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会拖累女性吗？这种观念可能带来新的“厌女症”

如今，“恐育”似乎正成为都市女孩社交软件中的高频词汇。生育似乎与一系列感情色彩消极的词汇联系在一起：子宫，血液，破裂，疼痛，憔悴……经历十个月的负重，冒着盆骨撕裂的风险，女性在孕育中究竟经历着什么？

进一步地，那些声称“为他生一个孩子”的女性又在表达什么？年轻女性以“不好好读书是要去生孩子的”口号激励自己经济独立的现象，与女性权利现状是否相关，又如何相关？“生育”似乎成为我们思考女性的新起点。

安托瓦内特·福克（Antoinette Fouque，1936—2014），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女性出版社的创办者，“妇女解放运动”（M.L.F.，1968）的发起人之一。

法国女性主义活动家安托瓦内特·福克在《两性》中提出，将生育看作拖累而追求平等是十分危险的，它将生成一种隐秘的“厌女症”，导致女性的自我厌恶。《两性》集结了福克十篇经典文章，虽不具一贯的逻辑脉络，却力图将其“女性学”理论过渡到伦理、政治领域。她继承了精神分析学说的方法论，为公正地理解女性及其社会角色、地位提供了独到的视角。

撰文 | 陈明哲

《两性：女性学论集》作者：（法）安托瓦内特·福克译者：黄荭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3月

一个议题：《第二性》过时了吗？

孕育能力是男女最大差异之一，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早已洞察。她提醒我们：从古至今，人的唯一标准是男性，女性因与之差别（生育能力）而被边缘为“他者”；这些差异（月经、生育）又往往与动物性相连，因而女性被认为缺乏超越性，她们因不合标准而迷失，无法形成完整的自我。

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年1月9日-1986年4月14日），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1945年与让-保罗·萨特、莫里斯·梅格-庞蒂共同创办《现代》杂志。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对女性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性》在政治领域倡导普遍主义女性主义，以“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就的”为口号，在全世界发挥作用。然而，法国著名女性主义活动家安托瓦内特·福克在《两性》中提出，以波伏娃为代表的普遍主义女性主义十分危险，尤其在政治层面的实践中，它看似积极抵抗男权，实则消极掩盖差异，这将导致一种隐秘的“厌女症”。

“ta们近乎偏执地否认最基本的现实原则——人生而有两性，借此将人类简化为虚假的混合中性体，其特征是雄性的、单性别的、同性别的、自恋的、自我分裂的、不孕的，而且完全是利己主义的。”

作为均等政治运动最重要的活动家和理论家之一，福克理论的起始点是强调本质差异的“女性学”，继承了精神分析学说的方法论。精神分析的脉络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在当时，他的精神分析方法不仅发掘了性别的新意义，而且开创了探索性别认同的全新可能路径，但他依然将女性的多样性经验还原为一个不变的公式，这个公式是依照男性经验建立的。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年5月6日—1939年9月23日），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其1899年出版的《梦的解析》被认为是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形成标志。

波伏娃较早表达了对精神分析的质疑。她在《第二性》中指出，由于弗洛伊德将男性气质视为理所当然，因而无法触及父权制社会根源，与男性相异的女性依然只作为“他者”存在，这意味着“女性特质”和“主体性”彼此不相容，在此意义上，精神分析否定了女性存在的自由。

虽然波伏娃揭示了女性在精神分析话语中是委身于男性模式才被理解的，但她所倡导的“自主性”依然下意识地以男性为标准，同时，为强调“自由”、“构建”，她无视了强大的社会阻力和身体差异对女性的制约，导致在社会和政治实践中，女性拼尽全力却依旧乏力。

福克在《两性》中传达的独特思想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针对“普遍主义女性主义”提出的“差异主义女性主义”，即不再机械地倡导社会建构论意义上的反本质主义主张，而是切实地尊重真实存在的男女差异。福克的观点与其对现实政治的参与息息相关，在《我们的运动是不可逆的》《明天，均等》等文章中皆通过对女权运动的描述呈现了福克的政治诉求及其立场的理论-实践转换思路；其二，福克对“女性经验”的强调。福克运用精神分析法重释了女性经验并赋予其相应的文化社会含义，《人生而有两性》《厌女症的瘟疫》皆为其理论性较强的作品，它们都在强调：子宫和妊娠不仅仅是普通的生理器官和生殖活动，更是一种身份与政治权益。

政治领域中，福克代表的差异主义/本质主义“均等派”与波伏娃代表的普遍主义/反本质主义“平等派”的对峙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均等派”全面胜利。胜利不仅体现在1999年7月8日在法国宪法中加入“促进男女平等参与选举委任与担任公职”这一表述，更体现在均等派的根本政治诉求的实现——“均等法案”的颁布——法国政治决策机构中严格实行男女人数均等。

我们不禁要问，“均等派”的胜利意味着“平等派”诉求全然过时了吗？《两性》与《第二性》之间是否如表面所呈现这样，存在不可弥合的断裂？《两性》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我们不妨带着这些问题阅读《两性》。

一元神话：从神到人，女性皆附属

福克的“女性学”始于对旧象征的批评：对“一”的追求，不仅深烙在西方传统宗教和神话之中，而且不断参与着西方文化的塑造。基督教中唯一的神是男性，从耶和华到耶稣，父子相承。玛利亚的神圣只因她以处女之身生育耶稣，而这隐喻着对女性性欲的禁锢与生育的奴役。从神到人，女性皆附属。夏娃只是亚当的一根肋骨，是衍生之物，模仿“一”却不是“一”。

福克认为，“平等派”外强中干，以反抗的名义让菲勒斯秩序更为隐秘地发挥作用——用普遍客观的外衣包裹男性霸权的内核。菲勒斯(Phallus)源自希腊语，指男性生殖器，以勃起的阴茎为代表物。菲勒斯秩序是霸权的秩序，即阴茎-男性与阉割-女性的对应，女性唯有被阉割并承认被阉割，才得以在此秩序下获得消极合法性。

菲勒斯秩序首先在社会政治领域获得现实的肉身，转化为“厌女症”的瘟疫。一方面，“平等派”偏执地用冷漠的混合中性体象征两性，却忽视了“中性体”是雄性、单质、不孕的；另一方面，社会对女性生育力恶意无视。

生育力被去象征化，还原为“传宗接代”功能，女性因生养男孩而获得价值，这种还原更体现在现代医疗体制对产前检查的重视与产后恢复的无视上，生育创伤，身形改变，母亲的危机——生育奴役与生育价值的剥夺，全部隐没在照顾孩子的忙乱之中。

愤怒的女性绝望地嘶喊“我是为你生孩子”，宣泄着、控诉着遭遇到的漠视，却愈加无助地发觉，哭喊声泯灭在遍布“厌女症”瘟疫的文化、经济、语言、法律所有领域中。

纪录片《生门》（2016）展示了4位遭遇极端情况的产妇及其家人在医院生产过程中的经历。图为该片海报。

二号力比多：不再将生育看作消耗

“子宫”是菲勒斯秩序世界中阴险诡秘的“黑色大陆”。

这一点似乎绝少例外，世界各地文化中对“宫血”——月经的讳莫如深和仇视，葬送了无数女性。在印度和尼泊尔，经期妇女是污秽的，不仅喝不上热水，还被独自囚禁于脏冷的空间中。同样可怕的是女性自身对子宫的排斥与怨恨。子宫不仅影响就业，而且与巨大的消极疼痛相联系——在一个男权的家庭中，分娩之痛足以促成“产妇的坠落”。不得不生育的女性，被生育拖累的女性，何以息怒？

纪录片《人间世》（2019）里关于女性生育权和性别观念的真实案例一度引起争议。图为该片画面。

孕育不再是自然的过程，而是女性难以理解和想象的经历——孩子是子宫中的寄生物，是邪恶的“他者”，争夺养分，造成妊娠反应，最后以摧毁母亲下体为代价爬出身外，女性失去了对生命本源的向往，女性是被动地为他人生育。

福克认为，菲勒斯秩序加上普遍主义骗局让女性异化了生育。女性独有的妊娠经历才是女性学的起点：子宫既是对陌生和恶意的消除，又是对生命力与美好的创造。男权中心的精神分析传统中只有一种男性力比多，而子宫的象征含义被下意识剥离，徒留生物意义上的空壳，福克以与“阴茎嫉妒”相对应的“子宫嫉妒”解释这一现象。

效仿传统精神分析，福克引用了古希腊神话阐明“子宫嫉妒”：弑母的俄瑞斯特斯被雅典娜宣判无罪，而雅典娜生于宙斯的头颅中，在子宫缺席时。来自非子宫的女神宣判“弑母无罪”揭示了男性对女性“生育力”的嫉妒，他们是被阉割的子宫，因嫉妒而“厌女”。女性应当承认“子宫力比多”，即“力比多2”。

子宫作为敞开着的容器经历着创造与变化；受孕意味着卸下防备，无私地接纳“他者”，消除仇恨与隔离，形成身体的思考。孕妇在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中完成承诺，然后敞开自己，释放女性生命的话语。真正的精神分析应当超越“子宫嫉妒”，转而承认“力比多2”，才能由蒙昧转向一种以“感恩”为标志的伦理模式。

“力比多2”给予女性“自我赋权”的方向，带着欣赏和好奇重新体验自己的身体，不再将生育看作消耗，而是感受它的原始创造性，将它作为伦理和政治的基点。

三重任务：生育、家务、职业劳动

妇女给予世界以生命的馈赠，却因此失败于职场。

福克虽然强调“生育”对女性的重要性，亦极力阻止女性落入生育陷阱。为此福克不仅参与法国女性堕胎合法化进程，且促使避孕技术这种简单的科技进步转变为一场“文明的运动”，结果是包含“薇依法案”在内的多种新制度的颁布；她还洞悉了职业女性的艰难生存现状——大多数负担着“三重生产”：生育、家务、职业劳动，而只有职业劳动的价值得到承认，以至女性主动意愿以被阉割为代价从事职业劳动而获得价值。

《都挺好》（2019）剧中人物苏明玉。

热剧《都挺好》中，被家庭遗弃的小女儿苏明玉是以在第三重生产中全面获胜而获得认可的典型，她成为一个强竞争性的冷漠拯救者，高高在上的施予者，对于家务和生育她是失语的，她也不屑于言说。同时她是美丽的，“她越是需要工作，绝佳的外貌对她就越是有利”，菲勒斯秩序下，她必须成为美丽的“女儿子”。

福克认为，正是由于子宫的独特价值没有得到象征层面的承认，所以生育的重要性远低于职业劳动，如若一直如此，政治层面的对女性生育的保障措施也将适得其反。然而，在当下社会中，若明玉嫁作人妇，相夫教子，她只会成为一个凄凄切切的沉默怨妇，永无出头之日。正如《第二性》所启示我们的，接受束缚比摆脱束缚更容易，女性如何抵御滑向极乐的诱惑，在此，不仅指成为“衣食无忧”的“贤妻良母”的诱惑，更指成为“女儿子”的诱惑，这是值得我们反复思考的问题。

福克的“女性学”在象征层面对两性差异的强调极具启示性，但能否顺利过渡到伦理政治领域，却有待商榷。

首先，政治决策领域严格的男女人数均等只是“政治正确”的“量的均等”，获得权力的女性承接着霸权逻辑，延续着菲勒斯秩序，这与被其批判的普遍主义产生的后果差别无几；其次，如若想要实现质的均等，从“女性学”出发将导出男女因其性别特质而对应不同职业，如此一来政治领域内的均等运动都将成为不合逻辑的实践，如何避免“男权陷阱”又重新成为问题。而“平等派”提出应当区分人的“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以打破传统的两性刻板印象，这似乎更有利于女性获得平等的机会。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作者：陈明哲；编辑：董牧孜 西西；校对：翟永军。封面题图来自《找到你》（2018）剧照，与正文无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