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年号和宋徽宗五改年号之由来 刘鹏
[丛书] 2000年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共1册 / 2014年出版
枢纽 : 3000年的中国7.5(1263人评价)施展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18-1 / 99.00
大动乱的年代 : 1949-1976年的中国8.0(499人评价)王年一 / 人民出版社 / 2009-05-01 / 48.50元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 : 1956-1957年的中国8.4(598人评价)沈志华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2013-1-1 / 58.00元
想读在读读过(57)三皇五帝、阴阳五行及谶纬的来历_daomaoeran_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22e2600100hd8h.html
汉代学术史略 (豆瓣)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685306/
关于《汉代学术史略》
danyboy 评论 汉代学术史略 2009-09-24 01:32:01这要从顾颉刚的《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开始说起啊。
《上古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 (豆瓣)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090041/》一书，中华书局出版，材料爬梳是相当的好，见解也绝对是典型的古史辩派。但我并不赞同用历史真实去很衡量华夏历史上的“大义真实”。所以我读此书，大抵是为了看他如何整理材料。
顾老搞完了上古，再用同样的方法搞一下三传，《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是他在西南联大的课堂笔记整理的。薄薄的小册子，半天就看完了。还是他一贯的做法，把三传漂白成史料，一点点把三传中他认为的层层累积的窜乱、增删都找出来。
搞完了先秦继续搞两汉。他的《汉代学术史略》，显然与上面两本书从内容上是相承的，但大的思路完全一致，说好听了是“去伪存真”；说批判一点呢，就是“去伪存真”后，中国的历史还能叫历史么？原本由《春秋》统摄的有意义的历史，就变成了his story了。古史辨伪辨到最后，就只剩下材料，没有历史了。
所以，尽管本书对汉代的“德”与“统”的历史沿革区分细密，对灾异谶纬、封禅、受禅等许多问题都有令人击节的认知，但我还是无法接受古史辩的态度，即我不会深究这些所谓秦汉人的“伪造”究竟多么“伪”，我认为，弄清楚汉代的经学与当时的政治、社会、观念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展开的更为重要。古人并不比今人笨，他们自然有他们信仰的方式，时异势殊，不可泥古。但汉代与今天必定还有个一以贯之的东西，要想看清楚这个东西的面貌，就不能用“古史辨”的态度抹平了之。
对了，《汉代学术史略》就是《秦汉方士与儒生》。
关于年号和宋徽宗五改年号之由来
刘鹏 刘志荣
(一)
所谓年号, 指我国封建时代, 帝王为纪其在位之年所立的名号 ; 是其当政的时代标志 , 同时
也记载着一代代王朝历史的千年沧桑。 赵翼《陔余丛考》云 :“ 年号纪元, 自汉武始。 上自朝庭 ,
下至里社 , 书契记载 , 无不便之 , 诚千古不易之良法也。 ”又按语云 :“ 周厉王出居于彘 , 公卿相与
和而修政 , 号曰共和 , 似此为年号之始。 ”其事按公历纪年在公元前 841 年 , 实是中国历史纪年
之开端 。 然而, 更确切地说, 帝王正式纪年 , 则是从汉武帝“ 建元”(公元前 140 年)开始才有的
———建元元年 , 乃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号。 而在汉武帝以前 , 纪年皆用甲子 , 帝王概无年号; 一
个帝王 , 无论其在位时间多长 , 皆一元到底 , 既不改元, 亦无年号 , 统称某王某帝某年 , 如周宣王
元年 、二年以至四十六年 。 秦王政元年 , 以至二十五年 ; 至二十六年时 , 因统一之业完成, 更号
为皇帝 , 于是改其为始皇帝二十六年 , 而从此年起 , 一直不改 , 直到泰始皇三十七年而终。
汉武帝创帝王年号, 以后历代相承 , 凡新君即位 , 率依例于次年改用新年号 , 称改元。 明朝
以前 , 封建皇帝每遇军国大事或祥瑞灾异 , 也往往改元 。 然而 , 在中国历史上 , 改元建号情况 ,
极其复杂多变 , 五花八门 。 在明清以前 , 一般常例为一帝在位 , 往往频繁更改年号, 并无定制 ,
少则一二个, 多则十几个不等 , 如汉宣帝年号有本始 、 地节 、 元康 、神爵 、五凤、 甘露、 黄龙诸名 ;
唐高宗有永徽、 显庆 、龙朔 、麟德、乾封、 总章 、咸亨 、上元、 仪凤、 调露 、永隆 、开耀 、 永淳 、 弘道诸
名等等, 不胜枚举。 凡改元或一年一改 , 或数年一改 , 亦有一岁两数次改元者 , 如武则天时 , 唐
中宗嗣圣元年 , 被废立后 , 即改元载初 ; 证圣元年不久 , 又改元天册万岁 , 十二月复改为万岁登
封… …。 亦有不应改元而改者 , 如蜀先主卒 , 子禅嗣 , 未逾月 即改元建兴 。 亦有新君即位 , 违常
例逾年改元而不改者 , 如梁末帝朱贞 、后晋出帝石重贵等, 皆即帝位而逾年不改元。 亦有如五
代孟昶, 即位五年始改年号, 金熙宗即位二年始改年号和唐哀帝 、汉隐帝 、 周世宗 , 皆继续沿用
先世年号 , 终身而不改年号的种种特殊情况。 及至明清之季 , 上述频繁改元建号的情况再未出
现, 而推行一帝一元制 ; 称帝者不论在位时间长短 , 皆在终位之前的中途, 概不改元建新号 , 如
明太祖以洪武三十一年而终, 清乾隆以六十年而终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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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皇帝在位时， 往往多次改元。 例如，
汉武帝在位４４年， 用过１１个年号。 也
有皇帝在即位时使用前一代皇帝的年
号， 例如五代时期吴的“天 ”、 后晋
的“天福”、 后周的“显德” 等。 至明、
清两代， 除明英宗（年号正统） 因被蒙
古瓦剌部俘获， 后被送回并复辟， 并改
元天顺而一帝二号之外， 都是一帝一
号， 因此人们也常用年号来称呼明、 清
两代的皇帝， 例如永乐帝、 康熙帝等。
年号被认为是帝王正统的标志，
称为“奉正朔”。 一个政权使用另一政
权的年号， 被认为是藩属、 臣服的重要
标志之一。
据笔者统计， 中国历史上使用过
的年号共有７２０个左右。 其中， 使用年
号最多的皇帝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
夫妇二人。 李治自 ６５０年至６８３年， 在
位共３４年， 先后使用了 １４个年号。 其
妻武则天则从６８４年到７０４年， 共在位
２１年， 先后使用 １７个年号， 其中使用
两个年号的年份就有五个之多。 而使
用年号最多的年份， 是公元 ６８４年甲
申。 这一年， 唐高宗李治由“万岁” 而
“万年”， 武则天立太子李显为中宗， 定
年号为“嗣圣”， 继而又废中宗而立李
旦为睿宗， 改年号为“文明”。 未几， 干
脆取而代之， 再改为“光宅”。 一年之
中， 三改年号， 折射出谋夺皇权的激烈
斗争。
历史
世界历史中的中国 (豆瓣)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734575/
作者简介
作者：(英)S.A.M.艾兹赫德 译者：姜智芹
S.A.M.艾兹赫德（S.A.M.Adshead），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历史学资深教授，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哈佛大学，专攻中国历史，在中国盐政管理研究方面享有世界声誉。除本书外，重要著作有《中国盐政管理的现代化》（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Salt Administration，1900—1920）、《世界历史中的中亚》（Central Asia in World History，1993）、《欧洲和中国的物质文化：1400—1800》（Material Culture in Europe and China.1400—1800）、《唐代中国：世界历史上的东方崛起》（T'ang China：the Rise of the East in World History，2004）等。
目录
第三版前言 导言 第一章 世界的一部分：古代中国（公元前200年至公元400年） 第一节 公元前200年至公元400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二节 公元前200年至公元400年的交往之路 第三节 公元前200年到公元400年的中外交流 第四节 公元前200年到公元400年的世界组织
第二章 世界的中心：晚古时期的中国（公元；400年至1000年） 第一节 公元400年至1000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二节 公元400年至1000年的交往之路 第三节 公元400年至1000年的中外交流 第四节 公元400年至1000年的世界组织
第三章 世界的中轴：中世纪时期的中国（公元1000年至1350年） 第一节 公元1000年至1350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二节 公元1000年至1350年的交往之路 第三节 公元1000年至1350年的中外交流 第四节 公元1000年至1350年的世界组织
第四章 世界的地平线：文艺复兴时期的中国（1350年至1650年） 第一节 1350年至1650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二节 1350年至1650年的交往之路 第三节 1350年至1650年的中外交流 第四节 1350年至1650年的世界组织
第五章 世界中的世界：启蒙时期的中国（1650年至1833年） 第一节 1650年至1833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二节 1650年至1833年的交往之路 第三节 1650年至1833年的中外交流 第四节 1650年至1833年的世界组织
第六章 两个世界之间：现代时期的中国（1833年至1976年） 第一节 1833年至1976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二节 1833年至1976年的交往之路 第三节 1833年至1976年的中外交流 第四节 1833年至1976年的世界组织
第七章 第二版附记 参考书目 译名对照表 译后记
文摘
第一章 世界的一部分：古代中国（公元前200年至公元400年） 这一章将探讨汉朝时期，即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同时还要简要回顾一下汉朝之前的周朝和商朝，以及汉帝国之后的三国和晋朝的情况。本章认为人类文明在更新世（Pleistocene）早期就打下了基础并延伸到新石器时代，尽管中国汉代也具有这样的基础，但它是以一种独创的形式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与其他文明中心接触很少，因而在这个由不同社会组成的星球上，中国汉朝呈现为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德日进认为历史是纺锤形的，即起初是统一的，然后向南半球扩散，继而向赤道过渡，接着向北半球聚合，最终归于统一。我们的故事就从扩散成最大程度的时期开始。 我们先看看故事的“主人公”。在本书中，我们将自始至终围绕着四个主要文明展开论述：即东亚、西欧亚、哥伦布之前的美洲和黑非洲。这四个文明不论是空间上还是时间上，就其内部来讲都是同质的，就其外部来说都是异质的，都可以看作基本的文化单元。当然，每个单元还可以分为更加统一、更少隔离的亚单元，因此，东亚就可以看作以中国为核心，以亚洲内陆（Inner Asian）和东南亚为边缘；西欧亚很自然地分为北部（North）、地中海（Mediterranean）、大伊朗（Greater Iran）和印度（India）；哥伦布之前的美洲可分为中美洲、安第斯高原这两个平行的高地文化，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北美洲平原、亚马孙河区丛林低地文化；黑非洲被赤道雨林平分为南北两部分，一新一旧，然后还可以再平分为亚沙漠草原社会和亚丛林森林社会。当然，尽管有这些不同的细分，每个单元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有足够的向心力和独立性，这一点构成全球历史的一个基本要素。 但是，有两种反对意见需要面对。一方面，西欧亚作为一个统一体需要论证。从欧洲历史的立场看，西欧亚这个概念是一种不合章法的聚合，是语言、文字、宗教和伦理都不同的文明的混杂。沃纳·本道夫（Werner Benndorf）写道：“在地中海地区，有的人从左向右书写，有的人从右向左书写。”但从中国人的立场看，则更愿意忽略这些差别，认为整个西方从本质上来讲是统一的。在技术、社会学、观念和组织结构方面，印度、大伊朗、地中海和北部之问的区别不论有多大，但从年代上看是一致的，这一点与非洲的古老和东亚的年轻形成对照；从语言亲缘上看都属于印欧语系；从文字上看都属于字母文字，与图形文字形成鲜明的对照；从社会学上看，都属于神父—国王、战争—将军、商人—普通人的二元对立社会；都有个体与整体这一共有的认识难题；都受到希腊文化、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影响。真正的东方不始于苏伊士，而始于新加坡；不始于高加索，而始于天山。有一个观点认为，加尔文（Calvin）、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阿尔·加扎利（A1-Ghazzali）、商羯罗（Sankara）、宗喀巴等人都是同一职位的简单置换。 另一方面，把亚洲内陆草原和东亚放在一起，也需要必要的解释。游牧文化对动物和迁移特别重视，是人类生态学上最后一次大趋异，它产生了一种在社会、军事和人才方面原始而又鲜明的形式，在一个时期控制了世界上一半的畜力。在元朝统治时期，这种形式上升到国家组织的水平，进而在推动世界趋同方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然而，出现较晚（约公元前800年）、特征复杂和早期趋异等因素，否定了亚洲内陆作为文明的完整的、基本的资格，所以最好不把游牧文化看作一种文明，而是看作一个短暂的、特殊的亚文化。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把它置于哪个文明之中。尽管第一个游牧国家西徐亚皇室（Royal Scyths）是由具有伊朗血统的人，以乌克兰为中心于公元前550年左右建立的，但由于游牧作为一种生态系统出现于更遥远的东方阿尔泰（Altai）地区骑驯鹿的兀良哈人（Uriyanghai）中间，由于草原游牧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作用比欧洲历史上要大，所以我们把内陆亚洲置于东亚地域的边缘。在这里，粗放的、军事化的游牧和精细的、民用化的中国核心区的农业形成了对比，但同时和东南亚边缘地带的海洋精英主义相契合。 在四大文明之间，可以找出很多可比之处。第一，年代。黑非洲作为人类的摇篮，是最古老的，可追溯到数百万年以前。哥伦布之前的美洲或者美洲印第安是最年轻的，仅出现于冰川期以后，可追溯到数万年以前。从另一方面来说，西欧亚和东亚是非洲的两个孩子，在年代上介于黑非洲和哥伦布之前的美洲这两者之间，可追溯到数十万年以前，尽管就发达的新石器文明来说，西方要比东方古老得多。第二，人口。自新石器时代以来，黑非洲人口最少，不到全球人口的八分之一，美洲印第安多一些，占八分之一多一点。接着是中国，那时其边缘地区人口稀少，所以总的来说占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最后是西欧亚，它拥有当时主要的人口，占全球的一半。第三，结构。西欧亚有四个势均力敌的中心，且都有不稳定的等级阶层，因此很复杂。东亚只有中国这个单一的核心和恒久的边缘地区，因此比较简单。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的美洲有高地先进文化和低地落后文化之分，二者截然不同。黑非洲尽管有南北两部分的划分，有草原和森林的不同，却是同质的。第四，组织。在这方面，西欧亚、东亚强大的组织和非洲、美洲弱小的组织形成明显的对比。西欧亚和东亚有不朽的帝国、共同的宗教、数百年的王国和古老的贵族，而非洲和美洲只有零散分布的部落、混杂的语言、不稳定的国家和频繁更换的首领。即便在弱小组织内部，也可以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的美洲和黑非洲进行对比。尽管此时美洲经济还没有掌握新石器时代的所有技术，但它产生了两个不同的、虽说组织松散但权力过度膨胀的国家：阿兹台克（Aztec）和印加（Inca）；而黑非洲尽管掌握了先进的铁器时代的技术，其国家建设的水平却很低。如果单纯从物质的角度来看待历史的话，那么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an）和津巴布韦（Zimbabwe）将是一个很大的嘲讽。 以上就是四大主要文明的概况，它们拥有共同的技术基础、共同的形态，偶尔也有联系。它们组成了古代世界，这个世界和中国汉朝之间的关系，成为本章的主题。 第一节 公元前200年至公元400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要了解中国与其他古代文明的关系，首先必须评价它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也就是通过将中国汉朝和古罗马帝国进行比较，来评价中国的相对地位和个体特征。也可以进行其他的比较，比如和中美洲的早期文明比较，和知之甚少的古代黑非洲比较，或者更诱人的，和帕提亚（Parthia）人统治下的伊朗比较，或者和孔雀王朝（Mauryas）时期的印度以及希腊、贵霜王朝（Kushans）比较。当然，哪一种比较也不能和罗马帝国与中国汉朝的比较媲美。因此，这一节首先分析中国汉朝与君士坦丁之前（pre-Constantitian）的古罗马帝国的共同点，然后再分析其不同点。结论是不同点大于共同点。 一、汉朝与罗马的共同点 汉朝与罗马的共同点主要体现在起源、组织和结局几方面。 起源 汉朝和罗马帝国都始于公元前3世纪，都是由位于西部边缘地区、保守、思想相对落后的贵族国家，向各自文明地域的军事扩张而建立起来的。罗马共和国不完全是希腊世界的成员，秦国在周朝时期也是一个外来者。两个帝国的扩张都有赖于政治稳定、农业发达所孕育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和纪律严明的军队，这些因素和政治不稳定、人为的城市发展以及过度专门化的军事技术，形成鲜明的对比。两个帝国都首先进攻商业上的对手，分别是西方锡、银丰富的迦太基（Carthage）和东方盐、铁丰富的齐国；然后在一些边缘地区进行殖民，即分别在希腊东部、高卢（Gaul）和中国的楚国、吴越地区殖民。同样，两个帝国在征服之后接着都是内战，并以进行扩张的旧贵族的灭亡和新官僚的崛起而告终，新官僚给其思想穿上复古的外衣，夸大其自身的延续性，从而掩饰其新生性。因此，奥古斯都（Augustus）以新传统主义重建共和国的做法，和汉武帝模仿古代圣贤统治者封禅的举措类似。这两个帝国中新的官僚统治者都借助富有进取精神、性格鲜明的皇帝遗孀的帮助，分别得到了虽然战败但文化程度更高的东部人的支持，即希腊自由人和河南士大夫的支持。这两个皇帝遗孀，在西方是阿格里皮娜（Agrippina），在东方是邓皇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