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档 笔记和田春树《日俄战争 起源与开战》第一章

司马辽太郎《坂上之云》1968-1969

欧洲意义上的“国家”因明治维新而诞生了。……每个人都成为“国民”，尽管还不习惯这一身份，但成为“国民”后的日本人，作为日本历史上最初的体验者，被这种新鲜感所激发，都只昂扬。倘若不理解这种刻苦铭心的昂扬感，就无法理解这一阶段的历史。

如果将政府比作一个小家庭，那么出现于其中的陆海军就像谎言一样微不足道。在这个宛如乡镇小作坊的弹丸之国中，身负职责和义务、被配置在各个部分的人们，恰恰因为家庭的微小而竭尽全力地工作，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使自己的组织强大起来，对于这个目标，他们根本不知道怀疑。这个时代的蓬勃朝气，大概就来源于这种乐观主义吧。这部长篇故事就是关于这段日本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幸福的乐观主义者们的故事。……乐观主义者们以那个时代人所特有的气质，凝视着远方奋勇直前。犹如在上坡路尽头的蓝天上，有一朵闪耀的白云，他们之全心注视着那朵白云，奋力攀援而上。

然而，司马氏虽然以这样的方式开篇描写日俄战争，但在写作的过程中，却已经预示了在这场战争中赢得优势的日本在战后开始走下坡路，以至于最终从高台滚落的结局。

在第二卷的后记中，作者似乎颇为急迫地预先做出了严峻的结论。：

总之，俄罗斯自身有很多失败之处，而日本因其缜密的计划性以及敌人的这种不堪，因势利导，逐步扩大了原本惊险万状的胜利，这就是日俄战争。战后日本没有努力让国民了解这种冷酷的相对关系，国民也不想知道这些，反而将胜利绝对化，以致逐渐将日本军队的神秘强大演化成一种信仰，在这方面，整个民族都痴呆化了。2 274-275

这是非常严厉的批评，司马氏所写日俄战争的特点是激烈批评乃木在旅顺攻夺战中的指挥。这部作品在日本海海战胜利处戛然而止，其后的情节是，在联合舰队举行阅兵式之日，秋山真之没有出席，而是肚子为正冈子规扫墓。司马氏丝毫没有提及民众因对和谈结果不满而引发的日比谷纵火事件，仿佛战争的一切都是痛苦的，他丝毫不愿再触碰。

《坂上之云》于1972年结束了在报纸上的连载，其单行本第六卷也与当年完结。虽然司马辽太郎原本想写一部“乐观主义者的故事”，但在写作结束时，却呈现出极其悲观的氛围，预示出胜利本质上是虚幻的，随之而来的历史是黑暗的。他就像一位诚实的作家，遵从自己所描写对象的发展逻辑，逐步修正了可对作品原来的构想。

司马辽太郎的日俄战争观，特别是对战争结果的评价是及其透彻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他的这部作品从国民层面总结了日本近代史的光荣与悲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司马辽太郎在作品中始终强调，因俄罗斯表现出的侵略欲望，致使日本人强烈地认识到俄罗斯膨胀所带来的威胁。

总之，司马辽太郎对日俄战争进行了整体性的归纳

日俄战争无疑是世界史中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现象。在这一现象中，毫无疑问日本是遭受逼迫的一方，是为了生存而竭尽权力展开的防卫战。文库版 3 182

马丁诺夫对波罗的海舰队回航也肯定地写道：“这是一个丝毫没有成功机会的计划，谁都一目了然。”

《令人悲痛的日俄战争经验》（1906）p.27.

亚历山大·斯韦钦《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根据战史委员会的资料》结尾

本书并不是要尝试叙述之前战争经验中所有最为重要的东西。笔者只想以全面的概说，为自主的、成熟的工作提供所必须的整体性定位。更重要的是，笔者想警告的是过去那种对待战争的轻率态度，仅仅试图将失败归咎于个别指挥官的无能、敌人神一般的战斗素质、俄罗斯人低识字率、国内的骚乱状况等。我们既不需要战犯，也不需要偶像，因为无论是哪一类，都只会妨碍我们探讨错误并合理地纠正错误。Pp.386-387

《通向日俄战争之路》高桥秀直对这些问题都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在结论中写道：

到日清战争开战为止，明治国家的外交路线并非以政治上向亚洲膨胀和大陆化国家为目标。其财政路线也并非军扩至上主义，而是立足于重视财政健全原则的“小政府”路线。日清战争不是明治国家既有轨迹的延长，反而断送了他的前程。与之相比，开战最重要的是出于内政上的原因，在开战当时，政府既没有对战争前途的展望，也没有制定出今后的朝鲜政策。第518页。

横手慎二《日俄战争史》（中公新书）2005，22-26，103，112页。

日俄两国到最后也没能克服围绕韩国在利害上的对立。

“安全悖论”（security dilemma）在对立两国之间，一方若是增加了自己的安全，就会增加另外一方的不安，很容易产生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