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适的乌篷船
周家三兄弟,除三弟周建人与文学不沾边外,大哥和二哥都是专搞文学的。可是二人的文学理念却迥然不同,以至于有反目的悲剧。那时的中国散文似乎只有两大流派,一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战斗杂文,一是以周作文、梁实秋为代表的闲适小品文。从我们现代文学史上的评价来看,多数都指责周作人。
抗战爆发后,他留滞北平,成了当时有名的留平四教授之一。后来他在家中遇刺,幸免于死,便辞去燕京大学教授一职,不久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伪华北政务会教育督办。这就是后来我们认为周作人堕落为汉奸的事情。这样看来,鲁迅和这位兄弟不和便是情理之中了。于是我们也一直认定,周作人一流,居然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倡导“闭门读书”,写“闲适小品”,这是彻底地向消极退隐的路上滑去。
比如他在《雨天的书》序二中说:“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在《<苦茶随笔>后记》中说:“以后应当努力,用心写好文章,莫管人家鸟事,且谈草木虫鱼,要紧要紧。”
其实谈草木虫鱼的何止周作人呢?汪曾祺写了许多这类散文,却被我们定为散文大家,周作人却成了众矢之的,想想也觉得有些冤屈。只怪时代弄人啊。
好好读周作人的文章,却发现其笔势飘逸疏朗,文字平淡冲和,风格舒徐自在,实在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散文大家。他写的《乌篷船》便是一个名篇。
《乌篷船》在形式上是以书信为体,是写给子荣君的一封介绍浙江乌篷船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子荣就是周作人的笔名。这是一封写给作者本人的信,算得上是心灵的自我宣泄。
文章不长,文字极平淡,是典型的周作人风格。里面对水乡常见的交通工具乌篷船有很细致地刻画。他对大、中、小三种乌篷船进行比较后,极力抒写“三明瓦”的好处,对其构造材料,船体格局,船篷之高,船舱之宽,实用价值等,不厌其烦地道来。他甚至还写“船头着眉目,状如老虎,但似在微笑,颇滑稽而不可怕”,这算得上是不遗余处了。像这种看似啰嗦地描写,其实正体现一种不疾不徐的从容态度。
全文写了绍兴水乡的风俗,又有对故乡的眷恋,满纸都是一种隐遁的哲学。
那么从《乌篷船》中来看,周作人的闲适观究竟算不算消极呢?这一点很难去评判。
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热心改革的朋友痛恨闲适,以为这是布尔乔亚的快乐,差不多就是饱暖懒惰而已。然而不然。闲适是一种很难得的态度,不问苦乐贫富都可以如此,可是又并不是容易学得会的”。在另一篇文章中他也提到:“田园诗的境界是我以前偶然的避难所,但这个我近来也有点疏远了。以后要怎样才好,还须得思索过——只可惜现在中国连思索的余暇都还没有。”从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周作人的闲适,绝不是一种肤浅地消极退隐,而是对国家悲天悯人之后又无能为力的苦闷。这也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倾向性。白眼的阮籍和打铁的嵇康都是这个样子。陶潜在《拟挽歌辞》中写:“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歌”,这样对待死亡的态度与庄子无出其右。这些都可以被看做是一种闲适观,这种闲适显得大彻大悟了。
其实周作人的散文应该有两类,一类是针砭时弊、讽喻现实。比如《碰伤》、《前门遇马队》等斥责军阀的武力镇压。另一类则是写日常琐事或回忆往事,这里就有许多名篇,比如《喝茶》、《苦雨》、《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当然也包括《乌篷船》。由此可见,周作人也并非不闻窗外之事,只不过他更懂得体悟社会。他知道在时局动荡的年代,需要有人以笔做枪,去冲锋。但也需要有一部分人退而居其次,抒写动荡中的美和怀念。要知道,这是那个时代里唯一温存之处。
不去写,真真可惜了。
可是周作人一写,就招来无数唾骂,甚至是自己的亲兄弟。这样想来,真是委屈了他。
周作人真是一位闲适大家,他说:“万一讲草木虫鱼还有不行的时候,那么这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们可以讲讲天气罢”。
果然智慧之人!
2018-5-29 晚上写成
2018-5-30 晚上改成 时雨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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