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习惯
这个问题比“假如你开一家书店你会怎么经营下去”还难，因为书店的事儿我思考过，怎么看书真的没有。除了作息上我没什么“阅读习惯”，好吧，肯定有，但我不知道是怎么来的。我不擅长做总结和概括，只能把和书有关的经历说一说。其中肯定没有重点，假如有，我就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了。
小时候我没有去过书店。很多人对北京孩子的童年假日的理解定格在北海划船、什刹海滑冰、西图坐着看书的画面中，不过出生在南城又住进大院的我恰好把这些都避免了。有人该问了，作业本都不去新华书店买吗？不去，我们发，至今抽屉里还有没用完的呢。新华字典和现汉也是学校给订，给家长省了好多事儿。
中学以前我的书都是摊儿上买的，来自于儿童文化宫、劳动人民文化宫、民族文化宫之类的产销会居多。儿童小说、插图绘本、少儿百科，一律五折，一律五折，全场三天，销完不补货。我奶奶会带我去，我最爱奶奶了，嗯。书市和庙会每年也都有卖（盗版）书的摊，每年我也跟着凑热闹，不过没买过什么，因为印刷太次了全是墨点。好一点的书都是我爸一点一点匀给我的，老版的各种童话，俄国小说，小人书。那个内容啊，相当刺激。
后来在武汉，我跟着亲戚一起逛街，发现武汉卖书的那些小棚子卖的内容，更刺激，不愧是江城。亲戚们真的是去买针织、裁缝、花卉的教程大画册去的，我就顺便看看那些港台精品和时装杂志了。日版手工艺教程被港台引进，再从一些渠道转入大陆各种街道、社区的市场和集市销售，成为大热主妇乐，很常见的操作。于是我小小年纪就学会了钩针的用法，除了封边和毛毛虫一样没什么大毛病。
但是怎么说呢，我知道《蛇鼠猫》是什么的时间有点早了。
可能是因为小时候真的没去过分类归整的书店，我对自己淘很有耐心。我也不知道我喜欢什么，那时候很喜欢紫罗兰、藕粉和深蓝的颜色，说好听点是莫奈的各种《莲花》爱画的色儿，搭配不好也是怯爹吧。通常那个年代的三色印装帧是……很难让人觉得不怯的，大胆，时髦，但是怯。即便这样我也是按照书皮颜色去找书的。没有美不美，偏爱就是“我对这个有感觉”，很难给个中立评价。
可能这一类颜色真的具有同样的感情，导致我都不会写进“读书周记”里，不合适，老师会念叨我，接着让我家大人来一趟。是了和大家猜测的一样，所有的周记摘抄的句子都是我自己编的。我已经忘了那种感情是什么了，大概和莲花是一样的，很容易让人走失在河流深处。
我小时候有张照片。那天武汉下雪了，院子的一角是煤棚，门外面支出一块塑料棚子，点着炉火煲汤。我坐在炉子前的小板凳上，看《三只蝴蝶》的故事，一直哭。大人们觉得很有趣，为什么我这么爱看书，为什么我会哭。后来这张照片陪着我所有的照片一起消失了。
后来我妈给我带进了一个大坑。有时候我会去八一厂泡着，为了和她一起吃食堂。上午写写作业就过去了，那么下午怎么办呢？我妈为了让我闭上嘴而且不瞎溜达，把她能找到的所有国产刑侦小说和漫画杂志都给我堆了过来。这么耿直的安利你见过吗朋友？我到现在还没出坑。
让我有冲动“去书店”的万恶之源来了——漫画。学校和画画班周边的小书店我都去过了，也渐渐知道图书是有经典和流行的分别的。这两种我都没怎么买过，哪儿哪儿都有，需要看的时候再去买就是了，没有“不买就会消失”的感觉，哪怕这些书店没了它们也不会消失。
因为出生在出版的产业闭环里，我很早就知道书是可以加印的，出书是需要书号的，书的印张和开本是要单算的，这种常识吧。对“出版社”这个事物的存在认知也比较早，大人们的各种书都是按出版社去放的，现在我也是。父母一辈有来往的朋友里，作家、燕山、北京文艺这几个社的编辑比较多， 送我的各种小书也是各自东家的产品。这让我很早就摸清了我不喜欢什么，软软的很抒情的东西哪怕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也觉得很无聊，无聊的不是题材是写法。这个无聊程度对我来说仅次于宇宙观凌乱的宏大叙事，那还是《聊斋》《搜神记》《三言二拍》里的一些故事更有意思。而且这类书，写得吧，都很长。
可能是觉悟高这一点被老师看穿了，我当上了图书管理员。这就是我很难说清偏好的原因，的确是“都看了”。中学时代的图书馆还真挺有分量的，从馆舍到藏书花的钱校友给捐了五百万呢。我的原则是能不上课怎么着都行，能躲开有的人去哪儿都可以，于是一头扎进图书馆里。大概是看书的年龄比较早，我发现对我来说没有“很难看懂”的书，在我不知道什么是难的年纪已经看起名字根本记不住的俄国文学和古希腊故事了，德国哲学则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引用里。于是我飞快地读了很多书，像《江户川乱步全集》这样的书完全是用套论的，按照书架排列的顺序把自己负责的区域读下去。看漫画的速度也一样，所以最开始去看的是《龙珠》《浪客剑心》这样长篇已完结的作品。
阅读量最大的时代是中学，除了靠看书来逃避人生我啥也没干。这个就是基础的“地质时期”了，把够得着的都据为己有。的确是一边看少女馆一边看萨特，一边留意能引起我兴趣的都是什么出版社。然后我注意到《小说月报》和《世界文学》这两种杂志是很方便的找书用品，05年我第一次用豆瓣的时候它还没什么东西，至少不太好找书，找电影更容易。总之我开始依赖旧杂志了，因为旧杂志我又走回了旧书市场。
当时出名的旧书市场有这么几个：潘家园、琉璃厂、海图、书香园。潘家园太大了，我是真不爱去，毕竟当年我也是个快200斤的胖子。陪奶奶去椿树医院可以去琉璃厂，她聊她的我逛我的。海图当时周边还有新华书店、第三极书局和中国书局，完整逛下来要两三小时，直到大学我也习惯泡在这里。书香园离着百万庄图书大厦不远，因为公交通勤过于错综复杂，使我养成了尽量多买书对得起出租车钱的习惯。那年月旧书折扣很低，海图更是幺斤卖，你绝想不到一百块钱能买到多少斤文史哲社科院冷门大拼盘。这种书不是濒临报废就是图书馆更新版本被扎捆卖掉甚至扔掉的，因为太杂没有人愿意收进书店里，退经销商可能已经销账了。举个例子吧，拆药研所阅览室的时候家里从垃圾堆捡了二十多本还健全的倒腾倒腾送回首医大图书馆了，其他在垃圾堆里都和渣土混了。在旧书市场也能看见很多新书，像是潘家园就有，历史类和书画类的新书很多，有的刚上架一年就因为过于冷门而凉了（也许第一个月过后就没销量了）。在旧书市场里能摸到一本书的生命线，能知道出版社、学科、作者起起伏伏的状况。你看着新书没有这个感觉，朱棣第一眼看紫禁城的感觉和溥仪最后一眼看紫禁城的感觉不是一码事。
差不多和学占星一样难，不不不，比占星还难。星星没有分身，书有，不同的版次甚至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一辈子可以过。
这么看就有谱了，我是每个时期专攻一个书店或图书馆，腻了就换。生活方式和路径的确“会腻”，不过找寻和了解的过程不会，因为至今我也不知道我在找什么。
我不带目的就喜欢去的书店有联合书城、美术馆书店和万圣书园，现在联合书城已经关闭了，美术馆书店搬了，万圣只是在去五道口拜访作者参加活动的时候顺便去一下。考古书店和社科院书店也挺好的，他们活着就挺好。有一天我吃多了在胡同散步，从杨梅竹斜街走到了新华书店旗舰店原址在的那个旮旯。牌楼和一部分建筑还在，里面的住户早已搬走，房子也是无人打理的危房违建。连退几步，牌楼却是新的。就像走到了一座坟头土已经塌了却给立了新碑的坟头前，那一刻我觉得，看吧，尽量活着就挺好。有点喜欢的东西，人才喜欢活着。
想通自己喜欢什么真的很难。从作者的角度讲我喜欢杜拉斯、卡佛、麦卡锡、考布斯基，从读者的角度讲我喜欢芥川龙之介、宫本辉、泉镜花、“千岁寒”前的王朔，从编辑的角度讲能写成王道乾、于道泉这个笔调的人我都该叫大师。假如不提小说呢，算了，这么想没意义。从学术上呢，对我来说能一直看年鉴学派、罗兰·巴特尔和安德烈·巴赞就行了。好的作者太多了，大部分人去看待文学和文学性都是把它们视为一种身份的投射，所以好的作者可以是世间一切的影子。很多人也按照这个标准只去看好的作者。
对我来说不是这样。我很着迷的人是卡夫卡和爱伦坡，不仅是“他们已经死了”这个事实，他们活着的时候也看不到作品的尽头，作品完成后直接成为无限。就像《白色城堡》和《环形废墟》里的人，在意识到自己被困住前看到的是无尽的变幻、命运与自由。我早就是无尽的囚徒了，想尽可能多知道一些狱友。
所以没有主题，不过有使用时间的规律和习惯，为了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同时尊重该做的另一件事，就像和一个人说话的时候要尊重她不能总想着其他人。
不过这两年呢，出于工作需要读了很多法学的学术书，“从技术上”掌握了一些做抉择的习惯。为什么人会把知识分为“好的”“有用的”“必须的”“喜欢的”？难道获取的过程不重要吗？我一直在想这个。建筑也是个抽象学科，不过读的时候我没这种忧虑感。它们总是出现在一个“没错”的地方，可以去诚品之类的大型连锁看一看。你不用怀疑你看见了什么，这的确是存在即合理的聚合物，和音乐是一样的。
但我们面对的东西往往更抽象，比如法学。而且在这其中我们要以一个god knows how的方式决定或者说分辨自己的偏好，这要花好久好久，毕竟我们没机会遇到古一法师咯。这个问题和人怎么看待自己是一个问题。走进书店或者图书馆，架上有那么多书，周围的人都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看起来神情都更高贵恬静，根本不像能在卢浮宫里大笑、打哈欠的那一伙。具象化出来就是这么个问题。
别想了，哪怕离你最近的是一本锅炉原理，也要试着去抓住它。没有什么知识和体验是完全陌生的，人总能建立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