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之乱”的起始不应让一个女人承担。
乱天下者，岂止八王
“八王”分别是：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礒、河间王司马颙、 、成都王司马颖、长沙王司马硋、东海王司马越。
根据史书记载，参战的西晋宗室王公，至少还有如下几人：淮南王司马允、新野王司马歆、范阳王司马羉、东平王司马楙、平昌公司马模、东瀛公司马腾等。
“八王”同传，都列在《晋书》第59卷。《晋书》的作者房玄龄等人对于西晋灭亡的原因，毫不客气地归咎于“八王”，他们说：“西晋之政乱朝危，虽由时主，然而煽其风，速其祸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论之，总为其传云耳。”意思就是说，西晋政治的混乱危机，虽然是由于当时的皇帝所造成，但是“八王”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却加速了祸乱的到来，归根到底，错在“八王”。
被黑化的皇后贾南风
引起“八王之乱”的原因是什么？传统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八王之乱”是由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干政引起的。但主要原因真的是一个丑女人造成的吗？（我不喜欢这女人更不是洗白）但必须客观地看待历史事实。
贾南风（257-300，小名峕，平阳襄陵即今山西襄汾人），在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嫔妃皇后中，绝对称得上另类。因为据说她不但皮肤黑、长相丑陋，而且性格品行都非常不好。常理之下，这样的女人是不可能成为皇帝老婆的，因为大凡皇帝纳后、皇子纳妃，首要的条件就是长相漂亮，其次就是性格温良贤淑。可是，这个贾南风不但长相奇丑，性格也十分的粗鄙无礼，还是一个泼皮无赖的醋坛子。
那么，当初贾南风凭什么被选为司马衷的太子妃呢？是不是晋武帝欺负儿子是傻瓜，存心给他找一个一无是处的母夜叉呢？当然不是。
本来，按照晋武帝的意思，他是想给儿子司马衷娶卫馞的女儿作为妃子。他说卫馞的女儿有“五可”——“种贤而多子，美而长白”，而贾充的女儿有“五不可”——“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卫家的女儿基因好、能多生孩子、美丽、个子高、皮肤白；贾家的女儿正好相反：基因不好、生孩子也少、长相丑陋、个子矮小、皮肤黑。
但是，司马炎的皇后杨艳，也就是司马衷的生母，因为得了贾充妻子郭氏的好处，就极力为贾南风大唱赞歌，说她十分“贤良淑德”。（很是怀疑小衷衷是他娘垃圾堆捡的）为了增加说服力，杨艳还暗中联络了太子太傅荀靑（yǐ）、中书监荀勖等人，让他们也一起为贾南风叫好。例如，荀勖就吹捧贾南风，说她才色绝世，而且有才有德。
荀靑、荀勖二人既是晋武帝司马炎亡魏成晋的亲信功臣，荀靑又是太子司马衷的老师，所以，他们的话对于晋武帝来说很有分量。晋武帝最后同意了这门亲事,是因为有皇后杨艳、大臣荀靑、荀勖等人的坚持与劝说。但更重要的还是在政治方面的考量，因为他们代表的是朝中的一股政治势力，晋武帝要稳固统治，自然不能不向他们妥协。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根据史书记载，贾南风不仅妒性酷烈，而且很残忍。据说她曾亲手杀了好几个人，还曾经亲手执戟，直接刺向其他怀孕嫔妃的肚子，结果那个嫔妃肚子中的孩子“随刃堕地”。这残杀的，可是自己的孙子啊！于是，晋武帝司马炎就生气了，准备废黜这个残忍的儿媳妇。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人出面替贾南风说好话了，有人说贾南风年龄还小，妒忌也是女人常有的情态，等她长大了，就会好的。
杨艳的叔父杨珧也站了出来。他提醒晋武帝，说：“陛下忘贾公闾耶？”
贾充（271-282，字公闾）杨珧的意思是说：您该不会忘记贾充的功劳吧？贾充有什么功劳以至于杨珧等人都记得这么牢？
根据史书记载，贾充出身寒门，是个“有刀笔才，能观察上旨”的人，就是说他善于揣摩主人心思，善于投机取巧的便佞小人。贾充在司马师当政的时候，在平定诸葛诞一役上有功。更重要的是，司马昭主政的时候，正是在贾充亲自指挥下，杀死了曹魏的皇帝——高贵乡公曹髦，这是他为司马氏所立下的最大功劳。
尽管司马氏也无时不刻在想着如何搞死曹髦，但他们一向标榜“君臣礼教”等，其他一些追随司马氏的士族，如琅邪王氏、颍川荀氏、弘农杨氏等，也都不好意思公开去这么干，因为他们还要顾及自己“名教徒”的脸面。于是，这种事情只能由贾充这样出身“寒族”的人来干。因为在他们看来，像贾充这样出身低贱的小人，是没有脸面需要顾及的。所以说，贾充指使成济杀掉曹髦，实际是为司马氏解决了一个最棘手的难题，其功莫大焉。司马昭父子对于贾充自然感恩戴德，王氏、荀氏、杨氏等世家大族，对他当然也是心存感激。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保全自己“名教徒”的颜面了。
此外，贾充在晋武帝本人帝位的稳固方面，也大有功劳。据记载，司马昭一度想把王位传给司马攸（248-283，字大猷，小字桃符，晋文帝司马昭次子，晋武帝司马炎同母弟，过继给伯父司马师），但是遭到贾充的坚决反对。贾充认为司马炎有人君之德，而且又是嫡长子，坚持应该由司马炎继承王位。所以，在司马昭弥留之际，司马炎向父亲询问后事，司马昭特别向他提到了贾充，说：“知汝者贾公闾也。”可见，司马炎能够顺利继承王位，与贾充的当年不遗余力的支持也大有关系。杨珧提醒晋武帝不要忘记贾充，指的就是这些。
除了杨珧跳出来替贾南风说话外，荀勖在这件事情上也很卖力。朝中有这么多重要人物都替贾南风说话，表明的依然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贾南风的背后，有强力的政治支持。这才是贾南风能够被选入宫，并站得住脚的根本原因。
毋庸讳言，贾南风的历史形象非常不好。史书所载有关她的那些丑恶行径，并非全属诬蔑之词，也就是说，贾南风的确不是一个善类。但是抛开个人感情的因素，我还是认为，贾南风的形象确实被史家大大地丑化了。道理很简单，因为贾南风最后的结局，是以一个失败者的面目而载入史册的。至少在与“八王之乱”的关系上，历来的讨论或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偏颇之处。
武帝逝皇权争斗开幕
汝南王司马亮为晋武帝司马炎的四叔，属于长老级的宗室亲王，因此，晋武帝司马炎在临终前特意留下一道遗诏，按照这道遗诏，辅政大臣应该是两个人，即：汝南王司马亮和晋武帝的岳父杨骏。尽管弘农杨氏家族从太康（280-289）时期以来就攫取了相当大的权势，但杨骏深知，自己的权力来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凭借皇后父亲的身份。这个身份在皇帝死后，究竟还能够起多大作用，就不好说了。和司马亮宗室亲王的身份，自然更加没有可比性。
因此，出于巩固权力的考虑，杨骏抢先一步从中书监华訥手中“借”走了诏书，说是看一下就还，但是杨骏借走诏书之后就没有了下文。华訥心中害怕，便亲自到杨骏家里，想把诏书要回来，杨骏却告诉他说弄丢了，就是赖着不肯归还。至此，杨骏独揽大权的企图，已经昭然若揭。
皇后在晋武帝弥留之际，无力说话之时奏请以自己的父亲杨骏辅政，这样一来，无论杨艳说什么，都会被旁边负责记录“遗诏”的大臣记录下来。就这样，辅政格局由原来的“汝南王亮与骏夹辅王室”，变成了杨骏独立执政。
不过，杨骏虽然一时取得辅政大臣的地位，但由于他“素无美望”“为政严碎，愎谏自用，不允众心”，也就是说，朝中大臣真正拥护杨氏者并不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司马亮当时如果采纳廷尉何勖的建议，断然起兵废黜杨骏的话，应该说还是有机会的。但由于天生的懦弱性格，司马亮终于没有敢放手一搏，反而连夜逃回了自己的封国许昌。
晋惠帝即位之后，杨骏就以太傅、大都督、假黄钺的身份，“录朝政，百官总己”，掌握了朝政大权。为了确保对晋惠帝的操控，杨骏先是将自己的外甥段广、张劭等人安插到晋惠帝身边，并且“多树亲党，皆领禁兵”，将中央禁卫军权牢牢抓在手中。
就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杨骏在惠帝身边安插亲信，以及用亲信掌领禁卫军等措置，主要不是为了应对司马亮等身处外藩的宗室诸王，而是为了对付晋惠帝枕边的皇后贾南风，因为杨骏对这位贾皇后的厉害之处，已有所领教。杨骏的这些举动，贾南风自然也嗅出了其中的味道。就这样，在晋武帝死后不久，西晋后宫中就形成了两股对立的势力，一派以杨骏、晋武帝皇后杨艳父女俩为首，一派以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为首。这两股势力围绕皇权所展开争夺。
晋惠帝元康元年（291）三月，贾南风与殿中郎孟观、李肇及黄门郎董猛经过合谋之后，决定秘密招呼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入京，共同商议对付杨骏事宜。不知由于性格怯懦或其他什么原因，司马亮并未立即赶赴洛阳。倒是楚王司马玮，接到密信以后立刻马不停蹄地赶到了京城。司马玮进京以后，即刻入宫觐见晋惠帝，并与孟观、李肇二人连夜拟定废黜杨骏的诏书。与此同时，另一位宗室成员东安公司马繇与琅邪王司马伷亲率殿中四百将士，做好武力讨伐杨骏的准备。
在此同时，杨骏也得到了消息，立即召集文武百官商讨应对之策。太傅主簿朱振认为，应该火烧云龙门示威，然后打开万春门，调动东宫卫兵及外营军队，以拥护皇太子为名，攻入后宫，诛杀贾南风等奸人。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朱振的建议是可取的，因为当时京城的禁卫军一直掌握在杨骏的亲信张劭等人的手中。司马玮入京时并没有把军队带来，当时他们所掌握的武力，只有司马繇的四百殿中卫士。所以，从双方军事力量对比来看，杨骏一方实际上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完全拥有控制住局面的实力。
但杨骏也是一个性格“怯懦”、犹豫不决的庸才，缺少足够的政治胆略和智慧，竟然当众说出“云龙门是魏明帝花了很大气力才建造起来的工程，我怎么舍得烧了它”这样的蠢话。最后的结局自然可想而知，皇太后杨艳被废，杨骏家族及其“亲党”全部被“夷灭三族”。贾南风之残酷无情，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新的矛盾很快又出现了。杨骏被杀之后，朝政落入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重臣卫馞的手中。无论是首谋杀杨的贾南风，还是操刀上阵的楚王司马玮，都没有能够染指权力中枢。这样，楚王司马玮和贾南风自然就走到了一起。六月，贾南风又以晋惠帝的名义下诏给楚王司马玮，命他率领北军（守卫京师北部的禁军），诛杀了汝南王司马亮和太保卫馞等人。及至楚王司马玮按照命令杀掉司马亮、卫馞之后，贾南风却否认惠帝曾下过这样的诏书，反诬楚王司马玮擅杀辅政大臣，下令将其斩首。经过这样一番折腾，国家大政就完全落入贾南风之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狠毒至极）
贾南风执掌朝政以后，除了重用族兄贾模、内侄贾谧，贾谧文采出众，时人谓之可与西汉贾谊相媲美、母舅郭彰等亲党外，还起用了当时的“名士”张华（232-300，字茂先，西汉留侯张良十六世孙，贾后干政，用为司空）、裴輎用为尚书左仆射、裴楷，用为中书令、王戎用为司徒四人共掌机要，这四个人都是统治阶级中颇富政治经验的人物。
在张华、裴輎等人的尽心辅佐下，西晋政局“数年之中，朝野宁静”，维持了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局面，这个时期从291年到299年，大概有九年的光景。由于有了张华等人的尽力辅佐，虽然皇帝闇弱、皇后残虐，但天下却是一派太平景象。（张良的后人就是强呀）
不过，打破平稳政局的，还是贾南风自己，起因则源于皇位的继承人问题。贾南风先后为晋惠帝生下四个女儿，就是没有生儿子。晋惠帝只有一个儿子——太子司马遹，司马遹的生母是淑妃谢玖，在司马遹被确立为太子之后，贾南风就不让他和生母谢氏相见了。贾南风这么做，按理说也无可厚非，因为在中国古代皇帝制度下，这种情况比较常见。
不过问题并没真正解决，而是随着太子的长大而浮出水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太子司马遹和贾谧等人之间，逐渐产生了矛盾。贾后亲党更是担心太子得政之后，也会像贾后杀杨骏、逼死杨皇后那样来对付自己，于是他们就向贾南风进言，劝贾南风“更立慈顺者以自防卫”。这正好说中了贾南风的心思。
于是，元康九年（299）十二月，贾南风指使董猛等人，诬陷太子图谋不轨，欲加害晋惠帝和她自己，从而将太子司马遹废为庶人。太子司马遹被废黜之后，曾引起朝臣的不满。史书上说“太子既废非其罪，众情愤怨”，不过，当时并没有人公开站出来表示这种不满的情绪。如果贾南风就此收手，也许“众情愤怨”的不满情绪，不久就会平息下来。可是不知为何，贾南风利令智昏，300年三月，她却再次假传圣旨，将幽禁于许昌的废太子司马遹杀害。
这样一来，本就心怀不满的朝臣，对贾南风及其党羽的怨愤之情更加激化。同年四月，掌握宿卫禁军的赵王司马伦及其谋士孙秀就利用这种情绪，一方面派梁王司马前去保护（实为挟持）晋惠帝，另一方面命令齐王司马礒带兵入宫，拘捕皇后贾南风。
据记载，当时贾南风正在和贾谧等人商议正事，贾谧最先发现情况不对头，便想出门看个究竟，结果被司马礒拦腰砍成两截。看见司马礒杀气腾腾的样子，贾南风故作镇静，大声喝斥：“你们想干什么？”司马礒回答说：“奉皇上旨意来逮捕你。”贾南风当然不相信，大声叫嚷道：“皇帝的诏书都是从我这里发出的，你们怎么可能有呢？”司马礒自然不吃这一套，绳子一捆、嘴巴一堵，就把贾南风关进了金墉城——也就是从前贾南风关押别人的地方。又过几天，赵王司马伦感觉留着贾南风终究是个隐患，于是，就在贾南风当初饿死杨皇后的房间里，逼她喝下金屑毒酒自尽，并下令将贾家诸亲友全部灭族，司空张华也被加上“阿附”贾南风的罪名而处死。至此，皇帝周围的贾氏外戚集团完全覆灭。
夺位之争与诸王混战
赵王司马伦发动的这场政变，如果到此为止，不过就是一场局限于中央政权内部的宫廷政变。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后来司马伦废晋惠帝而自立为皇帝的话，诸王混战的局面可能就不会发生。但是，301年正月，赵王司马伦却废黜晋惠帝自立，结果就将局面引向了诸王混战的轨道。因为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司马氏宗室诸王支持赵王司马伦诛杀贾南风的行动，却并不认同司马伦称帝。
301年三月，就在赵王伦篡位两个月之后，齐王司马礒宣布起兵讨伐，并得到了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常山王司马硋的响应。诸王联兵进击，打败赵王司马伦；同年四月，赵王司马伦的亲信左卫将军王舆反水，率七百禁卫军杀入皇宫，迎晋惠帝复位。不久，赵王司马伦即被赐死，同贾南风一样，他也是被逼喝下金屑毒酒而死的。
301年六月，复辟的晋惠帝大封功臣，齐王司马礒功居第一，封为大司马，加九锡，居中辅政；成都王司马颖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加九锡；河间王司马颙为太尉；常山王司马硋为抚军大将军，改封长沙王；东海王司马越为中书令兼侍中；梁王司马肜因为生急病死亡，追封为太宰。 不过，大封功臣并没能够弥合诸王之间的利益冲突，也没能够平息诸王更大的政治野心。于是，围绕皇位继承权的问题，诸王之间的矛盾很快又激化了。
齐王司马礒取得辅政地位之后不久，皇太孙司马尚（晋惠帝司马衷之孙，愍怀太子司马遹第3子，301年八月立为皇太孙，302年三月病死）就病死了。这个消息，对于成都王司马颖来说，无异于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因为按照血缘亲疏关系来排列的话，自己很有可能成为皇太弟，也就是说，一旦晋惠帝有什么不测，自己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继承帝位。但辅政的齐王司马礒却不愿意，他要久把朝政，就必须立一个年幼的皇位继承人，于是他选择晋惠帝的弟弟清河王司马遐的儿子，年仅8岁的司马覃为皇太子。司马礒这么做，就打破了成都王司马颖的美梦，两人关系因此破裂。对司马礒同样心怀不满的，还有长沙王司马硋，因为作为司马颖的六哥，司马硋也有立为皇太弟的可能。
不过，率先起兵反对司马礒的，却是河间王司马颙。302年十二月，镇守关中的司马颙宣布起兵，讨伐司马礒，军队抵达新安（今河南新安）的时候，在洛阳的长沙王司马硋也举兵向阙。经过三天激战，齐王司马礒大败，被司马硋所杀。齐王司马礒被杀之后，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回到各自的老巢邺城和长安，洛阳朝政则由长沙王司马硋执掌。
河间王司马颙自知与晋惠帝血缘关系比较疏远，因此，对于自己做皇位继承人倒是没有多少想法。他的设想是废黜晋惠帝，而改立成都王司马颖，然后由自己做宰相，从而达到专权的目的。成都王司马颖也觉得六哥司马硋不太好弹弄，因此也想搞掉他。于是，各怀鬼胎的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二人又合兵一处，借口司马硋“论功不平”，于303年八月，同时发动对洛阳的进攻。此役，三方集结的军队，总数达到30万人以上，这是“八王之乱”发生以后参战军队人数最多的一次。
304年正月，被围困在洛阳的司马硋集团内部发生分裂，“八王之乱”中最后一个登场的东海王司马越策动禁军政变，拘捕司马硋，把他交给围城的司马颙部将张方，张方就把司马硋放在火上活活烤死。成都王司马颖进入洛阳，不久之后，就废黜了太子司马覃，自封皇太弟。按照血缘关系来说，作为晋武帝之子、晋惠帝的亲弟弟，司马颖自立皇太弟，也可谓名正言顺，其他人自当无话可说。可是，成都王司马颖为人“形美而神昏，不知书”，且“恃功骄奢，百度废弛”，政治搞得比司马礒、司马硋执政的时候还要糟糕。 于是，同年七月，统率禁军的东海王司马越就以拥戴晋惠帝为号召，举兵讨伐司马颖。双方在荡阴（今河南荡阴西南）激战，结果东海王司马越大败，逃回封国东海（今山东郯城北），晋惠帝又落入司马颖之手。
就在东海王司马越与成都王司马颖激战的时候，河间王司马颙的部将张方乘机攻克洛阳。与此同时，幽州刺史王浚联合鲜卑段务尘，乌桓羯朱及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起兵，讨伐司马颖，联军攻入邺城，成都王司马颖只得挟持晋惠帝投奔洛阳的张方。
304年十一月，战败的张方带着成都王司马颖和晋惠帝前往长安。到达长安后，成都王司马颖就被河间王颙废黜，豫章王司马炽被立为皇太弟。
305年七月，在一年前败逃山东的东海王司马越卷土重来，进攻关中。306年六月，河间王司马颙战败，晋惠帝又被司马越夺还洛阳。不久，司马颖、司马颙相继被杀。朝政落入东海王司马越的手中。至此，历时十六年的“八王之乱”宣告落幕。
传统观点一向都把贾南风杀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的事件，看成是“八王之乱”的开始。其实贾南风杀杨骏，带有后宫争宠的性质，其出发点当然是为了自己能够揽权，但在一开始也多少代表了宗室亲王的意愿，至少是做了汝南王司马亮想干而不能或不敢干的事。
就历史的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是诛杀杨骏，还是诛杀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都还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宫廷政变，其影响主要还是局限于统治阶级的上层权力之争，甚至并没有扩散到整个中央政权，更没有造成全国性的混乱和民众的生灵涂炭。而且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这几次宫廷政变中，贾南风都表现出了相当高超的政治智慧，更表现出她残酷无情的本性。
由此看来，将“八王之乱”的起始，归咎于贾后干政，是不公平的。贾南风杀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的事件，实际上仍然只能是一场影响局限于中央内部的宫廷政变，和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宫廷政变，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
“八王之乱”的性质后来发生改变，由宫廷政变演变成为宗室诸王之间的大混战，是从公元300年四月赵王司马伦诛杀贾南风之后，才一步一步形成的。从上面所讲“八王之乱”的过程来看，动乱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灾难，实际上开始于赵王司马伦发动政变杀死贾南风。换句话说，正是在贾南风被杀之后，西晋政局才真正失去了控制！因此，把贾南风定为引爆“八王之乱”的祸首，并不符合历史实情，将“八王之乱”引向涂炭生灵的诸王混战，乃至进一步的天下大混乱，其始作俑者，应该是赵王司马伦。
八王之乱形成的原因
在众多传统看法中，有两种观点最有代表性，一种观点认为，引发“八王之乱”的根本原因，在于晋武帝大封同姓诸侯王。这个说法的大意是：西晋建立以后，晋武帝认为曹魏的灭亡，是由于没给皇族子弟权力，造成了曹魏皇室孤立无援。所以，晋武帝在即位后，分封了二十七个同姓诸侯王，每个王国都有自己的军队，王国的文武官员都由诸侯王自己选用。晋武帝以为，这样一来，有许多亲属子弟支持皇室，司马氏的政权就可以长治久安了。但他不知道这样做，反而种下了祸根，为后来“八王之乱”埋下隐患。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八王之乱”虽非晋武帝大封同姓诸王所造成，却是他任诸王以方面重镇，赋予权力过大的结果。
如武帝末年，用秦王柬都督关中，楚王玮都督荆州，淮南王允都督江、扬二州，汝南王亮出镇许昌。惠帝即位，用梁王肜、赵王伦、河间王颙等先后镇关中，成都王颖镇邺。赵王伦擅政，用齐王礒镇许昌。一切割据称雄与举兵向阙的事情，也均由此而起。所以八王致乱，不是在于司马炎大封同姓诸王，而是在于司马氏任诸王以方面重镇之故。
其实无论曹魏还是西晋的都督，都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的都督。它的建立或存在，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巩固专制皇权，而不是威胁或危害中央集权。基于这个考虑，因此，无论曹魏还是西晋，均对都督采取了非常严厉的限制和防范措施。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都督没有治民权，正常情况下不兼刺史，刺史另由中央政府委任。曹魏西晋的都督，仅仅有权指挥刺史的州郡兵，行政、财政权力还是掌握在刺史手中。由于这个原因，刺史有时甚至在军事上，也敢于否决都督的命令。
第二，都督没有任命属官的权力，这个权力属于中央政府。
第三，都督没有自行发兵、募兵的权力。
基于以上这些限制，我们就会看到以下情形：
首先，在晋武帝一代，无论异姓都督或诸王兼都督，所发挥的作用，主要都表现为巩固了西晋的统治，如在灭吴、戍边等军事行动中，军事主力都是各个地方都督。
其次，在晋武帝一代，从没有发生过都督叛乱的事件。因为无论是异姓都督还是诸王兼都督，他们心中都十分清楚，自己的权力来源于皇权，一旦用掌握的权力对抗皇权，最终只能落一个可悲的下场。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认为：魏晋在建立都督制度，赋予都督重权的同时，又对它进行了种种限制和防范，目的就是为了让它在服务于专制皇权的同时，又不致变成分裂割据的力量。再从晋武帝统治的实践来看，无论异姓都督或诸王兼都督，都基本符合这一要求。在晋武帝统治的26年中，都督南征北讨、立功累累，却没有一例叛乱发生，就是最好的证明。
因此，把这样一个明显有利于专制皇权的制度，看成是“八王之乱”爆发的原因，恐怕是过于强调了都督权重的一面，而忽视了对它限制、防范的一面，因而，这种看法不能令人信服。
庸才不堪大任
以上两种观点都不能成立，那么，“八王之乱”的爆发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其实“八王之乱”之所以爆发，主要是因为“晋武帝在世时安排的皇位继承人及辅政大臣不得其人。”就是说，是晋武帝司马炎用人失误造成了后来的混乱局面。
晋武帝在用人方面的失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接班人没有选好，二是辅政大臣安排不当。
先来看第一个失误。根据当时的情况，可供晋武帝选择的皇位继承人有两个，一个是后来的晋惠帝司马衷。他是皇后杨艳所生，由于司马衷的哥哥早死，几个弟弟又都年龄太小，所以，泰始三年（267）他就被立为太子。从制度的层面来说，司马衷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这没有任何问题。不过，司马衷的智力有缺陷，多数人干脆就说他是白痴。
第二个是亲弟弟司马攸，聪明能干，大臣们极力进谏，也是最好的选择，但晋武帝执意要立傻儿子做继承人。
第二个失误是晋武帝司马炎找两个庸才辅政，晋武帝是有意如此的。对于杨骏和汝南王司马亮，晋武帝看中的正是他们的平庸无能，在晋武帝看来，用这样两个人辅政，可以确保他们不会产生非分之想，从而就可以保证晋惠帝皇位的稳固。但是，历史无情地嘲弄了晋武帝。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愎谏自用”的杨骏，竟然敢于排斥汝南王司马亮，而懦弱的汝南王司马亮也会乖乖地听任杨骏的摆布，束手无策！
当然，他更没有想到的是，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西晋统治集团中，怎么可能容许由两个庸才来给一个白痴皇帝辅政，而不产生争夺之心？所以说，正是由于晋武帝在用人方面的失误，埋下了后来权力斗争的隐患。包括“八王之乱”在内的一切动乱，都根源于晋武帝司马炎临死之前的人事安排。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失误连连的人事安排，而是用人得宜、安排得当的话，不但“八王之乱”可能不会出现，而且诸王或诸王兼都督都必将继续有力地巩固西晋王朝的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