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传奇小说论》跋

日人小南一郎氏所撰《唐代传奇小说论》五章，分序论一章，细绎传、传奇、话录三者之别。其次以王氏《古镜记》、元氏《莺莺传》、白氏《李娃传》、蒋氏《霍小玉传》各为主题而分撰一章。中略及《文中子中说》、《无双传》、《柳毅传》诸书，论旨大要，不出以诸书为史料，内测唐代士人生活之一端。昔卞孝萱氏撰《唐代小说与政治》（卞集第四卷），其以诸书系联唐时政治，视小说为檄文陈表，勾辑故实，其著眼于士人之仕宦，与此书各成两途也。夫论史则宁微，析文则安辞，小南氏所以戚戚于李唐士人之生活者，以彼之言，即以此中有唐代士人之在场共有意识与价值观之反射，虽其创作初衷有政治意图者不在少数，然要皆流传于世，为人所读。既能传于后世，必有士人所汲汲者。此论虽不无佐力，然究其实也，信古社会之情状如今（如信息传递之难便缓急），此隐为其弊也。兴膳氏论吾国中古文学，蒐其文结为一集，其题曰「异域之眼」，小南氏之文，即「异域之眼」是也。

余深思小南氏之文，其根柢要皆视角之转换。卞氏所陈政治，其设自身为撰者，以撰者所述之人物，分判善恶；以文中涉善恶之爱恨，演为恩仇；恩仇明，则撰者所涉政事之大端，荦荦。小南氏则非此也，其设自身为读者，以撰者所述之事理，究其成毁；成毁明，则人传其文之由，煌煌。此视角之不同也，而所向必异。孙歌论竹内氏略云，文学之成立并非无条件，其必以读者于此文本中诞生某一感觉而后可立，否则即为文献之学。移此观小南氏，是小南氏即乃文学之研究也（卞氏所为，要从史学之研究）。如此「感觉」，必倚托于读者主体之自我审视，亦即先人作品文学性之成立，乃后人不断审美化所致。小南氏自陈与卞氏不同，此可以揭其「作品本质部分已经大大超越政治性动机」之语以概。然「本质」之说，究其实际，以何公理成？此必待读者之感觉而后定也。今人论《莺莺传》，以此深揭薄幸，故其结之说尤物，常以饰辞目之。然古者传「女祸」，此为实情，虽历代不乏驳斥者，然大体之正统士人，未肯于女性少假辞色。故今人读之，「不协调感」极大（小南氏原话：「很大的不协调感」，96页）。然于唐时士人，未必有此感观。此异代读者之感觉非相似也。亦即小南氏所谓本质，常随读者之个体流转而变。此不可不察。

又其论《文中子》一书，惜乎其不能以究小说之法究之也。《文中子》之书，其文多诞词，而正因多诞词，此书可信为真。如必以王氏之后来伪托，则其著书之意反不明矣。《文中子》所陈与唐初诸臣有师弟关系，此为假，于史立论也。拟其问对，陈其大义，此则如《庄子》托寓言之法，蜩与学鸠何能对语？髑髅与庄生何能相论？然庄生正托此以陈其义。拟《论语》而作者，《法言》在前也。然扬雄作《法言》一书，其多言「或」，不肯托名某某，《潜夫论》亦有问对之文，其则托「庚子」、「伯叔」，岂真有其人乎？《中说》中涉隋唐诸臣者，亦如此观也。后人徒限于诸臣实有其人，博引碑传，历数其非，而谓为伪书，其实者不过假借以大其义。章炳麟氏论此书为「王勃所为」（《检论》），勃一介书生，青年放荡，能为深涉仁义礼信之文乎？此可不必辩也。唐人著传奇、小说，今人知其本事多虚，然不乏可徵之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史、制度史之史料；独王通以庄生之笔，著中说之文，后者竞事考史，以史传人物之无涉说此为伪，而空逸其华文所藏之通之隐义，此盖亦视角之不同所致也。嗟！传曰活读书，其活之义大矣。

籀善记于思高室，时五四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