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胡同那点事

从小生活在北京的胡同里，在西城的护国寺一带，不是市中心，但也不偏。独门独院，住着姥姥姥爷和我们一家人，不是标准的四合院，长方形的院子，北房五间，南房五间，东边正面是一间厨房，两侧是厕所和仓库，西边是门楼，院子里种着两棵梨树，沿着北房墙根种着美人蕉。其实在北京标准的四合院也不是很多，大多是我家这种改良简易版的，符合四合院的部分特征，封闭，自成一统。

我家院子里有自来水，还有厕所。住在胡同的人家大多没有自来水和厕所，胡同里有一个公用水龙头，住家要备水桶和水缸，从公用水龙头担水回家。那时还没有抽水马桶，胡同住家的厕所要靠人力掏粪，隔上一段时间就要掏一次，劳动模范时传祥干的就是这个活。家里没有厕所的只能去公共厕所，北京人叫“官茅房”，要走上三五分钟，北京住胡同的人都是这么上厕所，百十年了，现在还是如此，赶上寒冬腊月，跑肚拉稀，喝啤酒走肾什么的，透着那么不方便，那也没辙。

我家的院子是姥爷买的。姥爷也不是有钱人，30年代南开大学采煤专业毕业，开滦煤矿的工程师，解放前夕买了这所宅子，在北京定居了。当时货币浮动，都是以布匹和面粉结算，买这所宅子没花多少钱，大概是若干匹布。当年北京没多少人口，房多人少，1930年北京常住人口150万，房子有119万间，据说最好的瓦房每平方米均价1300元。到了1947年，也就是姥爷在北京买房那会儿，北京人口也就是167万。

鲁迅曾在八道湾胡同11号住过，离我家不远。那是一个三进的四合院，有32间房，在500平米以上。据说鲁迅当年买这所宅子花了3500大洋，鲁迅一个月挣423大洋，也就是说用了不到一年的薪水，买下了这所大宅子。普通的四合院也就是200大洋，有人说那会儿一块大洋相当于现在的50元人民币，换算下来，花上1万元可以买一个四合院。

60年代，北京还没有多少楼房，无论高干还是贫民都住在胡同里的平房。高干家有三个特点，一是院墙高；二是有车库，那时部级干部才配车；三是有一个方烟囱，说明家里烧锅炉。60年代，北京盖了几个楼区，都是部委的宿舍，一个是和平里，一个是百万庄，另一个是三里河。我舅舅是二机部的，住在和平里，我很喜欢去他家的宿舍楼，一是有阳台，能够登高望远；二是厕所就在家里，方便。住平房的羡慕住楼房的，那个年代的人大概都是如此。

北京流传着一个笑话。80年代，一个北京人把自家的四合院卖了20万元，去了欧洲闯荡。如今老了，揣着挣到的200万欧元回了北京，想买回当年卖掉的那个院子，发现那个院子已经卖到了4000万人民币。其实这还真的不算是笑话，风水轮流转，四合院又开始吃香了。北京最贵的四合院已经上了10亿元，在后海一带。标准的四合院占地面积400平米，基本价位每平米15万元，而且有价无市。据说后海有一座天价四合院是俄罗斯人买下的，此人非富即贵，身份神秘。

我家所在的胡同也不是北京标准的胡同，既不笔直，也不整齐。其实标准的北京胡同也不多，大部分集中在北新桥到东单一带，很多胡同都是随着地形来的，靠近水面和山坡的地区，胡同都不规则。北京的胡同起源自元朝，蒙古人继承和发展了长安的城市模式，汉唐时的长安城市采用里坊制，里坊制既是居住形式，也是管理模式，里坊是封闭的，一到夜间，里坊大门一关，不得出入。北京打破了封闭的里坊制，大街都是南北向，胡同都是东西向，条条胡同与大街相通，经纬相交，形成了整齐划一的棋盘状。胡同都是平行的，胡同里排列着一个个封闭的四合院，既有便捷的交通，又有私密的环境，街道与院落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元朝时北京胡同有着严格的规制，从胡同的中心到相邻胡同的中心是79米，这是两个三进四合院的长度，胡同宽度是9米，长度是700米。

我在美国加州的伯克利住过一年，那里的街道也是网格式划分，一条条平行的小街（block）是经线，相当于北京的胡同，通向宽敞的大道(avenue),大道是纬线，相当于北京的大马路，两条小街中间是两栋背靠背的住宅。在伯克利找地方很容易，那时还没有手机，更没有谷歌，只需知道门牌号和经线纬线的交叉点。两者的差别是北京胡同只有9米宽，仅能走人，顶多走一辆马车；伯克利的小街是为走汽车设计的，不仅路两旁能停车，还能双向对开汽车。据说美国的城市规划全盘照搬英国的城市，我看不大像，英国的街区并不整齐，倒是像北京的街道和胡同。

元朝时的北京胡同最为规整，越往后，北京的人口越多，胡同就越发走样了，变得长短不一，宽窄不一，还有八道弯的胡同。能叫上名字的胡同三百六，叫不上名字的胡同赛牛毛。现在北京大概有3300多条胡同。

与元朝那时的胡同和四合院相比，现在的胡同和四合院早已不是当年的光景。如今的胡同有一半的空间停着汽车，留下另一半走行人，而且还要走车。对于史家胡同这种标准的胡同来说，窄是窄了点，但还凑合。对于小胡同来说，停上一溜儿汽车之后，留下的地方仅够行人走路，偏偏还有汽车通过，行人要躲进门洞，或贴在墙上，才能做到人车无碍。原来北京的小孩在胡同里玩耍，捉迷藏，跳皮筋，放风筝，现在这些胡同画面只是留在爷爷那辈人的记忆中，定格在60年代。后海附近还留下几条宽敞的胡同，那是留给外国游客观光拍照用的，不是真实的北京胡同的生存现状。

北京的院落更是惨不忍睹，凡是院落的空地，都被盖上了简易房子，公共通道被尽可能地挤压。什么大槐树、金鱼缸、葡萄架，这些原来院落里中看不中用的，统统让位给了简易房。我家的老宅早就卖了，几日前回去看了一眼，南房和北房前各盖了一排小房，只留下中间一个极窄的通道。我小时候曾在这个院子骑自行车绕圈，如今推自行车进院子都不是容易的事了。

规矩和僻静的胡同和院落都不见了，谁也不怪，只怪人口增长太快。刚解放时，北京只有200多万人口，现在2000多万，市中心的人口密度增加了许多倍，原来住10个人的院子，现在要住50人，也许是80人，没地方睡觉，没地方做饭，只有自己找个空地动手盖房，人人都是张大民。住平房的也要买车，没地方停车，胡同里不可能盖地下停车场，只能停在自家门口。

我早就离开了胡同和小院，住进了楼房。尽管有时也会怀念童年生活，包括那时的胡同和小院，但是庆幸离开了，再也不想回去住了，特别是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