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大家族为什么要置办族田
族田约始于宋代。范仲淹曾创设义田。在徽州地区，影响深远的是朱熹《家礼》中的规定：“初立祠堂，则计见田亩，每龛取其二十之一，以为祭田。“宋后，义田、祭田等一类田产逐渐发展，明清二代族田大规模设置，尤以清代为最。徽州族田的重要来源，是徽商捐赀购置。富商巨贾捐购置的族田往往一次可达千亩以上。其次是在朱熹的影响下，官僚与道学家们慷慨解囊捐赀购置。此外，族人送祖先神主入祠所交神费，亦多用购置祭田。还有就是大户分家时，凡有盗卖等情，以不孝论处，受宗法族规制裁。因不断增置，族田数量愈来愈多。至解放前族田达到历史最高峰。1949年，徽州耕地面积是1183477．46亩，其中族田有169431.49亩，占总耕地面积的14.32%。
明清时期，徽州存在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宗法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宗族占有的土地有多种名目，诸如祠堂田、寺庙田、墓田、祭田、义田、学田、公会田等皆为族田。
祭田即为祭祀而置的土地，属于供赡济本宗族中贫而不费用。义田是为赡祖茔祠堂的产业。祠堂田、寺庙田、墓田专供各自的祭祀之费用。义田是为赡济本宗族中贫而不能自业者。学田作为鼓励教育族内子弟的费用。跨宗族的地域性乡党公会田，往往汇集若干宗族的族田，用作联络乡党感情的会餐费用，以及砥砺名教、解决地方纠纷或与外地争讼的费用。种种名目的族田，用途虽各有别，必要时亦可互用。
族田是实现宗法制尊祖、敬宗、收族三个原则的物质基础，为祠墓祭扫、迎神赛会、唱戏、祠堂修葺和族谱的增修等提供费用，从而起到加强宗族内精神联系的作用；其次，以之赡济贫族，有利于培养族人对宗族依赖的感情，以加强族人对族长等权贵集团的封建宗法依附关系；其三，用来开办义塾，补助本族子弟入学所需的笔墨膏火之资及应方式路费，以培养封建宗法人才；有的也用作修桥补路、撑船摆渡、开嵑浚塘等宗族性公益事业之费等。族田的发达加强了封建宗法制。大族族田名为一族共有，实际常被族内管公堂的权贵集团所把持和支配，成为维持其宗法统治的有力工具。
据现有资料，宋代12例，其中记有亩数者6例,共有10400亩。如苏州范氏族田,到明初仅存千亩，至崇祯年间又增至2000亩。明崇祯年间吴县的范、申、吴、陈、蒋五姓有族田8078亩。到清末,吴县占地500亩以上的族田已达140多处。常熟约有族田6400亩。估计江苏全省族田至少有三四十万亩。江西省，前述6739处族田按每处一二百亩计，当在百万亩以上。广西省，道光末平均每县有族田 3万亩，全省亦近百万亩。
历代对族田都采取保护措施。明律：族姓子孙有违禁投献及典卖祖坟山地者，问发边卫，永远充军。宣德、景泰间，江苏地方官府曾对范氏义庄进行清理，所有被侵没盗卖的土地悉复其旧。清律置盗卖族田条例，凡子孙盗卖祖遗祀产至50亩者，照投献捏卖祖坟山地例，发边远充军；其不及前数者，及盗卖义田者，应照盗卖官田律治罪。
族田地租收入作祭祀和赡养族众之用。如宋代范氏设义田宗旨是，使族之人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赡。明代广东增城县湛文简义田规定，族人冠婚丧葬者、读书者给谷有差。清代安徽庐江章氏义田规定：存谷以周族之穷者，老废疾者，幼不能生者，寡不嫁者；余谷出钱以佐族之女长不能嫁者，鳏不能娶妻者，学无养者，丧不能葬者。
族田义庄的历史故事
族田分两种，一种是由一个家族拨出一部分土地，征收地租，专作该家族祭祖开支的祭祀田，也叫祭产、祀田。这种祭祀田一般数量不大，但极为普遍。一种是由族内为官者、殷富者捐置或合伙捐置，用以接济贫穷，赈恤孤寡及协济族人读书应试的赡族田。这类族田又称义田、义庄。义庄原指掌管族田及租米分配的机构，后来不加区别，义庄和赡族田成为一个族姓土地的通称。
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范仲淹在苏州长洲、吴县置田十余顷，将每年所得租米，供给各房族人衣食、婚嫁和丧葬之用，始称“义庄”。范仲淹亲定规矩十三条，规定各房五岁以下男女，每人每天给白米一升；冬衣每人一匹，五到十岁减半。族人嫁娶、丧葬，则分等发给现钱。在以后续定规矩中，又规定义庄的经济管理有相对的独立性：尊长不得干预义庄掌管人依规办事；族人不得借用义庄的人力、车、船和器用，不得租佃义田，不得私自将义宅屋舍兑赁典当，不得占居会聚义仓。义庄不得典买本族族人土地。南宋时，范氏义庄田产逐渐增多。宋宁宗时，族人购置田产，另置“小庄”，以补义庄的不足。宋理宗赵昀时，义庄田产达三千多亩。
范氏义庄为宋代宗族置田开创了先例，各地官员竞相仿效。义庄田产的用途不仅在赡养本族族人，而且扩大到培养本族士人和赈济本地贫苦百姓。从此，建立义庄成为地主阶级维护宗族统治的一种手段。宋代以后，义庄更为盛行。
族田义庄在元明时有所增加，但为数不多。清代两百多年间发展比较迅速，各省都有关于族田义庄的记载。江苏省以江南最多，如官僚地主聚居的吴县，见诸记载的义庄，明代以前只有数处，有田不超过万亩；清代已达五十九族姓，共有田六万三千七百一十九亩。江南五府一州数十县厅，族田义庄田额从低估计也有数十万亩。江西省族田义庄也很多，据乾隆二十九年（1704）调查，全省宗祠凡八千零九十三处，其中置有族田的六千七百三十九姓，从低估算每族姓按两百亩计，也达一百三十四万多亩。安徽省皖南族田最多，以徽州府而论，据1949年统计，全府耕地一百一十八万三千四百七十七亩，其中族田为十六万九千四百三十一亩，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十四还多，清代后期族田额与此当相去不远。据此估计，皖南四府一州二十余县，族田可能达数十万亩。广西族田，或谓道光末年平均每县有三万亩。广西共有八十多个州县厅，从低估计，全省族田也在百万亩以上。族田占比重最大的为广东省，清代前期，大户族田数千亩，小户数百亩。清代后期有所增加，光绪年间，或谓有的府县族田“粮额实占其邑之半”，所说可能夸大，但仍不失为族田数额巨大的具体反映。
族田义庄创建人多系“累世仕宦之家”，即官僚地主，也有少数富商。这类土地因系私人捐献，地权基本操在地主富户之手，他们凭借族田，通过租佃关系，操纵族众。剥削穷苦族人。这类族田相对稳定，一般不准买卖，并受到国家法令保护。清乾隆二十二年制定律例，盗卖族田照“盗卖官田律治罪”。
官绅地主创建族田义庄的目的是为了通过经济权力维护宗法关系，以巩固封建统治，因此受到封建政权的维护。明清时尤其是清代，伴随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宗法关系趋向松懈，或谓“自宗法不行，士大夫无以收其族，昭穆既远，视为路人”。针对上述变化，官绅地主建祠修谱，加强宗法关系，同时建置族田义庄，用经济手段约束族众。清人大倡“祠堂敬宗”、“义田收族”之说，即源于此。
方苞在论述吴县范氏义庄时曾明确指出：范氏族姓宗法之所以长期持续不坠者，“盖以文正置义田，贫者皆赖以养，故教法可得而行也”。乾隆年间，章学诚谓创建义庄可以“补王政所穷”，即通过族田义庄强化宗法关系， 起稳定封建秩序的作用。直到清代后期，冯桂芬说：“千百族有义庄，即千百族无穷民”，他的设想是推广族田义庄制，使“亿万户皆有庄可隶”，这样，广大农民都被控制在官绅地主所操纵的义庄之下，则“奸宄邪慝，无自而作”。所以，有清一代，在封建宗法关系趋向松懈、农村阶级分化加剧、社会秩序日益动荡的条件下，族田义庄曾成为地方行政的辅助，对封建统治起着一定维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