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的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坎坷

马克思曾指出：“资产阶级正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这种创造包括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二者在运动发展中相互结合，创造出国家的现代化。当然，西欧和北美作为现代化的源发地，时空力量是相互吻合、匹配的。换言之，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新结构的出现推动了社会的转型，并随之出现了工业革命。

然而，所有非西方国家都不具备这一原生规律，这种类型的国家现代化是”次生“的。同时，几乎所有的“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表现出了激烈的“对抗”，这种对抗不仅表现为“传统”和“现代”的对抗，而且表现在“本土”和“外来”的对抗，当然，俄国也不例外。尽管俄国是所有“非西方”国家中，第一个认识到自己与西方之间存在差距的，并且从18世纪初就开始积极学习，但他并没有与西方同步完成工业革命，甚至在20世纪初被东亚的日本反超。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自彼得一世西化改革以来，俄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始终在争论两个问题：俄国究竟有没有特殊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特殊性？这一点就和日本不同，日本自佩里叩关以来，虽有保守派和倒幕派的争论，但仅仅时隔20年，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清一色的认为日本应该学习西方，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就是这一时期日本知识分子思想的写照。

其次，由国家主导的现代化改革被传统的特殊性力量所扭曲，使俄国社会分层与社会转型并未同步或超前启动。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出发，我们将时间分为“世界时间”和“历史时间”。在1500年之前，世界各文明相互隔绝，鲜有联系。因此，我们称各个文明有其独特的“历史时间”，但当地理大发现、新航路开辟之后，以英法等西欧诸国“先发制人”，从中世纪中萌生出的资本主义终于成型。从此，西欧国家走上了现代化之路，在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思想革新以后，西欧终于将自己的“历史时间”调整成为了“世界时间”，并凭借着自己的坚船利炮将其推向全球。而在此过程中，“非西方”国家在遇到冲击时，往往首先着眼于西方空间层面的“质量性力量”，并试图将这种空间性嫁接到自己陈旧的“历史时间”上，这样一来，西方时间层面的“矢量性力量”便被忽视，意识形态难以突破和传播，旧的社会结构无法解体，最终难逃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命运，例如我们熟知的“中体西用”等概念。自彼得一世的改革开始，俄国这个“历史时间”就是取得了“世界时间”的外在形式，二者之间的相互异化，异质同构，相互裂化，使俄国陷入了现代化的泥沼。现代科学指出，世界是四维空间的连续区，时间要素与空间要素必须同向整合，才能良性运行，反之，则会产生负性突爆的社会效应。在漫长的西化改革中，俄国始终没有解决“时空同向”问题，即：真正地将自己的“历史时间”调整成为“世界时间”，所以在外源性的“1861年改革”中，国家时空彻底破碎，从而导致国家动荡，最终在1917年革命中，沙皇政体崩溃。

最后，沙皇及其官僚集团对于社会转型的掌控能力，被由其开启的社会转型进程弱化了，新创造的历史主体参与了进来。例如，伴随着西化改革，诞生了“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二者的斗争，力量的此消彼长异化了俄国的改革，导致俄国始终在1861年之前始终未出现时间性的变革。进一步的说，若不是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迫使政府开启改革，社会新结构终于出现，那么俄国人精神的启蒙和意识形态的突破会更加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