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与几何 | Body and geometry
不同于当今的建筑学对于空间感知的关注，在古典建筑中，身体往往是基于自身的比例投射到建筑之中。本文围绕“身体”这一线索重新审视古典建筑中的几何性，探究其来源，并试图归纳出身体与建筑关系在不同时期的理解与发展。
摘要
不同于当今的建筑学对于空间感知的关注，在古典建筑中，身体往往是基于自身的比例投射到建筑之中。本文围绕“身体”这一线索重新审视古典建筑中的几何性，探究其来源，并试图归纳出身体与建筑关系在不同时期的理解与发展。
关键词：古典建筑 几何性 神人同形同性 身体
1 根源：西方国家的身体观
建筑学中对身体的讨论无法同西方国家延续千年的身体观念脱离。对于身体的崇尚，最早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
自从荷马时代开始, 古希腊人就表现出对身体的健康与强壮的追求。古希腊人所崇尚的身体观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即强壮的体魄是自由公民的首要素质, 健美的身躯是人世间最美的形象, 身体应该与灵魂和谐地共生在一起。这是步入早期文明时代的古希腊人所具有的积极健康、充满活力的观念, 表现出对于生命本身的珍爱和对于生命完整性的追求。 [1]古希腊人认为人与神同形同性。在许多宗教教义中，神具有成年白人男性的形象，人类形式向更高级的存在——神灵转的移似乎是一般宗教的构成要素。尽管对于这种概念一直有着矛盾和争议，神人同形同性论在建筑中一再发挥作用——不仅仅是一种思考方式，也是一种理论论证。对于人体这一完美形象在建筑中的演绎，古希腊人将男性、女性、少女的人体比例提炼，转译为建筑中的柱式，线脚，[2]以此将世界最美好的形象应用在建筑中。
古希腊的身体观，神人同形同性论对后世西方身体美学的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世西方古典建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维特鲁威人”——西方身体观最早的建筑学体现
建筑中的身体隐喻大体有两类体现：一种为身体本身的形式或形象，另一种则被抽象转译成数字和几何形式。
维特鲁维最早明确讨论人的身体与建筑的关系。基于“人体是大自然造物的最完美的表现”这样的身体观，维特鲁维将这种表现通过比例和匀称内在的秩序关系应用到建筑中，试图依照这种规律来创造完美的视觉图像。
《建筑十书》第三书中，身体意味着一种完美的均衡与比例，更是一个精确的体系。从面部的颏与额顶，到手掌的腕部与指尖，再到足、前臂和身体总高度，身体各肢体间满足种种奇妙的比例关系。按照维特鲁维所言，古人依据人体四肢，各部分与整体之间存在的尺寸对应关系，对各类型建筑构件的形状和均衡进行调整，建立起了秩序，创造出部分与整体的恰当尺度，并将比例序列传给后代。“神人同形同性论”的概念在此可以归纳为“单个构件与整体外观相一致”“每个单独的部分适合于总形式”而被运用在建筑中，身体和建筑的关系借助测量，数字，比例和几何形状被定义和转录。[3]
3探究：文艺复兴时期的身体与建筑
尽管在鲁道夫·维特科尔《人文主义时代的建筑原理》中，“维特鲁威人”仿佛成为了文艺复兴时期神圣建筑集中式教堂广泛应用的标志。但实际上，维特鲁威所描述的完美身体形象对15-16世纪建筑并没有直接的影响——维特鲁威提倡的“有均衡和秩序比例”的建筑实际上并非真正被赋予了人体的形式，这种建筑拟人化理解并不能直接应用在建筑中，只能从基本抽象概念理解这种观点[4]因此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师对于身体与建筑的关系的探究应当进行独立分析。
3.1人本主义下的建筑拟人观点
本节以弗朗切斯科• 迪• 乔其奥和安东尼奥• 菲拉雷特为例，比较文艺复兴时期对于神人同形同性论模型在建筑中的应用不同层次的理解。
关于身体与建筑的类比，弗朗切斯科• 迪• 乔其奥有着广泛的理论著作和工程实践。在其早期相对浅显的观点中可以解读出弗朗切斯科对于神人同形同性论的理解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考。弗朗切斯科曾将人体形态比附在教堂的平面与立面，简单地将维特鲁威的比例模型与中世纪的神人同形同性观点结合。实际上，从这种建筑拟人的观点来看，维特鲁威的比例模型并没有为弗朗切斯科创造出本质上新的观点，但却提供了来自古代的理论支持。
弗朗切斯科将从人体量度中演绎而来的公理运用到在所实践的设计项目中，小到檐口，柱子和柱头，大到教堂的平面［5］，弗朗切斯科借助文艺复兴时期的身体测量学，将身体既视作对城市及其组成部分的比拟，也用于产生和调整建筑及其组成部分的形式和比例。
与其相对，对于人体测量学最早的代表人物安东尼奥·菲拉雷特而言，建筑学不仅是由人体的比例演绎而来，实际上，也是一种更为隐晦的方式，摹仿人的机体。其著作《论建筑》称“建筑学源自于人，因此也是从人的身体、人的四肢、人的比例等演化而来。”他认为建筑像人类一样，也可以生长、患病或死亡。菲拉雷特开创性地将建筑的式样与人的道德、理论阶级进行了深刻地诠释，这一特点是和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6]
3.2音韵和谐与建筑拟人
如上文所述，文艺复兴早期经历过实践训练的建筑理论家依旧沿用维特鲁威的比例模型，受到古代理论的制约，随后一代的建筑师和理论家则在建筑神人同形同性论的基础上展现出了更加脱离的态度。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理论家代表人物阿尔伯蒂和帕拉迪奥以音乐和谐的韵律作为他们的理论基础。对他们而言，音韵的比例比建筑中源自身体测量的直接比拟更加关键。
至此人体测量学的隐喻已不再起作用，建筑的神人同形同性论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人们越来越多地尝试推倒符合和声比例的建筑各部分构件的比例关系。[7]建筑的比例关系逐渐脱离维特鲁威的人体比例模型，古代的测量系统被弃用，音乐中的和声比例登上了历史舞台。
4 结语
当我们以“身体”这一线索重新看待古典建筑，我们可以发现，身体不仅仅是以符号化的，形而上的形态出现在古典建筑柱式、檐口，更多的，是一种比例与秩序的隐喻投射。这种投射随着理论认知水平的提升，逐渐向抽象化和几何化演变，以至于当今我们在探究古典建筑中的复杂的几何性时往往无法直接感受到其背后隐藏建筑与身体的观念。实际上，这种基于古代身体观和神人同形同性论的思考方式，可被视为古典建筑的诱因。
参考文献
[1]郑小九，论古希腊人所崇尚的身体观念
[2]John Shute在著作《The First & Chief Groundes of Architecture》中阐述了柱子的各部分与人体的匹配之处。
[3]维特鲁维，建筑十书
[4] Frank Zöllner, Anthropomorphism: From Vitruvius to Neufert, from Human Measurement to the Module of Fascism
[5] Hill, M., & Kohane, P. (2015). ‘The Signature of Architecture’: Compositional Ideas in the Theory of Profiles. Architectural Histories, 3(1), Art. 18
[6]楚超超，身体与建筑，建筑学报，2010
[7]鲁道夫·维特科尔，人文主义时代的建筑原理
图片来源
图１：Ionic Order, John Shute
http://journals.openedition.org/inha/3396?lang=en
图２／３：Cesare Cesariano“homo ad Quadratum”／“homo ad circulum”
Frank Zöllner, Anthropomorphism: From Vitruvius to Neufert, from Human Measurement to the Module of Fascism
图４：人体测量学的圣玛利亚感恩教堂
图５：布劳戴尔对帕拉迪奥、斯卡莫齐、维尼奥拉设计的塔斯干檐口进行比较
https://www.pinterest.com/pin/361484307574309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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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d A 06/04/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