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且务实，安守又对抗：勃朗特姐妹在两个世纪前如何处理爱情？
简·爱既相信人和人是平等的、精神价值比财富和地位更为重要，另一方面也确实服从着社会等级体系，并在这个体系中找到了最合适的人。也就是说，对于社会等级，简并非像她宣称的那般全然对抗，而是善于为己所用。
撰文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她们教养良好，却不得不在压抑的环境中工作谋生……她们被迫成为家庭教师，把自己所受的教育作为商品兜售。她们身上记录文明与粗蛮的冲突、教养与劳作的冲突、自我表达与自我压抑的冲突。”这段话出自近日中信·大方引进出版的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勃朗特姐妹：权力的神话》一书，形容的是脱离家庭、进入社会并成为家庭教师的勃朗特姐妹。《简·爱》和《呼啸山庄》是我们十分熟悉的名著，其中追求平等独立的女性形象以及超越世俗的爱情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而在这本批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勃朗特姐妹作品以权力和阶级角度的解读。
身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家，伊格尔顿将勃朗特姐妹视为时代转换、新的社会秩序形成时期的缩影。从勃朗特姐妹的出身和经历开始讲起，他将勃朗特姐妹从牧师家庭进入学校和社会的过程形容为“严苛而残酷”的。她们不得不离开充满想象力的、神秘浪漫的牧师家庭，进入僵化高压的学校，而这一痛苦的转折也在她们后来的小说中不断再现——这被伊格尔顿称为“原生性坠落”（primordial fall）。夏洛蒂把学校生活比作“痛苦的枷锁”，艾米莉也完全无法忍受学校死板的生活。从学校毕业后，她们成为了富人家庭的家庭教师，家庭教师的这个位置是特殊的，因为家庭教师虽然在精神上高人一等，在地位上却属于仆佣一级，因此她们虽然进入了自己精神上归属的阶级，却处处感到低人一等、受人排挤。虽然所服务的家庭与她们有着远亲关系，比如夏洛蒂曾为制造商西奇威克家的女儿们做过家庭教师，但是当家夫人对她视而不见，让她觉得自己如同奴隶一般被使唤。
虽然有着良好的教养，却不得不如此谋生，伊格尔顿说，她们被困在“富人用于剥削穷人子女的教育机器”中，而这种冲突也是有代表性的，“它代表着浪漫主义想象被社会击垮，被机械论的常规扼杀和束缚，绝望地抨击着外部的桎梏。”他提出，弥合牧师家庭的想象与残酷现实之间的裂缝可视为三姐妹小说中的重要主题。在《勃朗特姐妹：权力的神话》一书中，伊格尔顿以最著名的《简·爱》和《呼啸山庄》作为范例，分析了夏洛蒂·勃朗特和艾米莉·勃朗特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处理方式。
《简·爱》的策略：既享受爱情，又体验权力
《简·爱》讲述的是发生于19世纪中期的孤女简·爱的人生故事，简·爱从小被寄养于舅妈家，在成长过程中饱受虐待，后来进入慈善学校，受到了严苛的规训，毕业后她孤身一人进入桑菲尔德庄园当家庭教师，最终收获了与男主人罗切斯特的爱情。伊格尔顿认识到，在夏洛蒂的小说中，主角通常是缺乏血亲或者有意识切断血亲的，这使得“自我”变得自由而脆弱，充满了多种可能性。比如《简·爱》中的简·爱就是一个走出寄养家庭、自谋生路的孤女，她虽然有可能遭遇压榨，却也拥有了跨越社会阶层、选择并构建社会关系的机会。简遇到了罗切斯特，凭借自己的性格和能力，从家庭教师的地位中走出，最终晋升为桑菲尔德庄园的女主人，她建立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而非血缘上的关系。夏洛蒂强调简与罗切斯特在精神上的高度匹配，“我相信他（罗切斯特）跟我是同一类人——我肯定他是这样的——我觉得我跟他很相似……虽然社会地位和财富把我们远远地隔开，但是在我的脑子和心灵里，在我的血液和神经中，都有着一种东西使我们在精神上和心灵上息息相通。”
伊格尔顿写道，精神上的平等不能提供不同的伦理标准，但是却能帮助主角向上攀爬，跨越阶级层级。所以这里就有一个看似矛盾的地方——罗切斯特是个平等主义者，他接纳了简·爱，认为她与自己是匹配的、相似的，但是从社会财富和阶级位次上来说，他确实也是合适的人选，所以简·爱既相信人和人是平等的、精神价值比财富和地位更为重要，另一方面也确实服从着社会等级体系，并在这个体系中找到了最合适的人。也就是说，对于社会等级，简并非像她宣称的那般全然对抗，而是善于为己所用，她在婚姻中的独立也是相对的——“独立成为了完全平等与过分温顺之间的调停位置：它确实给你自由，但是这种自由要合乎体统、基乎恭顺依从，”伊格尔顿在书中写到，一方面想要安身于社会秩序之中，另一方面又想对抗社会秩序，这也体现了勃朗特姐妹在追求独立时的矛盾心情。
简·爱并非孤例，伊格尔顿认为，夏洛蒂的小说中充满了这样“自相矛盾的奇特混合物”，这些人物的热情冲动总是以维护社会和传统习俗为基础，他们一方面充满反叛精神，一方面又循规蹈矩，一方面充满罗曼蒂克幻想，另一方面冷静务实。或如《维莱特》的主角露西·斯诺所说的，她正在过着双重的生活——幻想的和现实的，前者充满奇思妙想，后者则需小心翼翼地维持生计。
有趣的是，简·爱通过她坚忍的文静性情和操守，最终获得了罗切斯特的心。伊格尔顿颇具讽刺意味地写道，这就是夏洛蒂的小说写作策略，小说会让主人公的内心热情得偿所愿，然而在实现的过程中又需要他们遵守传统道德、不至于让热情过早流露——因为主人公处于孤立无援的处境，她必须时时保持警惕。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结尾处残疾的罗切斯特是献给简·爱的祭品，因为只有通过牺牲罗切斯特，简·爱才能做到既恭顺又独立，既享受爱情又体验权力。就像小说结尾处所描述的那种特殊的理想状态——简·爱既是罗切斯特的向导，又是他的拐杖。伊格尔顿在2004年的“周年纪念版导言”中说，他想揭示的是小说中的政治无意识和精神潜文本（subtext），并证明作者是通过编造故事将这些潜文本的“不堪的欲望”加以升华的。具体到《简·爱》的例子，夏洛蒂就将一种“被掌控的受虐之爱”以及对他人的掌控，当成了一种可被社会接受的、甚至优越崇高的情感。
《呼啸山庄》的悲剧：爱情把人逐出社会
伊格尔顿借用法国文学理论家吕西安·戈德曼的“意识形态”与“世界观”的划分，在夏洛蒂与艾米莉两姐妹之间评出了高低（虽然后来他也在第二版导言中表示出了对于这种绝对二元对立的反思）。他所借用的“意识形态”与“世界观”这两个概念的对立之处就在于，前者有明确的倾向性，作者会为了意识形态的目的而控制素材；而后者是整体的世界，虽然充满着冲突和矛盾。伊格尔顿认为，夏洛蒂小说的神话特征是意识形态式的，她将各种对立的力量聚在一起，成为不稳定的利益联合体，使得现实以虚幻的方式解决，比如让孤女简·爱和乡绅罗切斯特有一个幸福的结局；而艾米莉小说的神话特征是世界观式的，她创作出的是高度完整的、具有神秘自主性的宇宙。
夏洛蒂的小说中还会呈现出现实主义与浪漫传奇在努力调和之后的撕裂感，就像前文所提到的，夏洛蒂通过故事的安排——比如使罗切斯特残疾来实现简·爱对情爱与世俗的双重完满理想——抹平了现实中的阶级矛盾和冲突，而这也导致了小说在美学上的失衡和过度理想化。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表现的则是激情和社会根本就难以调和的悲剧，“它所表现的激情与社会在根本上就难以调和——两者在最深处存在一种无法消除的矛盾，它拒绝被消除，以一种现实的秘密体验强加于人。”
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的故事和简·爱与罗切斯特的爱情故事是不同的，夏洛蒂的小说试图在严苛的社会现实与浪漫激情达成一种小心翼翼的平衡，而《呼啸山庄》呈现出的是浪漫激情在社会的压迫下的扭曲。他写道，如果说夏洛蒂的爱情将人带入社会，艾米莉就是用爱情将人逐出社会，简·爱用切断血缘关系换得了阶级向上流动的机会，而凯瑟琳切断了家族关系，与希斯克利夫混在一起反而使得她成为了低等的自然中的流民；简·爱的顺从忍耐让她收获了完满的结局，而凯瑟琳的妥协——放弃希斯克利夫，与社会地位更匹配的林敦在一起，反而造成了悲剧。
事实上，在这本书中，伊格尔顿走得远比分析《简·爱》《呼啸山庄》之异同更远。他将勃朗特姐妹置于更为宽广的历史转换的背景中，指出了当时工业资产阶级正在崛起、与土地绅士和贵族之间的矛盾日益紧张的现实，而勃朗特姐妹身为社会中产阶级下层，她们所遭遇的个人僵局是具有历史代表性的。比方说，她们在从牧师家庭走出成为家庭教师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痛苦，就可以代表土地绅士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而她们的小说也可被视作转置这段历史的代表。
他将《简·爱》解读为“两种含混的价值体系的冲突的神话”，一种是宣扬自立自强、自我奋斗的个体主义，一种则是虔诚恭顺、尊重传统的保守主义，而这两套价值体系里的元素是可能颠倒和互换的。他也试图用这种解读方法在庸俗马克思主义批评（将作者简单化理解为某个阶级的代表的）与新批评（割裂文本与历史、无视作者与作品关系）之间找到一条路。需要提示的是，伊格尔顿也在后来意识到，此书完全排除了女性主义批评的方法，因为这本书出版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时间略早于女性主义经典论著，比如大名鼎鼎的《阁楼上的疯女人》。而从以上洞见看来，这本批评著作也许在今日仍有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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