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单｜现实书写与心理探询 ——卡林·皮特·内策尔的电影风格研究
卡林·皮特·内策尔(Călin Peter Netzer)是2000年后开始崭露头角的罗马尼亚“新浪潮”中的电影作者之一，他同其他罗马尼亚“新浪潮”的导演如克里斯提·普优（Cristi Puiu）、克里斯蒂安·蒙吉(Cristian Mungiu)一样，生于在罗马尼亚号称“黄金年代”的齐奥塞斯库的统治时期。卡林·皮特·内策尔8岁时就随家人移民德国，1994年高中毕业后回国，大学就读于布加勒斯特国家戏剧与电影学院(UNATC)的导演系，并于1999年毕业。而罗马尼亚的著名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柯内流·波蓝波宇(Corneliu Porumboiu)和克里斯蒂安·内梅斯库（Cristian Nemescu）都毕业于这一学院。
2003年，卡林·皮特·内策尔拍出了自己的长片处女作《玛利亚》(Maria，2003)，改编自真实事件，讲述了一个女人为养育孩子做妓女的故事。2009年他又拍了第二部长片《荣誉的勋章》（Medalia de onoare，2009），由罗马尼亚新浪潮的旗手之一图多尔·沃伊坎(Tudor Voican)编剧，电影中一枚错误颁发给父亲的勋章，令处于后冷战时代的家庭关系得到了改善。2013年，卡林·皮特·内策尔编剧、导演的影片《孩童姿势》(Poziţia copilului，2013)赢得了第63届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2017年，他又编剧、导演了影片《安娜，我的爱》(Ana, mon amour，2017)，入围了第6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最佳影片。
在卡林·皮特·内策尔导演的电影中，很容易看到新世纪以来罗马尼亚“新浪潮”的风格烙印，例如手持摄影、长镜头、日常对话、当代社会的叙事……但他最新的作品《安娜，我的爱》绝不能说是又一部罗马尼亚现实主义的社会政治片，这部电影有着复杂灵活的非线性叙事结构，指向的是男女亲密关系和个人精神层面的矛盾。
别具一格的现实主义
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罗马尼亚电影捧走了欧洲三大艺术电影节的奖杯，于是逐渐有了这样的表述：罗马尼亚“新浪潮”已经到来，其中普优导演的《无命钱》(Stuff and Dough，2001)被定为开山之作，而日后诸多出现在国际视野的罗马尼亚电影几乎都带有普优的风格特性：“普优的革命意义在于作为一个罗马尼亚电影的‘局外人’，引入了‘直接现实主义’(immediate realism)，或者‘自然主义’(naturalism)的电影方法，故事永远是‘现在时’(present tense)，叙事动作也只有关‘此时此地’(here and now)。”[i]
卡林·皮特·内策尔导演的电影也不例外，《孩童姿势》是他的代表作，首先在叙事层面，《孩童姿势》的女主想要儿子免于罪刑这一推动叙事的动作，和《无命钱》的主角要开车去布加勒斯特为黑帮送货的动作一样简单明确，并且发生在“此时此地”，但和悉德·菲尔德所总结的叙事范式不同，这两部电影只有戏剧性情境的建置，却没有给出问题的答案或动作的结果，观众不知道女主最后是否真的让儿子免于牢狱之灾，《无命钱》的主角虽然完成了任务，然而一直到结尾也没遇到什么实质性的危险，也很难说这些人物有什么成长的弧光，
这些罗马尼亚电影都有着反传统类型叙事的倾向。单一叙事动作本身提供给观众快速进入影片的路径，但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借由这一动作引出的现实生活、人物状态的描绘和当代社会问题的展示，例如《孩童姿势》所展现的母子关系、社会不同阶层的残酷对比和权力的滥用。也可以说，罗马尼亚这类电影的故事都是开放的、不完整的，比起讲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导演更想拍出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因此电影如同生活一样充满了偶然性、不确定性，它们将类型片断言有损叙事效率的生活切片皆在镜头中呈现出来：“并不像是从生活中提炼的情节，而更像是以生活本身未经加工的节奏所截取的片段。”[ii]
罗马尼亚“新浪潮”形成的这种极简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美学风格独具一格，“将现实主义电影方法在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肯·洛奇（Ken Loach）到达内兄弟（Jean-Pierre and Luc Dardenne）的这条脉络上推进到了极致。”[iii]在卡林·皮特·内策尔导演的《孩童姿势》和《安娜，我的爱》中，有针刺进皮肤的画面特写，还有拍摄性爱段落时生殖器官的直接暴露，可以说是极度写实，以此来让观众“直面现实”或“身临其境”。所谓的“直接现实主义”建立在未经润饰的现实主义之上，约翰·卡萨维茨(John Cassavetes)拍出的电影往往带有即兴成分，“影片会突然变焦至特写镜头，还有对揭示性细节的搜寻。”[iv]这在卡林·皮特·内策尔的电影里也有所运用，他的镜头语言统一而多变，例如《孩童姿势》中有一场戏是儿子出事后，女主与她不喜欢的儿媳在家中聊天，对白是极其真实和生活化的，手持摄像机在两人之间来回移动，对话在迂回时拉远，表达人物态度如放狠话时突然变焦，一下贴近人物的脸，也会在情绪波动、要说出关键信息时跳轴，灵活的镜头运动与变换充分表现了人物的内心情绪，增添了对话的趣味和张力。
社会问题与心理探询
后冷战时代的罗马尼亚电影拍当代故事，讨论当下社会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指向历史问题，如《荣誉的勋章》中的父亲是二战的退役军人。《孩童姿势》在几乎从头到尾都在晃动的镜头中，讲述了一个处于社会中上流阶级的母亲如何包庇她超速开车撞死男孩的儿子，试图动用人脉和金钱逃避法律制裁，并因此要去面对遇难者家属的故事。蒙吉导演的电影《毕业会考》(Bacalaureat，2016)中的父亲为了女儿会考后能顺利出国留学，和改卷老师串通，劝女儿考试作弊，也在展现家长用自己的人脉资源为下一代打算的现实，但两代人的矛盾一直存在，这其中家长想要控制儿女的一面，暗含着一种强制的权力关系。众所周知，罗马尼亚于1989年12月通过一场暴力革命终结了齐奥塞斯库的统治时代，在那个所谓的“黄金时代”，齐奥塞斯库作为极权独裁统治者，对民众进行思想管控，国家的个人崇拜情绪达到顶峰。“权力的无知——无论是代际之间的、政治的还是由上层社会地位所赋予的权力— —是几乎所有年轻的罗马尼亚电影人共同的主题。”[v] 但上述电影里家长的形象并非片面的，符号化的，而是真实可信、能被人所理解的。并且，无论是描绘家庭关系还是两性关系，卡林·皮特·内策尔的电影都有在人物对话中穿插不经意的政治表述，如在《安娜，我的爱》中，安娜的大学文学课上，老师讲到超现实主义，说共党时期的罗马尼亚作者担负不起奢侈的非理性。
但电影《安娜，我的爱》相对罗纳尼亚“新浪潮”而言是有突破性的。首先，这部电影有着复杂灵活的非线性叙事结构，乱序的回忆段落、现在时、梦境彼此交错，也和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的处女作长片《追随》(Following，1998)中打乱时间线的叙事手法相似，只能通过男主头发的长短稀疏、人物的状态来判断每个片段所处的时间。但在《安娜，我的爱》中，给出了一个打乱时间线的合理解释，那就是男主角在做心理咨询，回忆的片段皆出自他的讲述，且在电影中主角就有用精神分析方法进行自我剖析，从而让我们看到回忆是主观的、不明确的，叙事是更加不可信的。
从男主视角出发的回忆中，我们得知女主在精神上有很大问题，长期看心理医生，而男主为了她和父母吵架，一直体贴地照顾她关怀她，但在另一方面，男主自身在这段关系里有着很强的控制欲，后面更是变得猜疑心重，不能容忍一点背叛，以至做了一个有杀死安娜倾向的梦。全片成功地传达出一种压抑的、焦虑不安的情绪，情感刻画真实细腻，最后结束在一段暧昧不明的对话，故事仍是不完整的。而电影对两性关系和个人精神层面的剖析早已不再是罗马尼亚“新浪潮”的叙事路径。
十几年来罗马尼亚电影在欧洲电影节上的频频获奖，着实不可思议，有研究者称“国际电影节，尤其是戛纳和柏林，这十几年来对于罗马尼亚电影的选择和表彰，是整个罗马尼亚新浪潮，以及罗马尼亚电影的决定性动力。”[vi]进入后冷战时代，第三世界国家的电影越来越多地被世界看到，尤其在艺术电影界，我不知道罗马尼亚“新浪潮”这套电影风格和形式系统在今天的艺术电影界会否已经过时，但寻找到一种风格独特的又恰好符合个人表达的电影语言并不断突破大概也暗合着每个独立创作者的夙愿。
① 此处引述王垚老师的观点，来自他在2018年10月16日北京电影学院《东欧电影研究》课上的讲授内容，根据本人笔记整理而成。
② (美)A．0．斯科特，王垚译，《黑海边的新浪潮— — 后齐奥塞斯库时代的罗马尼亚电影作者们正在重塑欧洲艺术电影》，载于《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14年第4期，第86页。
③ 王垚，《“东愁”与怀旧的政治学——从《再见列宁！》到罗马尼亚“新浪潮”电影》，载于《文艺研究》2018年第8期，第105页。
④ （美）大卫·波德维尔、克里斯汀·汤普森，范倍译，《世界电影史》（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2月第一版，第692页。
⑤ 同②。
⑥ 胤祥：《罗马尼亚新浪潮，终结了——阿迪娜·平蒂列和<不要碰我>》，2018年5月7日。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93521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