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告别》摘录
摘自《最好的告别》
Atul Gawande
彭小华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5年8月第一版
P115
1908年，哈佛大学哲学家约西亚·罗伊斯（Josiah Royce）写了题为《忠诚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Loyalty）一书。罗伊斯关注的不是衰老的考验，而是一个谜，这个谜对于任何一个思考其必死性的人至关根本。罗伊斯想弄明白，为什么仅仅存在，仅仅有住、有吃、安全地裸着，对我们是空洞而无意义的？我们还需要什么才会觉得生命有价值？
他认为，答案是：我们都追求一个超出我们自身的理由。对他来说，这是人类的一种内在需求。这个理由可大（家庭、国家、原则）可小（一项建筑工程、照顾一个宠物）。重要的是，在给这个理由赋予价值、将其视为值得为之牺牲之物的同时，我们赋予自己的生命以意义。
罗伊斯把这种超越我们自身的理由献身的行为成为忠诚。他认为这是个人主义的对立面。个人主义以个人利益为首，把个人的痛苦、愉快和存在作为最大的关切。对于一个个人主义者，忠诚于与个人利益无关的事情是奇怪之举。当这种忠诚涉及自我牺牲的时候，它甚至会令人惊恐——这种错误的、不理性的倾向会使个人受到暴君的剥削。没什么比个人利益更要紧，因为你死了你就不存在了，自我牺牲毫无意义。
罗伊斯对个人主义观念完全不予赞同。“我们一直都有私心，”他写到，“但是自私的神圣权利从来没有得到过更有力的辩护。”事实上，他辩白道，人类需要忠诚。忠诚不一定带来幸福，甚至可能是痛苦的，但是，为了使生活能够忍受，我们都需要献身于超越我们自身的东西，否则，我们就只受欲望的引导，而欲望是转瞬即逝、变幻莫测、无法满足的。最终，它们带来的只是折磨。“就本质而言，我是无数祖先的倾向之流的某种聚集地。从一刻到一刻……我是一个冲动的集合体。”罗伊斯评述道，“如果看不见内在的光明，那可以试一试外在的光明。”
……
唯一让死亡并非毫无意义的途径，就是把自己视为某种更大的事物的一部分：家庭、社区、社会。如果不这么想，那么，死亡只能是一种恐惧……近期，心理学家使用“超越”（transcendence）一词表达这样一种思想。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的自我实现之上，他们提出人们又一种看见和帮助别人实现潜力的超越性愿望。
随着年龄增长，我们都学会从简单的愉悦中寻求慰藉——友情、日常的例行公事、好食物的味道，以及阳光照在脸上的那种温暖。我们对于实现和积累的奖赏兴趣变小了，对于仅仅活着的奖赏兴趣变大了。（这个句子读起来生硬）然而，一方面我们感觉没那么雄心勃勃了，同时，我们对我们的遗产又更加关心了。我们深深感到一种需要，必须确认外在于我们，使我们觉得活着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目标。
托马斯帮助大通纪念疗养院引进了动物、植物和儿童（他把这个方案称为“伊甸选择”），由此他给居民们提供了一个表达忠诚的小口子，一个有限的但是真正能使他们抓住某种超越单纯存在的东西的机会。他们也如饥似渴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如果你是年轻医生，你在1992年左右把这些动物、植物和儿童带入一个无菌的、制度化的疗养院，基本上就等同于看见魔法在你眼前发生，”托马斯告诉我，“你看见人们活起来。你看到他们重新和世界沟通，又开始去爱、去关心和欢笑。你的内心会为之震撼。”
P210
公元前380年，柏拉图在《拉凯斯》中记录了苏格拉底和两位雅典将军的对话。他们想寻求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的答案，那就是，何为勇气？拉凯斯和尼西亚斯两位将军去找苏格拉底解决他们之间的一个争端：是否应该教育接受军事训练的男孩们戴着盔甲战斗？尼西亚斯认为应该，而拉凯斯持相反意见。
苏格拉底问：“训练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他们认为是培养勇气。
那么，什么是勇气？
勇气，拉凯斯答道：“是心灵的某种忍耐。”
苏格拉底表示怀疑。他指出，有时候，勇气不是不屈不挠，而是退却甚至逃跑。时尚难道没有愚蠢的忍耐吗？
拉凯斯表示同意，但又加了一个定语。也许勇气是“智慧的忍耐”？
这个定义似乎更恰当。但是苏格拉底质疑勇气是否一定和智慧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他问道：“难道我们不赞赏追求一个不明智的目标的勇气吗？”
拉凯斯承认：“也是。”
这是尼西亚斯登场了。他争辩说，勇气就是“在战争中或者在任何事情中，知道需要害怕什么或者希望什么”。但是苏格拉底发现他的定义也有问题，因为一个人可以在对未来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保有勇气。实际上，个人常常必须如此。
两位将军被难住了。故事结尾处，他们都没有得出最终结论。但是，读者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勇气是面对知道需要害怕什么或者希望什么时体现出的力量，而智慧是审慎的力量。
在年老和患病的时候，人至少需要两种勇气。第一种勇气是面对人终有一死的事实的勇气——寻思真正应该害怕什么、可以希望什么的勇气。这种勇气已经够难了，我们有很多理由回避它。但是更令人却步的是第二种勇气——依照我们发现的事实采取行动的勇气。问题在于明智的目标往往不那么明确。很长时间以来，我以为这只是因为不确定性。但是，我意识到，更为根本的挑战是：个人必须决定他所害怕或者希望的事项是否应当是最紧要的。
P215
大脑给我们两种权衡类似痛苦这类经验的方式——有当前理解和事后理解之分，而这两种方式有着深刻的矛盾。在影响巨大的《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一书中，诺贝尔奖得住丹妮卡·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叙述的一系列实验阐明了发生的情况。在其中一个实验中，他和多伦多大学的医生唐纳德·雷德米尔（Donald Redelmeier）在287位病人处于清醒状态、正要接受结肠镜检查和肾结石手术之前，对他们进行了研究。研究人员给病人一种设备，让他们从1（不痛）到10（难以忍受的疼痛）的范围内，每60秒评估一次疼痛程度，相应的评估系统会对逐刻疼痛感受提供量化的测量。最后，他们还要求病人评估整个过程的疼痛感。手术过程从4分多钟到60多分钟不等。病人一般报告整个过程的疼痛程度为低度到中度，而过程中有些时候觉得非常痛。1/3的结肠镜检查病人和1/4的肾结石手术病人在整个过程中，至少有一次报告疼痛程度是10。
我们自然的假设是最终的评估代表着逐刻评估的总体。我们相信长时间的疼痛比短时间的更糟糕，平均程度较大的疼痛比平均程度较小的疼痛更糟糕。但病人的报告根本不是这样。相反，他们的评估用卡内曼称作的“峰终定律”（Peak-End Rule）可以得到更好的预测：只计算两个时刻体验到的平均疼痛，即过程中最糟糕的一个时刻和最后时刻。根据强度最大的疼痛水平和检查结束时的水平，而不是根据疼痛总量，胃肠病医生对于他们给人造成的疼痛的估计与病人自己的估计非常相似。
人好像有两个不同的自我：体验的自我平等地忍受每时每刻的体验，而记忆的自我事后几乎把全部的判断权重放在两个时刻上，即最糟糕的时刻和最后的时刻。即便在结果异常的情况下，记忆的自我也似乎坚持峰终定律。即便刚刚经受了半个多小时的高水平疼痛，只要在医疗过程结束时有那么几分钟不痛，病人对总体疼痛的评价就会戏剧性地降低。时候他们报告说：“没有那么可怕。”而糟糕结尾则同样戏剧性地推升疼痛评分。
多个背景下的研究都证实了峰终定律以及我们对疼痛长度的忽视。研究还说明，这个现象也同样适用于人们对愉快经验的评价。每个人都了解观看体育比赛的经验：一支球队在整个比赛中都表现得很出色，但是在结束的时候出了意外状况，我们会觉得糟糕的几位毁了整体感受。然后，这个判断在根源处有一个矛盾：体验的自我获得了几个小时的愉快，而只有一小会儿的不愉快，但是记忆的自我则看不到任何的愉快。
记忆的自我和体验的自我会对同样的经验有极为不同的评价，困难在于，我们该听哪一个的。……
说到底，人们并不仅仅把他们的生活看做全部时刻的平均数——毕竟，要是算上睡觉时间，基本就没什么了。对于人类来说，生命之所以有意义乃是因为那是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具有整体感，其弧度取决于那些有意义的时刻、那些发生了重要事情的时刻。逐刻评价人们的愉悦水平和痛苦水平忽视了人类存在的这个根本面向。表面看似幸福的生命可能是空虚的，而一个表面看似艰难的生活可能致力于一项伟大的事业。我们有超出自身的目标。不同于沉湎与当下的体验的自我，记忆的自我不仅试图识别愉悦的高峰和痛苦的低谷，而且还有故事整体展开的方式。为什么一个足球迷会让比赛结束前糟糕的几分钟毁掉三个小时的巨大快乐？因为一场足球比赛就是一个故事。对故事而言，结局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