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祖谟：谈治学的方法
所谓治学，就是从事于研究学问。研究学问应当采取什么步骤，利用什么方法，才能做到精的地步，并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所发现，有所发明，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关于治学的方法，前人讲过很多，各有所见。现在，我根据个人治学的一点粗浅的体会，结合目前的情况，陈述几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对学术有所建树，做出成绩来，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青年同志不必自卑。可是要脚踏实地，更要虚心，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实实在在地、一步一步地去做。荀子讲：“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就是说，积蓄得深，才能有成就；见识窄狭，读书不专，基础薄弱，积蓄不厚，华而不实，那就不能多有贡献。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第一个问题，治学要有根基 比如研究古代的历史、语言、文化各有些专门的书籍要读，但是无论从事哪一方面的研究，都必须有广博的知识作根基。根基不好，就处处感觉困难，所谓资之深，才能左右逢源。现在一般讲“基础”，我说“根基”，就是要有根底，要有基本知识。基本知识，包括一般的基本知识和专科的基本知识。 从一般的基本知识来说，我认为有古汉语知识、书籍知识、历史知识三个方面是比较重要的。以下分别来谈谈。 一、古汉语知识。要利用古代书本知识，通晓古汉语是非常必要的。读古书，就不能不知道古字、古音、古义、古代语句结构，以及古人用词表达语义的方法。这是基础知识。中文系的同学必须具备文字学、音韵学的基本知识。历史系的同学要研究先秦史，当然也需要具备这些知识。尽管有的大学分语言、文学两个专业，而文学专业如果没有这些知识，就谈不到真正理解古典文学作品。如果是学习历史的，不能读一般的古书，只能依靠一些《史记》、《汉书》的翻译节选本，那是绝对不行的。你必须自己能理解原文。怎样掌握古代汉语，我认为有两点要注意。第一要读文，要多读、熟读、反复读。古人的文句，脱离不了它的语法结构，尽管用了些古代词汇，可是在语法结构上，跟现代汉语一致的多，不一致的少。古人行文精赅，讲究篇章组织，要求文句生动、简练明了。如不反复读，你就不了解它的词义的配合，上下句的联贯，语气的转折。反复读，才能逐渐领会它的意义。即使学了一点文字、音韵知识，不熟读原文也还是隔了一层。感性知识丰富了，才能提高到理性知识。前人讲究背文，现在我们不提倡背诵，要求熟读，熟读可以成诵。古代一些大文学家，对一些名著都反复念，念得非常熟。至今还有学者能背《汉书》，这很受用。第二，读的当中要比较古今异同，跟现在相同的地方可以不必管，要注意和现在不同的地方，这样就把要了解的面缩小了。凡是不同的地方，比如词汇、语法、词义等各方面，都要跟现代汉语比较。（比较的方法非常重要，下面还要提到。） 其次谈谈书籍知识。我们要初步了解历史上存留下来的书籍，有哪些内容，这是比较浅近的。前代就有所谓目录之学，这是中国所特有的一门传统学问。我们的古本书多得很，所以，自古就有书的目录。最早是汉代刘歆的《七略》。他的父亲刘向曾校订官府收藏的古书竹简，刘歆继承父业校书，编了一个目录，就是《七略》。《七略》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六类。前面有一个总述“辑略”。这部书现在没有了。但很多内容保存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里。《汉书•艺文志》继承刘歆《七略》的目录，又增加了一些他看到而刘歆没有注意到的书。每种书都登载了书的时代、作者、篇数。到南北朝时，也有人编写了很多公家或私家的藏书目录。唐人修的《隋书•经籍志》（历代正史里大都有书籍的目录，或叫“艺文志”，或叫“经籍志”），修的特别好，首次使用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它不仅纪录了当时能见到的书，还把一些当时虽不存但前人目录书有记载的书，也记下了书名、作者、卷数。这是很有用处的。到清乾隆年间，就有了《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保存中国历史文献起了很大作用。最初，馆阁大臣为乾隆翻阅书籍的方便，在每部书前加一个浮签，上面写了这本书的作者、内容等简短的提要，到后来编辑整个目录时把它登载进去，而且搞得更加详细，这就叫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籍有提要，始于宋代。宋代有两个大藏书家，一是南北宋之间的晁公武，有《郡斋读书志》，一是宋理宗时的陈振孙，有《直斋书目解题》。他们都是把自己的藏书编成目录，而且写出内容提要，或称题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每种书都介绍卷数、内容、作者的简历和后人对此书的评价。这些评价虽不一定对，但可以使读者初步了解书的内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分类，是以“经、史、子、集”为大类，每一类中又有许多小类。这样，目录书由只记书名、作者、篇数、卷数，发展到书的内容、作者、篇数、卷数，发展到对书的内容、作者都有说明，这是目录书的逐渐加细。这部书比较大，我们可以翻阅简单一些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它除了一些只有“存目”的东西不登外，其他部分均有简明的提要，篇幅小，好翻阅。求其次，可以翻阅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它是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分类编的，少有变动。它很有程序，重要的书顶格写，记出卷数、作者，并且指出版本，注明善本（善本指错字少、卷数足的本子），但没有解题；某一书跟它类似，而是次要的，就低一格来写；几种书性质相近，就在书名后打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很重要，表明这几种书同一类别。后来，只有贵阳书院的刻本保留着这个符号，别的刻本都丢了。近人范希曾作《<书目答问>补正》，就是根据这个版本，并作了增补。这些目录书，大家可以选看。至于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则可帮助我们了解书籍流传的历史、佚失的时代。《明史•艺文志》最为简略，它只登本朝人写的书。如果我们不做专门考察，只是一般了解书籍的分类，应当看哪些书，到哪儿去找材料，目录书给我们的这点知识是很容易吸取的。 另外，有些工具书，也是做学问要经常应用的。如讲历史，现代有些历史年表，很方便。比较全一些的如翦伯赞等编的《中外历史年表》，既有中国历史的记事，又记载了同一年内别国的重要事情。这是按日本人的方法做的。你研究某一时代的历史，也有些前人作的年表，如清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 还有字书、辞书，也是我们要经常翻翻的。比如有一个佛教名词不懂，就可以查《佛教大辞典》。对一个典故不懂，不知出处，可以查《佩文韵府》。它是按要找的那个词的下一个字依韵排列的，找到下一个字，就可查到你要找的词。相似的还有《骈字类编》。诗词里有的特殊词汇不懂，可以看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现在还有人做了一些索引，如你要研究杜甫的诗，不知杜甫的这句诗出在哪一篇，有《杜诗引得》；要查晋朝一个人的事迹，有《晋书索引》。日本学者也编有许多古书索引。 此外，还有类书，类似现在的《百科全书》。常用的类书如《太平御览》，它对校订古书就很有用，其中引了许多古书跟现在的本子不一样。因为它根据的是写本，时代早，文字上有很多地方胜于现在的传本。另外，还有一些综合性的专书，你要查某一类事时，可以到里面去找。作者收集了很多材料，排比在一起，加以叙述，很方便。比如你想知道一些典章制度、经济、军事等问题，可以看“三通”：即唐杜佑的《通典》、宋郑樵的《通志》、宋末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想看古代小说，有宋人编的《太平广记》五百卷，唐代的传奇小说也都在里面了。要了解古代建筑，有宋人李诫《营造法式》。有关农业的，可看元王祯的《农书》；有关碑刻的，有清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文字补正》；有关植物的有清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还有如《全唐诗》、《宋诗钞》等诗歌的总集。这些综合性的书很重要。 至于如何掌握历史知识就不用再多说了。《中国通史》、《世界通史》都应抽时间读两本，这也是为学的根基。有了这些根基，你才能从事各方面的研究。 第二个问题，为学要有次第 或者学文学，或者学语言、历史，都要有一个先后次第。专攻某一门学科，也要先读有关的基础书，然后兼及其他。如从事语言研究，语音学就要先学好，要会发音，会用音标记音，这是必要的一个次第。从事文学研究，文学史概要就是必要的一个次第。关于语言文字，就得先看《说文解字》，然后才能研究古文字。研究历史，应先从通史入手，再进行断代史研究。 这里，要格外提出的是：第一，如果向专门方向发展，先要认真把一两部书读好。不读书是当今通病。束之高阁，不念，或者只念两篇、三段，那有什么用处？《诗经》只念《伐檀》、《七月》、《硕鼠》，那离懂《诗经》还差得远呢。要研究文学，就得先读《诗经》，然后读《楚辞》，读魏晋南北朝的五言诗。专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第一步就要把《诗经》全读了。认真念好这部书，受用无穷。一直到清人，还在用《诗经》呢！它是最早的一个诗歌总集，后代都受它的语言词汇各方面的影响。所以，应该把一、两本书读好。研究《楚辞》，只念一两篇如《哀郢》、《东皇太一》、《湘夫人》，那不行，你得先把《离骚》念好。不读书，空谈，学术大门就没法进去。 第二点，研究文学，仅读选本不行。选本的用处是帮助了解历代文体的发展，不同作家作品的风格，但是研究某一作家，还要读他的全部作品。如研究杜诗，就有仇兆鳌《杜诗详注》；研究李白，有王琦《李太白全集》；王维的有赵殿成《王右丞集注》。应该先读选本，了解概貌，然后进一步读全集，才能进行深入的研究。以上讲的就是为学要有次第。
第三个问题，为学要靠平日积累 读书必须手勤眼到，随看随摘记。平日的功夫非常重要。专门从事某一学科的研究，要把有关材料随手记下来，即使是不属你研究的学科，你觉得有兴趣，或许以后用得上，也要记下来。凡是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都注意平日的积累。如果手懒，凭记忆，那是不行的。随手札记，可以广泛记录，然后再集中起来，根据不同的目的分类存放。逐步做到以时代先后为序，做上记号，给以时代标志，最后整理起来就容易多了。书名、卷次、页数一定要同时记下来，以后用时可以核对原文。现在的杂志上的文章也要记。同时，要多作读书笔记。可以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那样，作一个提要。通过这种练习，对帮助我们逐渐领会全书的内容，大有好处。还要练习写作。现在许多人写出东西来文字不通，就是因为平时缺乏练习，练习写作，不必要老师出题目，自己经常作读书笔记，或长或短。古人有很多著名的书，都是由笔记札记而来的。如顾炎武的《日知录》，就是平日念书积累材料，最后用一个题目综合起来，加以说明评论。或是把历史渊源、演变沿革写出来，也很有用处。如宋代王应麟的《困学记闻》，就是很好的笔记，这些书可以看看。日本有一位有名的汉学家带研究生，让学生第一部书念《日知录》，因为《日知录》内容非常广泛，历史、文学、典章制度各方面都有，足见他是很有眼力的。我希望同志们也能在笔底下天天有“日知录”。我认为教师要指导同学有目的地去看书，同时教他们做札记，博览有关材料，慢慢积累起来。心中有了些问题，或者发现了哪方面有价值的资料，就可以写一篇短文以至一篇论文。 第四个问题，注意从搜集材料入手， 然后进一步参互比证 研究某一问题，有时有好多同类材料。同一事实，不同的书可能有不同的记载。比如研究历史，可先看正史，次看别史。关于制度，可看《三通》。《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史，它是根据很多历史材料综合编写而成的。有的录原文，有的加以简化，有的加以考证。假如一个年代，正史写的二年，《资治通鉴》写的三年，这就要参看其他有关的材料如笔记、杂书、金石文字之类互相比证。 正史里记载某人事迹往往很简略，某人文集里写到某人的传记，或者有给他写的墓志铭，记了这个人的生年卒年和一生经历官职，因为是当代人写的，往往比较正确真实。当然也有些不可信的“谀墓文字”。（本来这个人恶行多端，他的儿子请别人作墓志铭，别人就不好把他骂一顿，只好说他有什么功绩、德政。这就是“谀墓”。）但一般历史事实、年代、往往不错。另外，某人事迹还可能记在方志里，如县志、府志、省志，这些都是可以参考的材料。 方志的材料很丰富，不仅记载当地的山川地理、风习人物和物产，而且还有关于语言的材料。有些方志对当地特有的词汇、说法，都有记录。有的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证，如广东《肇庆府志》就非常好，记载当地方言非常细致，而且有注。当然，利用它还要和现在活的口语相印证，音义才能搞准。 又如，古代讲山川地理的书很多，如《太平寰宇记》，把宋代的地理山川，分地方区域记载，这是考查地理的重要材料。有些问题牵涉到历史地理，现在还没有一份翔实、完整的历史地图。使用过去一些历史地图时，还须考证核实，把它和今人画的地图相比证，你才能了解山的走向，水的流向；原来是哪里，现在是哪里；古代什么战场，应在现在什么地方。由此看来，研究任何问题，都须搜集很多材料对比一下，要经过考证，经过一番思考，根据各种材料来断定。 清人提倡考证，做了很多重要工作。比如，《尚书》里的一些词，可同金文相印证。王国维有《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一些常用的成语，从《诗》。《书》的比较中确定它的意义，就能解释很多前人没有讲通的词语。清代王引之有《经义述闻》，是解释经书文辞的意义的；他还有《经传释词》，是专门解释虚词的。如“终”字见于《诗经》，有“终风且暴”（《邶风•终风》）、“终温且惠”（《邶风•燕燕》），古人讲不出来什么意思；他加以比证，把有“终”字的句子列在一块，然后才看出“终”字当“既”字讲。近人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把诗词曲中一些特殊的词比列在一起，唐诗、宋词、元曲中凡是用这个词的都列在一起，从上下文意观察这个词的意义。一个、两个、三个例句都讲通了，然后确定这个词应当怎么讲。或者这几个例子是这个意思，另外几个例子是另一个意思，就确定这个词有两方面（或多方面）的意义。这是一种比证。总之，研究问题，离不开比较。 比较是知识提高一步的必然方法，是引导我们深入思考的一个最好办法。有些问题你根本不知道，看不到，比如前面说的“三年”还是“二年”的问题。你只有经过比较才能发现异同，然后加以考证，才能有所发现。比如研究《诗经》，有的汉学家认为“毛传”、“郑笺”最好，要根据它来讲明《诗经》的意思。清人陈奂，用三十年作了一部《诗毛氏传疏》，用力很勤，也很有成绩，但他拘守“毛传”，不敢以“郑笺”破“毛传”。同时，还有齐、鲁、韩三家诗，他也不管。这样拘守“毛传”讲《诗经》，有些地方怎么兜圈子也讲不通。另一个有名的学者马瑞辰写的《毛诗传笺通释》，不仅解释“毛传”的意思，同时把“郑笺”同“毛传”相比证，不拘守“毛传”，破了这个家法。更高明的是，他还参照了“三家诗”的文字。“毛传”的这个字，用通常的意义讲不顺，“三家诗”可能是另外一个字，两个字声音有关，用那个字就讲通了。因为古人学习，最早是口耳相传，到汉时才有人记下底本。“三家诗”的说法和文字，跟“毛传”不完全一样。马瑞辰既能通释“毛传”、“郑笺”，又能利用“三家诗”来说诗意，这就比陈奂高明得多。从这里，我们可以体悟到：治学要善于参照各方面的材料加以比证，经过考释，而后作出决断，那才是真正有所得，我们要注意这类书的考释方法。
第五个问题，讲讲治学态度 治学态度似乎与方法无关，其实不然。态度不正确，就影响学问不得前进，所以也需要附带谈一谈。概括来说，有以下几点： 一、态度要认真，不可粗鲁。即使是一个概念，一个名词，也要弄清楚，使字字落在实处。 二、重观察，重实证，不能凭空悬想，满足于一知半解。 三、重分析，要实事求是。人云亦云不好，要从各方面进行深入的思考。 四、重精审，要切磋，不墨守成规，不蔽于自见。不要自以为是，拘守一家之说，不肯接受新的学说见解，把别人的是处拒之于千里之外。清代学者非常注重切磋，朋友往还，互相研讨，很重视学术的科学真实性。每个人都有长处，要善于吸取，不能“文人相轻”。 五、重条理，避免驳杂。写出东西，不要急于发表，可以放一段时间来修改。多了的就删掉。有人写文章很长，说来说去，其实，就那么一点意思，要言不烦，岂不更好？不肯割爱，必然拖泥带水。唯其能割爱，少而精，人家才爱看，才能从中得到教益。因此，希望大家多写短文，不要写不必要的长文。 以上五个问题，内容很平浅，只是个人的一点体会，仅供参考。
（本文原刊《文史知识》198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