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枯枝和败叶都是好的

在昨日《让你年轻的心，犹如暮年的沧桑》提到有关历史话语权的几句话，其中有“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语。我还想就这句话走得更深一些。“打扮”这个词不是轻易来的。

在阅读历史著述时，初初往往注重历史记录的内容，在这些记录按照兴亡更替的顺序去理解发生了什么？当阅读积累到一定的厚度时，关注点会转移到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命题上。亡如何发生，兴何以开启。不过此时仍然属于大历史叙述的层面。再接下来就会将目光凝聚在人物身上，兴亡皆由人造。这些光鲜亮丽的人物在历史记录中熠熠生辉。围绕在这些人物身边的又有更多的人。读到这里才会理解历史动机的成形和造成的结果。也才会逐步的明白“人是历史的最大驱动力”。在人物身上耗时甚多之后，或许能发现在人物阴影处还藏着无数个升斗小民的身影。当从历史记录的边边角角处将这些一笔带过的“零碎”一一挖掘出来时，阅读历史的最大收获也会随之而来：扼腕凝眉，唏嘘不已！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及现状上，你或许会联想到此刻的自己其实属于那个所谓的“零碎"之一。提前预知个人的命运，乃属于个人的最大不幸。很不巧，在阅读历史中能收获的就只有这个不幸。避都避不开。

这样的阅读体验不会在“主流叙事”类的历史记录中发生。它只会在“非主流历史叙事”中才能真切的被读者感受到。在“主流叙事”的历史叙述中，我们这些“零碎”只会在被硕大的名词和定语铸造的车轮下面被碾为畿粉。连“痛”感产生的时间都不会发生。而且“主流叙事”往往热衷豢养精神异常者。这也是“主流叙事”的历史需要。不管怎样，“主流叙事”的历史车轮也需要人来推动，大量的人。

对于中国近代史，尤其是纵观20世纪这一百年间的时间轴线。在这条时间轴线上有两个时间点相当重要。一个是1911年，这一年帝制终结，中华民国肇造。一个是1949年，这一年内战定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开启了。但是这两个时间点上的出现的结果的“因”发生在1840年乃至更早一点的时间里。中国近代史的脚步也一直徘徊在1949年而不前。

在“主流叙事”的大历史叙述中，中国近代史的叙述一直带有很强的目的性。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主流叙事”会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历史资源，将一个勇敢、勤劳、坚韧不拔、顽强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华民族”的形象塑造出来。从而解决民族危机和复兴问题。在共产主义进入中国之后，又转换成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逻辑和历史选择，将民族主义历史与共产主义结合起来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发端。

在“主流叙事”面前，在前文中所指出的“非主流叙事”其实是不存在。更为具体的说法应该是：是否能通过“寻找另一种可能”的方式，找到一种多元的反思。所以“非主流叙事”的准确表达应该是是“另一种可能的方式”。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叙事上，有一本书属于这个“另一种可能的方式”。《天朝的崩溃》作者：茅海建先生。

如果不考虑历史叙述中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仍然顽强的以历史中的“谁对谁错”作为叙述的准则，那么这样的叙述本质上依然还在重复“主流叙事”中“单一化”的模式。在历史叙事中，将结论中的“输赢对错”作为核心，是不具备反思的推演和学习。而“另一种可能的方式”就是尝试对“历史的多面”进行一一的观照。此种方式的重点不在对错，而在于对错何以至此的梳理上。《天朝的崩溃》这本书做到了这一点。

《天朝的崩溃》又名：鸦片战争再研究。这本书在叙述内容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力图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去理解历史，使许多在今人看来是荒谬的现象得以显示其在当时环境中的“合理性”。在这段话中，“荒谬的现象”都是有史料记载的事件，但是最难的还在于以当下的人去理解彼时的人为何如此的“合理性”。这让我想起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写到的那句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在如何“鉴”的问题上，有关“合理性”的问题不容忽视。

在对待“合理性"问题的处理上，才是理解历史的关键所在。这本《天朝的崩溃》的书名也绝对值得玩味一下。尤其是“天朝”和“崩溃”二字的使用，值得让人想象及联想。对于1840年代的世界，在“主流叙事”中仍然采用了视而不见的态度。当我在香港历史博物馆和香港海防博物馆见到西方战舰的模型，在海防博物馆看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英国制作的海岸炮、舰载炮和“布伦南鱼雷”时，表情是震惊的。这些巨大的武器超出了我的想象。在看到这些实物遗存时，也才知道“合理性"的发生的确是有缘由的。

在这里我引述一段故事，则更能说明这个问题。两江总督牛鉴也曾仔细研究过英国人的战术，得出的结论是英人皆会先用舰炮火力压制陆岸炮台，然后陆战队登陆迂回攻击炮台并占领。所以对策就是在英方舰炮攻击时，清军人员和武器要先躲到炮台工事中，消耗英方弹药。等英军陆战队登陆后，英军舰炮为避免误伤必然要停火，这时清军再予以还击。并将清军主力布置在英舰火炮射程之外，等英军陆战队士兵围攻炮台时再进行包围，将其一举歼之。如果仔细考研这个思路，会发现这个战术与一战时联军战术思路如出一辙，确实是最正确的选择。这个战术看上去似乎无懈可击。

但是当两军对垒时此战术计划完全失去作用。两江总督显然没有考虑到英舰火炮可以直接射穿中国炮台和工事，英舰在海上一轮齐射过后，陆岸炮台和工事坍塌，清军全部阵亡。英军陆战队不费一枪一弹占领炮台，随后军舰用远程大炮轰击应约而来的清军主力。牛鉴在奏折中如是说：“逆夷凶猛，出寻常意料之外，此次挫失，臣亲眼目睹，方知凶焰非可淬制，而非将士不肯用命。”

在上述这个故事中，牛鉴参照的是他所知道的火炮威力并按此设计战术，可惜就是这一点认知盲点。战士再不惜命也无济于事。这样的事也同样发生在珠江口的虎门。按照地理及地形的优势，虎门乃是天险。两边陆岸炮台横锁江面。可是没有纳入筹划的是对于英舰本身的防护能力，以及对自己的火炮威力的认识。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英军船舰安然无恙的穿过虎门进入珠江。在江面水痕的后面，固若金汤的虎门炮台再无任何声息。

《南京条约》在英军旗舰“康华丽”号签订后，一名英国军官在1843年的回忆录中特意用大写字母写道：“中国臣服于一个女人（指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脚下。”当时维多利亚女王只有23岁，而道光皇帝当时已经63岁。不过这两个人所看到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天朝的崩溃》这本书所使用的史学资料不同于我们在坊间常见的著述。茅海建先生在考据方面相当的用力。对于“合理性”的判断和分析不能出自个人的猜测，而是要基于基本的材料。这一点对于读者而言是有福了。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本书得以窥见“正经”的历史著述该如何写和如何使用材料。在茅海建阐述的细节之中，我们或许可以不再简单的认识到是“清廷的无能”和“人民的麻木”。如果只是无能，还不足以解释后续的“同治中兴”的发生。

对于中国近代史的书写中，我还想提到的是“关怀”二字。历史书写可以写成激扬飞荡，也可以写成痛定思痛。文字就这么多，不同的排列组合呈现出来的“关怀"是不同的。当历史以“多面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眼中时，是要“恨”还是要“思”，就是关怀的意义所在。此处所讲的“关怀”一定是针对每一个当下之人的。对于历史的关怀不是在已成定局的历史做什么，而是要对当下阅读历史的人给予关怀。我想，这才是历史存在的最大价值所在。如果历史叙述中没有关怀的成分存在，这样的历史不是缺少眼界，就是包藏祸心。因为关怀只会为人所发生，所理解。

顺便提一句，茅海建先生是陈旭麓先生的学生弟子。这一点在知道后不可不察。否则我们也不会看到《天朝的崩溃》这本书。

有关火炮的一些记载在这里：这里从来严冬难去苦纠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