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与现代中国（一）——陈平原

会议日程

危急时刻的阅读、思考与表述——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文/陈平原

从“五四”一周年开始,北大学生就开始纪念。

从东汉以降,中国历史上就有很多学潮。但如今所说的学潮主要是指西学东渐,政治制度改变,就业形势发生很多变化,加之政党斗争。学潮历史上一般都没与好结果,但五四是个例外。可以这么说，五四呈现了学生的理性与激情。政府也展示了某种诚意。双方妥协的结果，使得五四成为中国历史上牺牲最小、成果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学潮。这次学潮最值得注意的是不在其规模和激烈程度，而在于有备而来。“有备而来”不是指他们有组织，反而是他们有很大的随机性，有大致的意向而没有统一的组合立场。 我所说的“备”是指人员的储备，制度的储备，精神上氛围的酿成，而这导致我们谈五四必须或者往前或者往后才能看清楚。

我讲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危机感的积累和传播。

在北大讲五四是一个必要的课程，我讲了二十多年。二十多年前讲，学生们感同身受，并且会热血沸腾；十年前讲，学生会表示理解和同情，而且往往会顺便嘲笑一下五四的新诗；今天谈五四最大的障碍，是年轻一辈的无感。虽然我们经常起立唱国歌，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早就被跑到了九霄云外。年轻一辈从生长环境来说，他们很难很难体会一百多千年读书人的心境和情怀。上课和他们讲《吴趼人哭》，讲《老残游记》，晚清人所说的亡国灭种的危险，大家都觉得非常好笑。他们不太能理解这种状态。我说就好像丰衣足食的人你让他深刻体会饥饿的感觉其实很难的。我问学生您有过饥饿的感觉没有，现在年轻一辈是没有饥饿的感觉。我说的是食品的，也是精神的。从他们出生起，基本上这条路基本就这样了。可是这一步必须跨过去，如果不是的话，很难让年轻一辈真正体会晚清以降无数爱国志士的深刻表达。关于思考，其实危机早就发生。危机是逐渐积累，然后传播开去的。甲午以后的中国，我们知道，经历了戊戌变法的失败，庚子事变的爆发，辛亥革命的弱攻，袁世凯的称帝等等。其实晚清以降，巴黎和会和山东问题不能算是中国近代最危险最严重的危机。你又知道这前面三十年，这其实不是中华民族最危险最屈辱的时候。不如说是因为新媒体的产生，这个危机得到了迅速的蔓延。因为新思潮的荡漾，年轻一辈的爱国情被唤醒了。因为新教育的壮大，大中学生成为新的力量，开始崛起了，这才有了五四运动。可以说晚清起步的新文化是一脚深一脚浅，走到了五四这个关口，借助爱国，民主，科学等口号而迅速获得国民的认可。而这个结果不是梁启超、陈独秀等人事先设计好的。今天把五四运动讲成一个井井有条环环相扣的故事不是很真实的。我说的五四时候的反应是危机时刻的当机立断，所有的决策没有经过认真的推演，当事人没有事先预计好，都是情急之下什么武器方便抄什么武器，那个理论好用用哪个理论。可是正是这种决定了晚清五四那两代人的阅读思考和表达。

第二个问题是杂览和杂学的时代。读晚清小说笔记画报等等你会发现一个，晚清人对吃西餐特别感兴趣，尤其是上海的晚清人。晚清人的西餐等于是西学触手可及显而易见好吃又好玩的西学。西学进来了，西餐进来了，杂食杂览杂学因此成为可能。可以这么说，杂览成为时代主流，而这个影响了那个时候的风气。首先是考试方式变了，后来是科举制度废了。传统读书人皓首穷经，那个“经”不存在了。失去了制度保证以后，读什么，怎么读成为一个问题。在信息瞬变的时代，阅读变得急切随意，零碎而且偶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新式学堂刚刚起步，该怎么教怎么学大家没有经验。今天我们经常引用1902年的《奏定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章程》等等。1902、1903的章程说得很仔细，但是那些章程都是抄来的。比如说1903年会规定京师大学堂的文学科大学包含9个大门：俄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日本文学门等，根本不可能存在。因为到1910年我们才有了第一届合适的本科生可以教。1910年京师大学堂文学科大学真正开的也只有中国文学和中国史学两门。而接下来几年经费紧张、战争暴乱、北大险些关了。我们看一下严复何燏时前后任的北大校长，他们都是因为经费的问题挂冠而去，留下一副给教育部的北京大学不可停办的说帖。可以说到1915年后经费逐渐保证后，北大才走的比较正。旧的教育体制已经打破了，新的师资还在路上。晚清和五四那个时代的青年学生主要靠自己阅读，而不是学校的系统训练。那个时代的读书人不太受学堂章程限制阅读时间和中西新旧雅俗，故知识结构博而杂。跟以前耕笔六经的儒生不一样，也跟以后术业有专攻的学者不一样。这是一个杂食杂览杂学的一代，因为教育体制和新式学堂的稚嫩决定了那代人的知识结构视野开阔，博采旁收，思维活跃，浅尝辄止。这让人想到了所为传统中国“于百家之道无不贯通”的杂家。单就不拘门户拥护新知来说，晚清和五四那两代读书人确实有杂家之风。读书广博可谓深邃，学问切己但不精细，立说不求圆融多有感而发，而这是我们所理解的晚清和五四的读书人。晚清和五四读书人里面，读书最认真的，且影响最大的可以以梁启超和周氏兄弟为例。而读梁启超你会经常知道从晚清开始就不断地有人在讨论，梁启超的文章，某本书某篇文章是不是抄袭的问题。今天我们一般认为这是过度时代的必然产物。1907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发表在《河南》杂志，我们日后评价很高。但我们也知道《摩罗诗力说》对19世纪欧洲的恶魔诗人的描述介绍，受当时日本学术界的影响很深。而周作人写《欧洲文学史》在北大讲坛上，而且是作为第一部外国文学出版。可是我们查周作人日记，1917年9月22日开始起草讲义，1918年6月7号晚上完稿，然后三个月以后出版。后来周作人自己说那本书是杂抄的，手头摆了各种传记和评论，然后连编带译写下来的，不好意思。可是这就是那代人读书写作的习惯。经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新时代的读书人即使有教材指点引导，基本上也就靠自己来摸索，因此读书驳杂成了那代人的共同特点。读一下周作人的《我的杂学》，看他如何介绍自己读古文读小说古代文学外国小说希腊神话神话学文化人类学古生物学儿童文学性心理学医学史巫术史乡土研究江户文物浮世绘俗曲玩具外国史佛经等方面的著作。你会感慨那代读书人的涉猎之广。当然，这是特别之才，但也可以看出一个时代阅读风气的变化。这种阅读习惯放在晚清以前是不能想象的，放在今天也是不能想象的,只有那个时代的人才会这么读书，源于知识饥渴和选择自由不受新旧的束缚。而那代人的读书思想通达，我说危急时刻的阅读和思考不同于纯粹书斋的学问。他们的阅读有点像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知识界热情拥抱西学的时候那个状态。今天读他们的书你们会发现很多熟悉的词汇、诗和学说。可是你追根溯源的时候不太适合过于做实。因为学术的专业化，因为数据库的广泛使用，今天来了解晚清五四新文化人的阅读视野变得很容易。可是请记得不要用力过度，将先前兴致所致的杂览缩成了旗帜鲜明的专攻是不合适的。在我看来，今人谈晚清五四新文化人，不用夸大他们的学问和智慧，也不要低估他们求知的愿望和热情，那种姿态至今让人怀念。

第三个问题，纲常松弛的得失。1920年周作人谈为何引进希伯来的思想文化说，因为中国旧思想的睥睨，再有一个固定的中心，所以中国文化不能够自由发展。此前一年蔡元培感叹：“吾国承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对于持异议者，轻者逐出教席，重者消灭肉体。”因此，蔡元培有感于此，引进西方大学的制度，希望建立得以自由思想的“安全岛”。一个说思想定于一尊，一个说学术融于专制，目的背后都指向了整个政治制度。对于束缚思想自由的习惯，好以己派压制他派的中国人，蔡元培力主兼容并包。这两篇文章我们都很熟悉——《<北京大学>发刊词》、《<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兼容的是不同的学术流派，而《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兼容的是不同的政治主张政治立场。这里有蔡元培个人的大学理念和个人修养，但也是跟那个纲常松弛的时代有关系。为了保持大学独立，蔡元培担任校长十年八次辞职两次欧游挂冠而去，以此对抗政府的指令，追讨办学费用。政府很愤怒，但是不得不出面再三挽留。以后以前都没有这样的事情了。那是因为这十年清廷已经被推翻，民国根基未稳，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军阀混战，费用无着，大学校长头疼。但另一方面，军阀管不到教育。因此相对来说，那个时候思想文化教育是相对比较自由的。可以说，以辛亥革命为界，此前十五年和此后十五年都是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时候，可正是这三十年思想比较宽松，言论相对自由。若以学术思想而论，此前是经学时代，此后是主义时代。经学主义都主张疑论疑律，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情。晚清和五四的众声喧哗，百家争鸣，这种难得一见的盛况，不是拜皇帝或者总统所致，也不是制度使然，而是因为中央集权无法落实。各方力量互相掣肘，控制乏力，缝隙很多，各种思想自由竞争。在这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因为战争，思想混乱，周氏兄弟恰好对这个东西不反感。鲁迅曾将魏晋文章概括为清俊通脱，华丽壮大。其中，通脱特别强调思想通脱以后，废除了固执，能够容纳各种异端和外来的思想，孔旧以外的思想源源导入。周作人说得更明白，小品文什么时候能发达。小品文能发达，关键在于王纲解钮。这也是周氏兄弟不太喜欢谈盛唐气象，愿意谈王纲解钮，人格独立，思想自由而且文章潇洒的魏晋流操。缺乏强大的中央集权，地方自治又没有真正发育。晚清和五四的中国，社会激烈动荡，经济发展乏力。但读书人生活窘迫，学问不够从容。好处是文网松动，思想特别自由，尤其是特立独行，容易抗争，这于日后很难很难实现。

比起阅读上的杂览，政治上的抗争来，晚清五四人的怀疑精神更值得关注。用鲁迅笔下“狂人”的追问，“从来如此，便对吗？”这是晚清五四式的追问，重新否定一些价值，这是晚清和五四留给后代最大的精神遗产。危急时刻的阅读和思考，因为心情峻急会有所扭曲和变形，但是那种壁立千仞的姿态以及自我批判的立场，后来人必须认真体会和尊重，某种意义上这两代人思想上的丰厚和复杂，背后是他们选择的多样性。

第四个问题是以报章为中心的思考和表述。既然无路可退，那就摸索着前进。这是一个允许试错的时代，晚清的宪政改革，民初的帝制复辟，五四的批儒反孔，还有联省自治的提倡，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共产学说的输入等等，无数奇思妙想都在这个时候顺利出炉，而且吸引公众的目光，甚至成为时尚的话题。我称之为“huan hu zhi ru（？）”，这并不是它的本意，此前此后有若干看起来很好的，实行起来很糟的社会设计。而晚清和五四的特点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徘徊无地，民间自我觉醒做的努力。1922年，新文化主将胡适写《我的歧路》，谈到了政治媒体和学术的关系，说他1917年从美国回来，坐船到了横滨，听到了张勋复辟。到了上海，发现那个地方的教育界和媒体出版界如何的不堪可是所谓出版界的孤陋和教育界的沉积是相对而言的。其实1917年的中国的教育和媒体已经有比较好的发展。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很多。我想讲的一点是，这一个以报章为主要表达和思考的时代，不管你怎么编五四文选，你会发现一点，基本上都来自报章，真正的专书很少。就是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专书），基本上都是报章。众多活跃的新文化人，政治立场不一样，但都喜欢在报上发文章，而且直接自己来编报编刊。可以这么说，对于新文化的提倡创作传播来说，报章的影响力明显大于大学、中学里的课堂教学。北京大学之所以成为新文化的重要阵地，不是老师们的教授，不是他们的课堂讲义或者专门著述，而是他们参与编辑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国民》等这些杂志的声名远扬。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传播媒介的转变，决定了一代人的思考和表达方式。

相对于此前以书籍为中心的时代，晚清是一个以报章为中心的，因此他们的思考和表达呈现了下面四个特点：第一，瞬间反应；第二，激烈表态；第三，侧面思维（？）；第四，思想草稿。我稍微说一下。以前意识形态稳固，经书可以常读不衰，如今社会动荡，世人求新求变，报章适应这个需求。报章的好处是迅速及时，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缺点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难以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不同于运筹帷幄的密室交谈，也不同于居高临下的广场演说，报章最大特点是对话。呈现对话的状态，与时代对话，与读者对话，与论敌对话。所以读晚清五四的文章一定要注意上下文。只有了解上下文，你才了解他为什么这么说，能准确判断他的得失成败。几个例子，大家现在喜欢说“批孔”。诸位，《新青年》什么时候开始批？1916年2月。2月开始激烈的批孔，原因是此前一个月前袁世凯令孔令贻继承原衍圣公爵位，外加郡王衔。此前两个月，袁世凯废除共和，悍然称帝。再往前推，此前两年，袁世凯下令百官祭拜孔子。这种一系列的政治操作，导致学术界思想界的反叛。某种意义上，因为某种时变而创造出来的激烈反应，是晚清和五四很多重要论述的关键。晚清和五四以报章为中心。报章有它的特点，不同于著述。1902年，梁启超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敬告我同业诸君》，说报章和学校不一样，和著书不一样。报章最大的特点是偏激，一定要把事情说到极点。说到极点当然不太合理，有的人就会反驳你，他也把他的观点说到极点。所以左右各说到极点以后，将来我们就在中间，这个就稳妥下来了。可是，这是晚清和五四新文化人论述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诸位看一下1904年刘师培《论激烈的好处》，署名是“激烈派第一人”。这里的激烈包含政治立场，提倡无政府主义，也包含发言的姿态。刘师培说：“媒体时代，不把话说到顶点没人听的。一定要把话说到极端，不管你相信不相信，这才有效果。”新文化运动起来了，五四新文化人也是这么想问题的。陈独秀《调合论与旧道德》说：“写文章，就好像货物买卖一样，我出价十块，对方还价三块，最后达成成交五块。”这就是文化传播的特点。诸位记得鲁迅《无声的中国》说：“你跟他说我们要开窗户，大家坚决反对。你跟他说把屋顶拆了，那大家拆窗户吧。”这就是精英对国民的保守性的判断和所采取的论述策略。可以这么说，五四新文化人洞察国民的保守性，总是喜欢把问题推到极端，碰到反抗退回到合理的位置。这种考虑更多是策略的，而不是合逻辑的。所以你会发现在晚清和五四只有这种文章受到欢迎。平正通达的比如杜亚泉，他的文章是不受欢迎的。慷慨淋漓的文章才会受欢迎，比如陈独秀。这种剑走偏锋当初非常有效果，确实发挥了社会作用。胡适说过了，像他那样书声，引起大家讨论，讨论不出什么。像陈独秀那样必不容反对者讨论的，效果就出来了。某种意义上，这种剑走偏锋，随着时代的变化。他的逻辑、立场、效果、宗旨等等就出现了比较多的遗憾。这是日后我们调整五四新文化人思路的要素。其实从20年代开始，五四新文化人自己就在不断调整。五四时候说过的话和自己以后的立场不太一样。最后一点，我曾切用留学生胡适的话，在《藏晖室日（札）记》里面，胡适说过他在留学时期，常用札记作思想的草稿。我用这句话来谈胡适的写作，甚至来谈五四新文化人的写作。五四时期，陈独秀、钱玄同、胡适、鲁迅、周作人等等，《新青年》杂志上最有锋芒的，不是长篇大论，是通信和随感。通信和随感往往把整个思路往前推进一大步，当然也会走到极端，之后不断地再做调整。某种意义上，胡适说得没错，这是草稿而不是定本。因为草稿即兴发言，横冲直撞，可以把问题讲的更彻底。所以《新青年》杂志上，最为激烈的言论大都是采用或随感或通信。可是放长视野，来把晚清和新文化人关于人类前途，关于文明继承，关于中国命运等等宏大论述，都可以看做20世纪中国人思想的草稿。正因为身处危急时刻，来不及深思熟虑，往往脱口而出，不够周密。很多思想的火花很少自见其说，因此各种主义学说都提到，但都没有说透，留下了很多的缝隙，使得后来有很多对话的，纠偏的，引申发挥的空间。我说，正是这一种丰富多彩，而又意犹未尽的未完成性，是五四的魅力所在。

好，今天我的报告到这就结束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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