几乎是冲破了结构的束缚，将故事本身直接搬到观众的面前，而此时引导观众们观看故事的将是人物本身，即解构主义中“符号”的定义。

人物作为故事的一个个符号，从结构那里夺回了诠释“真实”的权利。然而，每个“符号”产生的个体性的阐述必然不同，这也就必然导致了故事“客观事实的失真”，故事的叙述也将因此变得毫无逻辑可言。

所以在《低俗小说》中，我们跟随的不是“事件”，是一个个人物，我们听人物阐述自己在“故事”中的遭遇，再经由我们自己对比分析，便会发现交叉、错乱、甚至完全的颠倒黑白，这一切都是源于“结构的逻辑”在这部电影里的缺位。当然作为观众，我们同样拥有“符号”的权利，得以自由拼接这个故事，并向他人阐述。

昆汀其次解构的则是文化与历史，作为一个异国文化的狂热爱好者，昆汀似乎乐衷于此。《杀死比尔》系列中他就将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大胆解构，并将其以自己的方式诠释：日本刀的铸造源于复仇、中国武术的传授却无欲无求，昆汀用自己“片面”的观点将错综复杂的两大文化简化为只存在“单一差距”的两个事物。

实际上在被解构后，昆汀作为创作者在电影中便拥有了对两大文化的“短暂拥有权”，所以他肆无忌惮地恶搞，并制造一系列事件，让两大文化以客观的形式进行对抗。

当然，这个对抗过程，也不过是为了营造更强的视觉噱头，以及满足昆汀的“恶趣味”，其对两大文化的认知，也清晰地体现出昆汀对中国武侠文化似乎更加钟爱。

对于历史的解构在《无耻混蛋》里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这部电影中，“历史”绝对是其次的，昆汀反而是在用电影创造历史，人物前史的虚化、极其舞台化与设计感的场面调度、夸张的人物表演、迷影文化的嵌入、对真实历史人物的戏谑，昆汀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告诉你“这都是假的”。

影片《无耻混蛋》脱胎于历史，但同时也粉碎历史。昆汀从一个名为“二战”的盒子里拿出来一大堆历史的碎片，然后把盒子烧掉，让你只能看这些碎片。碎片在这里也其实就是“符号”，昆汀只不过是又一次把诠释“真实”的权利还给了这些碎片罢了。

但这种行为却恰恰同这部电影的叙事相呼应，我们仔细回想一下，《无耻混蛋》中我们好像又是跟着人物在走，它不过是昆汀的又一次“阴谋得逞“罢了。

昆汀的电影充满血浆与暴力，可却鲜少有人抱怨于此，甚至将他抬高到”暴力美学“的层面。这正是因为昆汀电影中刻意的游戏化设定使得观众将影像与真实隔离，标准的cult片《金刚不坏》便是最好的例证。

影片两段式的故事，就像是昆汀做的两场实验，数据库检索式的结构给了昆汀一个实验箱。里边有常量：变态飞车男、美脚黑人女、白人傻白甜，当然也有变量：猛女和那把手枪。昆汀将这些变量与常量分两次”排列组合“设定在莫名其妙的一个环境里（体现为一点前史都不交代），让它们在其中自由反应碰撞。

所以看完两段故事后，观众会很直观地感受到，前后改变什么，最后就会变化什么，这就是得出的所谓结论。而在观影的过程中，因为创作者游戏化、实验化的“胡乱设定”，观众会认定影像的虚假化。

那么自然，断肢乱飞、鲜血喷涌也只会让观众清楚地认识到这不过是塑胶玩具和血袋的把戏罢了。恐惧感会让我们远离一切事物，也只有当恐惧感消失时，我们才能调动所有的感官，做出最直观的反映。而昆汀电影中的很多血腥暴力场面，本不就很幽默、很无厘头吗？

当然就像拍电影只为“电影”一样，昆汀并非把解构主义当作教条，其解构的目的依然是为了让其他因素让位于电影本身。昆汀也承袭了解构主义的一些精神：反对权威，反对理性的崇拜，反对用二元对抗去解释一切，同时尊重个体差异、包容开放。

2018年，对于昆汀来说，似乎是个五味杂陈的年份，老东家哈维·韦恩斯坦身陷丑闻，好基友罗德里格兹去拍了《阿丽塔：战斗天使》；55岁的昆汀也终于结了婚，妻子的脚还算美，不过可能比不上乌玛·瑟曼。

不过无论忧虑还是欢喜，昆汀一如既往散发着恶趣味，全身心地投入到《好莱坞往事》的摄制当中。这次，他又有不少新伙伴陪他“玩电影”，希望他依然能玩得开心。以及，《了不起的巴斯特》中居然意外看到了他，一如既往的粗口与油腻。

最后提醒大家一下，电影《好莱坞往事》目前放出的预告片，估摸着和正片也没有太大关系，大家乐一乐就好。

作者| 黄摸鱼；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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