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第17章：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道德经》第17章：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转载—— 【太上下知有之】 “太上下知有之”，“太上”，即最高之意。道家称最上、最高、最尊之师为“太上”。后又谓太古无名之圣君。今人称太上老君为“太上”，或以太上为老君之师。若将宇宙核心至初始外层的显隐组织结构分为十个层次，“太上”即修真界隐态第五个层次，其物质组织的名称为“涬（xìng，道家所谓的自然之气）”。“下”者，即天下黎民百姓也。 “太上下知有之”，也可以理解为：“上”者，等于《易经》所说的“形而上者之谓道”。是指未有天地万物以前的混沌一炁。“下”者，是指“形而下者之谓器”。自混沌一炁演化之后，分清分浊，清轻者在上，构成多重天体；重浊者在下，生成有形有象、千姿百态的万物，构成了有形体的“器物世界”。 “太上”这个名称，古时就有。古有“太上忘情”之说。人生最痛苦最难做到的就是忘情。人之为人必有情。“情”有道情、亲情、友情、人情之分。人是有情感的动物，人与人之间靠情感维系着。有感情就有烦恼，有烦恼就有是非，有是非就有痛苦。因情受苦，忘情更难。“太上忘情”并非是无情，天地有情，圣人也有情，但其情是大慈大悲之情，无偏无私的大情。凡人之情在于私，圣人之情在于公。“太上下知有之”，就是太上忧悲众生的大道之情。 “太上下知”，是说在上古盛世之时，圣君治理天下，上顺天理，下应民情，以道德教化人民，以无为治理天下，道德宏扬，民风淳朴。虽天下大治，但人们不知有大治；百姓虽知有君王，但却不起亲誉之心。天下万民皆处于自然之中，无有上下之分，不知彼此之别；各遂其性，各安其生，质朴浑厚，悠然自得，安享太平。百姓这种不知不识的质朴浑厚之风，并不是轻慢于上，也不是愚昧麻木，盖因民心被道德所化，相忘于先天自然之中，毫无后天识心痕迹。故天下一体，万民一心，本性厚朴，唯道是尊，唯德是从，心与道合一。那时的圣王以无为治世，不显迹于下，不显山露水，所以百姓不知道圣王如何治世，也无意有心奉承，上下皆相忘于无为之中。故言“太上，下知有之。” 所谓“下知有之”的含义，就是一般人看来好象是很笨的下等人，但他们往往却是“大智若愚”的有“道”者，他们才是“真人不露相”的大智慧者。大智慧之人，都是藏而不露，虚怀若谷，这正体现着大道虚无的本性。不像今人读了一点书，有了一点浅薄知识，便自认为了不起。其实论起本性心灵，并不如僻远乡愚的山民那么纯净。他们虽书本知识少，见识不多，但却豁达大度，心性淳朴，善良厚道。凡事都能看得开，没有过多的心灵之苦，不像有知识的人那么多心眼，这正是他们本性的天真。 在上古伏羲神农以前，鸟兽成群，人心质朴，人与万物和谐共处于自然之中。那时人们心地纯净，信守道德，人与人和睦相处，没有利害冲突，没有是非之争，社会井然有序。那时人心顺德行事，先天智慧主宰后天意识，而安于主观意识的不识不知，性命皆处在无为自然之中，与大道浑融为一。这就是“太上下知有之”的道理。 　　【其次亲之誉之】 “其次亲之誉之”，是指施仁政之道，百姓的心态变化。“其次”，是说继远古伏羲神农之后，历史发展到次后的五帝时期，天道运行至中古，人的后天主观意识之心逐渐开启，私欲妄心渐生，厚德渐被情欲毁丧，古朴淳风日渐淡泊。先帝们顺天应势，针对当时的人心变化，便开始施行德治，以弥补人心道性的亏损。于是，立仁政以养民心，制礼乐以叙尊卑，造衣冠以分贵贱，建房室以代巢穴，构桥梁以济不通，造舟船以行水陆，造书契以代结绳。鉴于那时的人心后天意识渐开，私心欲念萌动，荣辱之念已起。从此，世道渐趋于崇尚尊贵贤能，人心也有了你我是非、亲疏贵贱之分。于是便对仁善者亲誉之，对怀义者尊敬之。先帝为了百姓德化归道，故不得不倡导仁义，以教化于民。这种崇尚仁义的德化风尚，与太古时期的自然浑朴道风，已大不可相比。就道德的范畴而言，人类在精神领域，已由先天逐渐落入后天，从无为的元朴之性，下降到后天识心用事。故曰“其次，亲之誉之”。 人自有了后天意识之后，便开始有分别之心，人的精神素质也拉开了档次，才有了圣凡贤愚的差别，有了亲疏远近，毁誉巧诈之心，丧失了人性天然的古朴淳真。对于崇敬者，便顶礼膜拜，烧香供养。对于有仁义之德者，便赞叹不绝，亲之誉之。对于聪明有智者，羡慕不已，学之习之。从此，人们有了分别心、追求心、虚荣心，渐失浑然一体的元性。大道至简至朴，心地愈纯净，愈接近于道；思想愈复杂，离道性愈远，这就是现代人远道背道的根本原因。 常言道：“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白纸”象征着人性中固有的自然道性。人有了后天种种欲心妄念，就如同在白纸上涂抹了乌七八糟的东西，已不纯净。修道就是要将这些污迹清理干净，重塑人生，使它返本如初。六祖慧能一个大字不识，却能立即开悟，成为大智慧者。实践了他“心上无一物，何处染尘埃”的顿悟。所以“大智若愚”的反面，就是“大愚若智”了。 　　【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其次畏之”，是以重法治世之后，百姓的畏惧心理。五帝之时，民虽渐失自然大道的真朴之质，但总体上还保持着太古之风，人与人之间尚能以德自律，社会依然安定太平，故刑狱未立。此时人民虽知有君王，但不知有畏惧。至三王时期以后，世道日薄，人心日乖，常德愈失。在上者失道丧德，作威作福，在下者人心乖戾，凶暴邪恶滋生，于是便不得不以政令刑罚予以禁止，维护社会正常秩序。 刑罚既立，百姓未有不畏惧者。百姓在产生畏惧心的同时，也对在上统治者滋生起怨悔轻慢之心。从此人心变得更为复杂，诚信愈少，邪风日盛，民情日乱；民风既乱，冲突必多，刑政日烦，必然是恶性循环。上失真诚之德以待下，下必以不诚之心而还于上，上下两不诚信，犹如水乳不相溶。于是乎上下不和，社会失去了凝聚力，人心自此散不朴，民风自此失古德。 上古之民，太朴未散，所以无知无识，清静一心，不知亲誉，没有厚薄，一切言行皆在道德之中，毫无矫揉造作的痕迹。中古先民，虽有亲誉之情，但仍然是至诚所感之妙。至于下古以后，太朴已丧，狡诈日生，上下相欺，人心失道，以至于不忠不孝，害仁害义，无所不为。此时设立刑罚，已属于不得已而为。刑法不立，民心不畏，社会紊乱；刑法既立，禁多令烦，民心更乱。民心不归诚，必然是假畏于表面，而内心必生怨恨。从此狡诈日多，伦理紊乱，世道亦衰。由此可见失道后世道的每况愈下。 “其次侮之”，是言当时社会由道治下降到德治，又由德治下降到仁义之治，之后又下降到法治，道德日愈日下。人们不仅不信奉大道，反而侮之。人类有天生智慧的分级，佛学将众生分为五种“种性”，也就是“根器”之说。一个真正有慧根之人，一闻道就“勤而行之”，百分之百的信奉不辍。而中等根性之人，则是半信半疑，若即若离。而那些下根的无知愚昧者，不知天高地厚，根本不信大道，以为信道是对人格的侮辱。此类人往往自以为是，以为只有自己最高明，所以对道不仅不信，反而认为修道者都是神经不正常，所以以“大笑”而羞辱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大道若不被这些人嘲笑戏弄，那就不是大道了。这便是“有道”与“无道”的分水岭。 　　【故信不足，焉有不信。】 “故信不足”，“信”就是道根，就是中，就是天地人之本心。信是一种大道本源的混沌性物质，它的特点是无方所，无定位，动静自如，至虚至灵。在无极或高质元层次的太极状态，强而图之则为“○”，也就是河图中央这一点“⊙”。它是天地之根，性命之源，是五德最根本、最关键的道性物质，它是统驭其它四类上德的基本元素。它既可以将这种道性元素分送给仁义礼智，又可以使散在四周的仁义礼智四德元素归于中央一“信”，也就是将仁义礼智归于一“心”、归于一“中”。“信”作为一种基本道性物质，它充盈在宇宙万物的真心中。这个心，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大至三千大世界，弥散六合；小至微尘，乃至细胞、原子、中子、夸克，无所不包，无所不含。有此心，则可出死入生；无此心，则出生入死。生之死之，唯在此心（信）的得失之间。 “信”是一个特殊之“心”，内含有五行之气，但没有五行之质；暗藏于五行之中，但又不落入五行之中。它源本于父母未生之前，但又可以现于既生之后。它虽寂然不动，但可以感而遂通。所以它能主宰仁义礼智这四德，也能综合融化这四德。信德在河图为中央戊阳土，土为黄色，其性中和，故有“黄婆”、“黄帝”、“核心”等称谓。这个“信”是分层次的，它既有儒家所言的做人信德，更有修真甚高层次的信德。 对修真者而言，“信”德是一种阴阳合一，真实无妄的真信、灵信、玄信。“真实”者，是指它含有“妙有”的真实道性物质；“无妄”者，是指它具有一种真空的状态，而不是顽空。所以这种“信德”是空而不空，不空而空，仁义礼智这四大上德的基本元素都包含其中，因而它又是四德的大本营，是一身之大主。仁义礼智信这“五德”，皆是以信为根基，以信为综括，以信为统领。用一心（信）培养仁义礼智这四德，用天真纯信的佛性上德再造心身，修到一定量级以后，则身内的五物五贼都会顺听其命，从而实现五行攒簇，四象和合，性命混溶一体，阴阳浑化，形神俱妙，与道合真，返归先天。 经中所言的“信不足”，是说上君已丧失信德，无信于下民。“焉有不信”，是说因为上君不以信德化民，所以万民也必然不守信德。这两句经文是说：君王离道丧德，失信于民，人民也以“不信”回报于上。上下两“不信”，离心离德，君民失去亲合力，国家丧失凝聚力。人民对上君的不信，并非下民之过，而是因为在上者失道丧德，不能以身垂范，不能以德服人。或以烦杂政令、苛捐杂税扰民；或施行暴政，用严刑重法镇压人民。故民不能以诚信归服，必然产生既畏惧、又怨恨之心，与之相对抗。上信既不足，下信必毁丧，上行下效，上下不合，君民相怨，国运不昌，社会不和，必然导致恶性循环。 古训有云：“民能载舟，亦能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此乃千古不易之理。纵观历史，凡有道之君，皆是道德深厚，慈悲为怀，与民同心同德，视民为父母，事民如事天，故得天民同助，国昌民富，社会康宁。凡是乱世，皆是为君者失道离德甚远。春秋战国时期，大道已去，故有五霸争雄，百家争鸣之乱。这段时间虽不长，却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因为纲纪已乱，道德已失，各种思潮泛滥，纷纷亮相，各派学说纷争，无不登台表演。这种人心涣散、思想混乱的局面，从表象来看，人的思想似乎茅塞顿开，聪明显露。但究其实质，却都是对大道的肢解，是落入后天的以偏概全，是在古训中摘章寻句，舍本逐末，各显其能。这些都是假借道德仁义之名，行变诈取巧之实，逞好胜争霸之勇。尤以战国时期为甚，争霸之战不息，天下混乱，道德愈失，百姓遭殃。此等混乱局面，皆是大道已去，无名之朴散失，信德不足的必然反弹。故圣祖感叹曰：“信不足，有不信”，即是此义。 　　【犹兮其贵言】 “犹兮其贵言”的“犹”字，王弼本作“悠兮，其贵言。”白玉蟾等注本“犹”字称作“由”。诸本字皆不同。犹、悠、由、猷四字，古作通用，皆是形容幽远无象之貌。 “犹兮其贵言”，此句河上公注曰：“太上之君举事犹贵重于言，恐离道失自然。”“犹兮”，又可解释为悠闲自然的意思。所谓“其贵言”，就是说道很难说清楚，再怎么高明的文字语言，都只能是一种形容比喻，难以准确表达出道的境界。道的本体，无形无象，说似一物即不是，不能用世间名相界定它。 古之有道圣君，皆贵其言，接物举事，皆是谨言、慎言、少言，不得已而言。言则寓意深奥，言简意赅，字字珠玑。从不多言絮语，唯恐言语离道失德，而为害天下。大道无形，天地无言，真理道义，必赖人宣。故圣人行不言之教，当言则言，言之有理，言之有物，言必合道，绝不虚言。 人之言语必须真实，不可稍有虚伪。虚伪之人，多是言不顾行，行不顾言，亲友不相倚托，邻里不相恭敬，虚言诈语，瞎话流堂，无人听从。“言为心声”。心中匿藏着贪、嗔（chēn）、痴、慢、疑之邪妄，必然会由偏激、消极、冲动、狂妄的言语中表现出来。心善言必善，心恶言必恶，心邪言必偏，心狂言必傲。有种种心，便有种种言。诸如花言巧语，搬是弄非，以诈传诈，污言秽语，妖言惑众，恶言伤人，绮（qǐ美丽）言骗人。以至于呵风骂雨，责天怨地等等之言，皆是心邪言不正，由口而出的必然流露。也是自造口业，招灾惹祸的根源。故道佛先祖皆教人要持身守戒，戒心斋口，谨言慎语。言多必失，言多散气，舌动是非生，故有“人言可畏”之说。所以圣祖在此警示世人要“贵言”。不可口无遮拦，口若悬河，夸夸其谈，以免害人害己。 “犹兮其贵言”这句话，是说要复上古之风，得上古之朴，必须用无为之德化天下，并非以言语可以做到。大道惟妙惟肖，至深莫测，变化万端，只有靠自修自悟，圆成大道之时，才可以一目了然。大道无为，只可心悟，无法言传。后天显态现有的文字语言，包括留传下来的古圣典籍，都是修证的一种辅助工具，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任何论述大道的文字语言，都只能是一个助修的拐仗，无法准确描述高维空间道境的真象。故古有“大道无言”、“言语道断”、“言难尽道”等古训。凡是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都不是全道、真道。后天语言过多，往往会将个人的主观偏见固定于人，将别人的思维引向一端，形成一种定势，封闭其心中无穷的天地。这就是古人反复强调“大道难全”、“道不言全”的本意。 大道靠自悟，亦靠明师传。修大道就是一个心领神会、勤学苦证的过程。“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自古真传大道的师父，都是以心传神授为主，口传言教为辅，其余全靠各人自己的修悟苦证。明师都是得道的大智慧者，自由穿梭于高维空间，洞晓宇宙大真理，阴阳变化握掌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虽不能用语言全尽道义，又不得不借用显态语言宏法传道。真师传道不贵言传，而重心授，垂先示范，以身行道，借助有形与无形等多种形式，以开悟人的心扉灵性。君不见空净师开示我等弟子时的以心明道，观心得道，以象示道，借物传道，以事喻道，乃至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梦境等等，无不饱含着多层次、全息性的无穷道意。在不得已而言时，亦是言筒意赅，一语千金，字字金光，深含天理。惟有心领神会，深悟其微之后，方才豁然开朗。如拨云见日，阴云尽散，心中另是一番天地。这时才能真正理解圣祖“贵言”之理。 圣人深知，若仅以言教施于天下，难免误人落入后天，民不能无为，天下便不能至治。故圣人皆贵其言，行不言之教，施无为之治，以道德化天下。天下万民受之以德，得无为之道，不期而自信，不治而自化，百姓自然清静无为，则天下归道也。 　　【功成事遂】 　　“功成事遂”，“功成”者，即圣人施无为之治，而使天下归道，功成圆满，天下太平。“事遂”，即遂于不言之教。古之圣君皆是高真大德之人，融大道于一身，通天识地，洞晓阴阳，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大智慧者。圣君治理天下，都是无为而治。无为是一种至道的胜境，并非今之世人所理解的简单概念，更不是被曲解了的“什么都不做”，而是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高层次、高境界，是一种至极的高功大德。此德若养之不深，积之不厚，其无为之功也难成就。大德若守之不诚，贵之不慎，不言之教亦难遂。由此可知：非无为，不能立不言之教；非不言之教，不能守无为之德。不言之自然处，正是无为之实践处；无为之实践处，便是不言之自然处。大化不化，大言无言。上能自信，民必自信；上下之信，都是自然而然，不期信而自信。人人无不自然，人人无不自信，天下皆大信也。 　　【百姓皆谓我自然。】 “百姓皆谓我自然”。正是百姓在无为自然状态中的自然之言。正因为圣王施无为之治，百姓只知上有其君，并不知其圣德之厚。对圣王普施大德，恩惠天下，觉得这都是很平常、很自然的事，所以并不歌功颂德，也不刻意恭维。上古之时，人民耕种而食，凿井而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心性清静，悠然自得。圣君的无为至治民不能见，圣君的不言之教民不能知，百姓尽享天然淳朴之乐，不起亲誉之念，无有分别之心，一切皆出于自然。这就是无为之治的美好胜境。 观此可知，太上这句经文有伤今思古之意。此章虽言治世，何尝不是言治心。无为之德，用之于国可以安民，用之于家可以和睦，修之于心可以养性，修之于身可以成真。修真人若要通达了道，首先必须学会透过道的外在表象，深入洞见道的本质。如何通过万事万物千变万化的影子，认识道的本体，这是首要的功夫。凡是事物的顺遂如意，事业的顺利成功，都是首先堪透了大道之理，顺应大道自然规律的结果。一项重大的科学发明，无论是物理、化学、生物等各个领域，只要掌握了物性的自然法则，摸到了宇宙物理的真髓，将它延伸到某项具体技术上，必然会实验成功。自古至今，一切科学成就，都是道性的外现，都是大道自然的应用。 修真证道的实践，就像剥香蕉、吃甘蔗一样，要一层一层地剥，一节一节地了。修真与世间一切物理一样，都是由外向内，由浅入深，依阳剥阴，剥假寻真，一层一层向里剥，直至进入内部核心，达到剥无可剥、出神入化的境界，方为功成圆满。然后再由核心向外释放，从而表现出内道场核心的巨大事功作用，作用于万事万物，调整自然生态平衡，自然而然地服务天下众生。这就是修真者的“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修真人果能放下尘缘，向无欲无为处养心德，虽有七情，可以淡而化之，使其不能逞狂；虽有六识，受先天慧性之制，使欲心不能占其主。若能如此，以先天驾驭后天，显隐同观，慧智合一，随缘应变。便是无为之道心，不言之诚信，性分中之盛世也。 　　【本章说解】 天地与万物同于一道，圣人与百姓同于一心。古圣治世，不施异政之能，不作有为之事，不妨民，不聚货，不自贵，不贱民。位高而不自知，身尊而不自有。如日月之经天，相忘于太虚之中，惟尽施德照明之本份。在下之众生万物，虽受日月恩惠，却无识无知，无有亲誉之情，没有畏侮之意。比如鱼游在水，并不知水的存在，也不知水的养育之恩。水以无为天性养鱼之命，鱼以无为之心归之于水，鱼水相依，自自然然，各尽天然无为之性，各享自在之乐。 只有超越了的东西，才能达到超脱之境；只有真正进入无为之境，才能通晓无为妙理。“无为”是高维空间道性物质的存在本体，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圣境。“无不为”是宇宙的物质演变规律，是自然大道造物的玄妙之用。今人对“无为”一词多有曲解，以为无为是一种无所事事的厌世哲学，是懒汉懦夫的混世思想，以为是一种与当今人们争强好胜、奋力拚搏、追求物质享受的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过时神话。这是对大道“无为而无不为”的无知。 “无为之治”是治国的最高胜境，是国强民富的根本大计，是人民德化、超凡入圣的自由王国。不切身经历此境，永远也难以理解“无为”的真意。治国与治身同于一理，家不殊俗，国不异政，身不陷邪，心不妄思，道境于此，则无所不治矣。古之圣君治国，能顺上下之情，能致自然之化，惟用一个“德”字，治天下可得太平，治大国犹如“烹小鲜”一般。 古时治国可分为四个等次。最上最高的治世方略，就是无为而治，行不言之教，使人民各顺其性，各安其生，所以百姓皆自然，只知国有君，不知他的所做所为。次一等的，是以德教化人民，施仁政治理国家，人们由此便产生了分别心，有了亲近、赞誉之情。再次一等的，是以政教教化于民，立刑法治理国家，人民虽生畏惧心，但对国君却敬而远之，缺乏诚信。最末一等的国君，对百姓不诚不信，高贵自傲，腐败奢侈，欺压百姓，用权术诡计愚弄欺骗臣民，用暴力镇压人民，所以人民必反而抗之。治国之道，都是随时应势，根据不同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定，也是自然大道运行的必然规律。当今世界多是以法治国，轻视以德治国这个根本。这种单脚独立式的治国方略，必有弊端，故民风日下世道沉沦。以德治为主，德冶与法治并举，在当今之世，才比较现实周全。展望未来，人类社会必然是由法治到德治，由有为之治到无为之治的理想社会，这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