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一个绝顶聪明但被扭曲了的人——为童书业逝世二十周年而作

张维华死了，终年86岁，算是好寿数。来了讣告，我也去了唁电，其中说“先生在五十年代山大历史系教师中，为具有真正水平之一员”。写着这样的电文，不禁想起了童书业。童死去已19年，终年差几个月不到60岁，真是寿夭之事不可测。1980年我到杭州，童的小女儿童教英同志对我说，“你是先父生前好友，为什么不见写一篇纪念文章呢？”当时我未作答，并非我“语为之塞”;而是要答，需要涉及很复杂的一段历程，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1984年在西安我把情况一股脑对童的老友史念海讲了，史说还是不写文章为好。但不写不写，连我本人也要按自然规律办事，岂不遗闻湮没了吗？因此，还是趁20年忌辰的前夕，把它写出来吧。 童的长婿黄永年写的童传，好几年前就度过了，感到不少形式化的地方。这也不能怪黄，那时的风气就是如此，打就要打到地，好就要好上天。我要从另一个角度来写童，他平生弱点，就在一个“怕”字。有六怕，怕失业、怕雷电、怕传染病、怕癌、怕运动。童的学生又补充了两条：怕地震、怕蒋记反攻大陆。所有这些他都怕，有时怕得要死。在此还要说明，这里的“运动”，非指体育运动，而是指政治运动，这一项是他最怕的。每当运动前奏，“先吹吹风”的会开过之后，第二天童的脸马上就像烟灰一样的颜色。单这一条，在过去“左”的年代，能写吗？我想有朝一日教英同志读到这里，七年前的疙瘩就可以解开了。 以1955年的肃反运动为例，先是批胡风，接着从党内揪出华岗，慢慢就要深入到本单位的问题了。照例先开一个“吹风会”。记得“吹风会”的主持人是三个：杨向奎、蒋捷夫、孙思白。不久之后，我就是肃反的大对象：可是“吹风”之时，我还侥幸有资格跟若干积极分子坐在一起听“吹风”。“吹风”的大意是，山大历史系有三个大反革命。其一是张维华，他是美帝的忠实走狗，齐鲁大学的洋人离去时，给他留下埋在地下的几缸金银，作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资本：还有一张地图，标志埋缸的方位。我们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张缴出这张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其二是童书业，他有血债，他一夜之间杀了一千个共产党员，有检举材料可证。其三是韩连琪，济南解放后他化装成乞丐到青岛去给国民党通风报信。听了“吹风”内容后我回来对妻子高昭一说，童先生看见咱家杀鸡都吓得捂着脸，他怎么会一夜之间杀死一千个党员呢？ 原来事出有因。童跟他父亲的关系，不甚协调。童夫人时常谈起抗日战争时，童的父亲受其妾的挑唆，将童夫妇赶出家门，逼得童夫妇从江南到江北、从江北到江南跑“单帮”生意过活。那时童的鞋底都是大洞，用一把稻草塞住。解放后，童父及其妾住在上海，写信到青岛来，说你现在是大教授了，应该按月给一点赡养费。最初，准备每月给30元，不知怎么一来没有给。上海那边就写了检举信，信在肃反之前早已由市委转下来，贮藏在党委的组织部了。 事情是这样的，1948年徐州解放之前，顾祝同为了勉强点缀升平，发起要邀请一些学者到徐州去讲学。很多人拒绝前往，童书业和杨宽二人应邀前去了。当时使用军用卡车把他二人送往苏北，黑夜之间有不断的枪声，童问这是什么声音，蒋军官兵回答说，“打共产党，我们一夜可以消灭他们千把。”回到上海之后，童是“书呆气”很重的人，不懂得这话的轻重，就把这话传出来了，传来传去，话的主词从蒋军官兵讹成了童本人。童父之妾，就是按这话头写成了检举材料的。 童如何对待的，我就不大清楚了，因为我在他们之前被斗，并被宣布为“披着马列外衣、猖狂向党进攻的反革命分子”。斗争的气氛，远较他们的为盛大热烈。但我心里并不太紧张，因为对我一未抄家，二未隔离，一直让我“逍遥”着，不久，山东省委宣传部长夏征农来青岛以“有反必肃、有错必究”的原则，替我宣布了平反。 事情过了很久，已经是运动的“收尾子”阶段，突然发生了一件新鲜的事。似乎是一个星期天，家里人大部分都出门了，只剩高昭一在家合衣午睡。当时只有我三岁的小女儿赵红从外面偶然跑回家，意外的发现一个瘦老头跪在妈妈床前。这一下，可把她吓坏了。她喊着跑着出去找人。后来高昭一也醒了，我也从街上回来，研究的结果，那个跪着的人是童书业。 事情的关键是，童有一份“交代材料”在党委组织部，运动过去了，他想索要回来毁掉，可是又不敢自己去要;想求我代他去要，又不敢当面提出，所以想到我的妻；可来时正值我妻午睡，所以就出了这怪相了。“交代材料”中说了些什么呢？说的是有一个受美国情报局指挥的，隐藏在大陆很久、很深的，以研究历史、地理、绘制地图为幌子的反革命集团，其最高首脑是顾颉刚，各地分设代理人，山东代理人是王仲荦，东北代理人是林志纯，底下还有一句“我和赵俪生也是其中的成员”。这份“交代”写了一厚本，题曰《童书业供状》。我得悉之后，立刻去找了组织部长高芸昌，高派人到合江路宿舍把童找来，就在组织部组织部办公室内找来一只盆子当着童的面，把供状撕开烧成了一盆灰。童从此才释然了。在这件事情以后，我与孙思白之间，曾展开过多次激烈的争论。孙认为，我去替童书业要求将《供状》焚毁的事，是一件严重无原则的行为，因为这份文件需要永远保存下来，作为童书业不惜陷害老师好友的品质问题的铁证。但我不以为然。任何人，任何人的性格、品质，都是跟他的环境条件分不开的。在“左”的路线下，一次次运动的架势，真是吓得死人。前文表述过，童是个“怕”字当头的人，旧社会怕失业，曾怕到神经失常，这是被扭曲的头一回；解放后不怕失业了，可又怕运动，试想，一千条性命的“血债”，不够他发疯的吗？这是被扭曲的第二回。当然，我从来没有说过，童写那样的《供状》是好的、应该的。童在平时经常对我谈，一个变态心理的人制造的谎言和假相，往往是最精致的。可是他究竟还是在长达数万言的《供状》中并未遗漏下连他自己也是其中成员之一的“坦白”。存心害人的人，是光害别人，绝对不害自己。而他既害别人，也没有忘记了害自己，这是他“精神病”、“变态心理”的铁证。法律不是规定，有精神病的人，杀了人也是不判死罪的吗？根据这一点，我对童采取的是谅解的态度。 童在生前经常给我讲弗洛伊德，我腹内所存的一点有关弗洛伊德的知识，都是从他那里听来的。似乎弗氏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说他有时对别人是“施虐狂者”，有时对自己是“施虐狂者”，但最终点上却是个“受虐狂者”。这话高明极了，并且完全可以适用于童书业。试看长达万言的《供状》一案，到头来还不是害了自己吗。再举一例。有一年，咱们大陆方面宣传蒋记要反攻大陆，童的神经又紧张起来了，紧张到控制不住了，他去找当时的山东大学历史系党总支教师支部书记，说，“他们来了，首先要抓住我，用枪口对准我的胸口，要我带他去搜共产党员。你知道我是胆小的、怕死的，我不能不带他们去抓你。但是我和你约好，当我到你窗口时我拼命咳嗽，你听到咳嗽声，马上躲起来就是了。”这简直比小孩还幼稚。可是不久，“受虐”的时机很快到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对童书业的第一张大字报上写着“童书业有变天思想”、“童书业借反攻大陆妖艳恫吓党员干部”。想来，光这两条就够他受得了。 我和童的交谊，建筑在三件事情上：一、谈学问；二、看京戏；三、品画。 童书业最爱谈学问。谈到高兴时眉飞色舞，手舞足蹈。不管听的人爱听还是不爱听，他一直谈下去，谈到午夜以后。他最怕黑夜中出事，但谈起学问来就什么都不怕了，因而造成过小事故，有时迷路，有时被警察收容。因此很多人厌烦地谈学问，径直撵他走。我夫妻能有耐心听他谈，所以他认我二人为终生好友，一到周末或星期天，就一定到家下去。我家的饭并不特别好吃，个别菜的烹调技术距童夫人远甚。但他恋着谈学问，就到处宣传我家的饭如何好。童在吃东西方面也有怪癖，如裸露的肉他是绝对不吃的，吃了就吐出来；但包裹起来的肉他却大口大口地吃，这不是“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倒是见其形不忍食其肉的“仁者”了。我们就顺着他，把肉用面糊、豆腐皮或茄皮、瓠片包夹起来，做给他吃。吃完就谈，吃是次，谈是主。他谈的，都是治学中新收获的萌芽，或者说，是一些论文未成形前的毛坯。并且在这里又须加一笔，童有时很傻，但有时有很精。例如，他跟一个人谈过某个他自己的“精义”，过些时候这“精义”不知不觉被摄入该人的论文中去了。从此，他就再不到这家去谈学问；我们问起来，他只把眼睛弯成娥的眉那样眯眯地笑着，不出一语。再者，他总有一种偏执，认为我夫妻二人接近革命早一步，接触马列早一步，而他晚一步，从而对我们产生某种莫名其妙的信赖，仿佛我们听后没有认为大谬的论点，就是可以站住脚的了。其实，这是十分靠不住的，我们自己的许多论点后来不都变成“反动透顶”了吗？ 当时有四个人是京戏迷：杨向奎、卢振华、童书业和我（我妻因脚有湿气不能常去。）大家一起去，互相请客。童听戏，也有他的怪癖。第一，他不听票价高的戏，如梅兰芳2.8元、马连良1.8元、张君秋1元等，他都不听。原因之一，怕是夫人卡得紧。（有一次，他跟我一起从合江路宿舍到大学路去上课，他花5分钱买了一包尖底纸包的花生米，倒给我一半，一面吃一面唠唠叨叨地说“连剃头加吃花生米，才给我发5块钱”）他只听东镇一家小剧院门票3角的戏。第二，在一夜3块或4块的戏中，他有他的选择。他厌烦老生和旦角的唱工戏，每当慢三眼、慢四平或反二黄慢板时，我们三人都眯起眼睛听得入神的时候，童却不见了，他到吸烟室休息去了。等武打戏一上场，什么《龙潭鲍骆》，什么《杨香武三盗九龙杯》，他高兴极了，神采奕奕，并且在戏散回家的路上，他一定告诉我，听了这样的戏，他的精神所得到的恢复，要比睡过一场好觉或者接受一次休克治疗要强得多，明天的第一堂课一定讲得特别精彩。他甚至约请我专门去听他那一堂课。有时，联系龙潭鲍骆和杨香武，他能谈出一系列宋元明清的社会礼俗，一直谈到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夜深人静的街道上，他高声放肆地讲着，简直意气风发了。 童书业是历史学家，此外，他还兼备画家和画论家的身份，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他早年习过画，卖过画，还专门到北平跟胡佩衡学过。他画山水，路子是四王。他仿过王石谷，也仿过戴醇士。他自己说，仿石谷达不到乱真，仿醇士完全可以乱真。他说，旧社会有做假画的集团，谁着墨，谁上色，谁题字，谁刻图章，谁把新画来加旧，谁上裱，都有专行任务，赚了钱大家分。有时，眼看着自己参与制造的伪品，连社会上最著名的鉴赏家的眼睛都骗过，使那人连连表示珍赏的时候，他都笑不敢笑出来，只好憋着。但说来可怜，他家纸笔墨砚一概不备，只有正月初一到黄公渚家拜年时，借黄家高档的画具设备，才即兴给朋友们画一两幅。 当时解放不久，诸城一带大官僚大地主家里的字画，在扫地出门时成了贫雇农家的胜利果实，一转手二转手到了青岛来卖。此外，青岛是德日美三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许多先朝政客，如今失意了，都愿到青岛来当寓公，老一辈死后，少一辈就把所藏书画也拿到店里出卖。所以50年代前半段，在青岛市面能见到的字画比较多，价钱比后来也便宜不少。童是从来不买画的，但是我买，买来之后挂在墙上，由童来品评。他的品评，带专家气息，也带偏执气息。他往往不从画法、纸色、绢色、墨色、题款、用章、藏章诸方面的综合情况上取下判断，而是单打一，根据某年某地他见此画家有某种画法、笔法为理由，判断与此画法、笔法极类似的一幅画为真品，而判断与此画法笔法迥不类似的一幅画为赝品，等等。这样做的结果，误差往往很大。所以在当时青岛的卖画、买画、品画的人们当中，他的品评不太被人重视，理由是他的观点太偏执了。 当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童已经支持不住了。我听说，在山东大学牛鬼蛇神们拔草时，大家都是蹲着拔，红卫兵只准许两个人带板凳，一是冯沅君，因为她是小脚；二是童书业，因为他有病。后来我问杨向奎是否如此，杨说，“哪里？！板凳已坐不住了，是躺着拔，后来是童太太代拔。”有一年在杭州郊外，我见到童太太，我问童先生是怎么死的。童太太说，她也不知道。她问医生，医生说“他的肺没有了” 王仲荦告诉我，当童的噩耗传来时，一位讲师的夫人在阳台上说“又替人民节约了二百多元人民币”。现在这位夫人的丈夫也已上了教授职称，照我看这批人民币也不能亿万斯年地领取，有朝一日也会像童书业名下那笔人民币一样被节约下来的。（选自《赵俪生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