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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往事

东莞工厂里的心理咨询

正午故事 2019-05-22 15:34:19

在东莞，一批批来自农村的年轻人从十几岁开始，就像螺丝钉一样钉死在流水线作业上，日以继夜地加班，和父辈一起成为城市赖以发展的生产力，然而他们却无法在城市里扎下根。对未来，他们几乎没有想象的能力。作为“觉醒的，成功的工人”之一，李晴经过13年的奋斗，从纺织女工成长为驻厂的心理咨询师。她倾听工人的焦虑并帮助疏导。但她知道，心理咨询师无法解决工人进城之后的社会性难题。一个人的精神健康，不仅取决于个体的生理因素，价值观，还有家庭和社会支持系统。

文 | 罗洁琪

1

“你是厂里的心理咨询师吗？想和你谈一谈。我特别想杀人。看到那个人，就想把他杀了。”2019年2月16日，一个工人打来了电话。

那是一个周六的中午，李晴梳理了卷发，穿上灰裙子和高跟鞋，戴了耳环，准备出门参加朋友聚会。

李晴问，“现在你能听得清楚我说话吗？”

“大声一点能听到。”

事实上，不用大声，电话沟通也顺畅。

“杀人，这个念头太可怕了。可是控制不住。”工人重复着这句话。这个工人被查出职业性耳聋，要求换车间。但他觉得新岗位的噪音还是很大，对主管的怨恨越来越深。

李晴把手机贴紧耳朵，走进安静的卧室，听了一会儿，觉得工人对残疾的恐惧大于仇恨，情况不算危急。于是，就约了周一在厂里的咨询室面谈。春节开工后，她从老家回到东莞，每天做新工人的心理辅导，接受个案咨询。有了13年的咨询经验，经历了耳鸣失眠，她终于可以游刃有余地将工作与个人生活分开。

2006年，李晴开始在一家台资造鞋厂做驻厂心理咨询师，那年她36岁。那个厂有一万多名工人，主要是80后，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下班时分，若逢雨天，人潮从车间涌出，汇成浩荡长龙，无数的雨伞簇拥向前，人声鼎沸，延绵不绝。那些年，是东莞制造业的黄金时期，当地政府的口号是“打造世界制造业名城”。鞋厂每天招工，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来700个新人。订单多的时候，李晴也在厂门口摆个摊位，帮忙招揽工人。

工人入厂后有几天培训，其中一项是心理健康知识。上午是新人培训，下午是免费的心理咨询。工人坐在食堂的塑料凳上，李晴在前面拿着喇叭大声地喊。

用喇叭和麦克风喊了大概半年，李晴发现工人听不懂文绉绉的心理学术语，而她也不了解工人想听什么。接触多了，李晴才逐渐了解这些工人的语言习惯，她学习用他们听得懂的话来讲。

工人中，很多人都是初中辍学进城打工，作为群体规模巨大，但是个体游离。他们倾诉着婚恋的压力，贫困的重担，早婚早育的情感困境，留守的孩子溺死或者病死，配偶意外丧生……在心理健康知识之外，李晴又增加了应激创伤治疗和性教育。

来咨询室的工人，一个月会有十几个，有男有女。

曾有一个男工人，很好强，通过自学，当上了技术人员。可是，婚恋不顺，多年来，只能爱上比自己大的女性，内心深处一直在寻找类似母亲的角色。这个工人的父亲在农村，没钱娶媳妇，十几年前，他妈妈领回一个患精神分裂症的女人，让他与她同房。等孩子生下后，那个女人就被赶出了家门。女人生下的孩子便是这个工人，他从小经常见到这个精神有问题的女人出现在他家周围，但始终无法相认。

类似这样的情感创伤需要很长时间的治疗。可是，多数来访的工人只来一次，进门后就大哭一场，哭诉后就再也没有来过。他们流动性大，某个老乡离开了，工厂订单少了，不能加班了，待遇不好了，厌烦了，处理不好人际关系，都会跳槽到别的工厂。而且，他们对改变现实遭遇感到无能为力，对于心理治疗也没什么信心。

在台资鞋厂的那两年，每年都有人跳楼。李晴觉得自己像救火队员，出了事，工厂和工人才会找她。平时很难做心理建设和防护。厂方对这个话题并不感兴趣，他们在意的是有员工患精神疾病，会带来麻烦。

某天夜里，一个工人突然走进李晴的咨询室，语无伦次地说了一通，然后就走了。次日，李晴向行政部门反映，提醒他们关注那个工人的精神状态。过了几天，得到的回复是，找不到家属，已经安排保安把那个人拉到高速公路上，在很远的地方把他撂下了。李晴惊呆了，觉得这样处理太粗暴了。工厂的行政主管是退伍军人，级别比她高，气势凌人，像公司的保镖，难以沟通。在处理突发事件时，车间主管也会直接对工人说“你要跳楼，去啊，去跳啊。”平日，工人一旦精神有异常，他就会通知家属过来领走。李晴为此生气，可是，行政主管反问她，“你怎么知道他们有没有精神病？”

台湾经理曾对李晴说，“让你做心理咨询，首先是做给客户看的，让他们看到，我们是善待员工的。其次，才是为员工服务。你是优秀的人，但是我们需要能适应的人。”

2

在工厂，女性工人的比例远远大于男性，特别是在奢侈品的代工厂。厂方认为女工稳定，听话，好管理，能干精细的活。她们中的大多数十几岁就离开了家乡，在憧憬爱情的年龄，成为珠三角和长三角工厂的“女普工”。

2006年进驻台资鞋厂做心理咨询师后，李晴发现很多女工未婚先孕，早婚早育，对处女持错误的理解，因自卑而对婚恋草率。于是，她连续几年推广性教育，宣传性安全知识，帮助女工人摆脱心理负担。听众里，有男有女，很多女工人害羞，低着头，但是在课后悄悄地说，如果早点听到就好了。

丽梅就是培训课堂里的一个女工，当时她22岁，未婚怀孕5个月。她十几岁就离开农村的养父母，进城打工，18岁认识了男朋友，曾堕胎过一次，害怕以后不能生育，这次就想留下肚里的孩子。可是男友不愿意，而且肆无忌惮地和其他女性交往。胎儿越来越大，她不能堕胎，又不敢回养父母家生孩子。

2007年5月，丽梅走进了李晴的心理咨询室。一个小时的咨询，主要是她在哭诉。最后，她得知家里的养母已经改嫁并且怀孕，不可能帮她照料小孩，便陷于绝望，她扬言，如果自己活得不好，就会杀了男友。李晴倾听，反复开导，并给她读了一篇《一个被遗弃女孩的故事》，希望能帮助她重塑自尊。

2007年底，丽梅回男友老家生产，孩子满月后，托付给老人，就回东莞打工挣钱。她舍不得刚出生的孩子，因分离而痛苦，又找李晴咨询。谈了几次，她计划以后带着女儿嫁人。看到了希望，她的心情转好，织了一双鞋子给李晴，表示感谢。

可是，几个月之后，她又来了，因为男友家的电话再也打不通，听不到女儿的声音，怀疑重男轻女的老人已经将孩子送给别人。她哭诉想念孩子，心情烦闷，无法再上班。那次她没穿厂服，是最后一次咨询。

丽梅消失了，李晴不知道她的去向。她一直保留着她写来的一封信。信纸的背面是粉红色的，印着长发飘飘的漫画少女，正面的字迹清秀，写着“李老师，我把你当做我最最信任知心的人，很感谢您在我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给了我心灵最大安慰.....我真的不敢想象我的未来.....我心里很乱很烦，因为现在睁开眼，闭上眼，脑海里都是珠珠（注：丽梅的女儿）的身影。”她留下男友父母的详细地址，央求李晴帮忙写信，要他们把孩子还给她。

李晴没写那封信，她知道她无能为力。

台资鞋厂一年有200多例个案咨询。每次访谈完，她都认真地写个案记录，有时候会写下自己的情绪和想法。心理咨询工作对精神的损耗很严重，每天重复沉重、灰暗的内容，她的脑袋偶尔会突然”吱吱“地响，耳鸣，夜里也会失眠。她想辞职，可是迫于生计，不得不留下来。

2008年底，李晴离开了那个台资鞋厂。但靠自己找咨询业务，很难维持生计。2009年，她重新做驻厂心理咨询师，不过换了一个管理更人性化的外资工厂。

2012年，李晴完成了心理学本科的学习，2016年又完成了在职硕士的进修。她总是边工作边学习，一旦停下来，就有浪费光阴的负疚。那时候，李晴所面对的工人也已经从80后到了90后。她不再局限于悲惨的个体，开始从整体上去观察和理解新一代工人的生存状态和思维方式，甚至不同的道德观念。在这个过程中，她也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思想，学会控制咨询的场面，克制情绪和道德评价。

在性别失衡的当代中国，男工属于很难找老婆的群体。虽然工厂的女工比男工多，但是很多女工都早婚早育。这些年，李晴深切地体会到男工们普遍的婚恋压力和严重的性焦虑。

曾有男工找李晴帮忙物色对象，也有以前月薪过万的个体户，因为娶不到老婆就进了工厂，哪怕月工资才3000块钱。很多男工因为婚恋压力走进咨询室，李晴会引导他们把关注点放在自身的成长上，例如下班后，去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要只是打麻将，玩手机，要实现一点进步。可是，社会对房子，车子，彩礼的要求，是压在男工身上的三座大山。在培训课上，一个1999年出生的女工直接说，如果没有彩礼，她是不会嫁的。社会成见和压力不是这些工人可以改变的。

李晴说，来到城市，用着最先进的手机，想法还是村里的。这是很多工人的现状。受教育程度是思想的分水岭。有时候，她在培训课上普及现代人被异化的先进理念，但感觉是白讲了。

另外，李晴也认为，性的焦虑是生理性的，真实存在，无法视而不见。新人进厂，经培训后，就加入新人微信群。李晴开立了3个微信群，每个群有300多个人。很多男工争先恐后地要当群主，管理微信群，因为可以认识更多的人，也可以把不喜欢的人踢出去。这些男工一般都是大龄青年，单身或者离婚。在微信群里，女工一般不敢冒泡说话，一旦活跃，就会被人加好友，约见面。曾有一个女工经常微信群里出现，很直白地说婆媳关系不好，要离婚，马上被很多男工盯着聊。有一天，一个男工直接跑到那个女工楼下，要求见面，发生性关系。女工把聊天记录放在群里，男工写的是“你在哪里？我们一起睡觉。我开好房间，你要不要过来？”李晴不得不提醒女工，不要在微信群里太活跃，要注意安全。

还有很多人因情感困境而走进心理咨询室。工人夫妻两地分居的现象非常普遍，孩子在老家，一家三地，感情疏离。任何一方和网友或者工友发生性关系，在李晴的观察中，当事人都不再背负沉重的羞耻感。她不再开设性教育的课程，处女膜已经不是新一代女工的心理负担。工人对性的态度越来越开放，很多人会承认，“这是我的性需求”。

李晴记得曾经有个男工人前来咨询。事实上，他并不需要答案。他曾经同时和三个女性发生了关系。这是心底的秘密，他只是想找个人把它说出来。说完了，他就走了。李晴有些愤怒，可职业素养让她压抑着。

李晴觉得，心理咨询师无法解决工人进城之后的社会性难题。一个人的精神健康，不仅取决于个体的生理因素，价值观，还有家庭和社会支持系统。一个培训导师曾告诫过她：“如果有人今天在这里咨询，明天就自杀了。别揽责任，不是你的原因，是他身处的系统出了问题。”慢慢地，她理解自己的角色就是“倾听一大堆，帮助一点点”。

2019年正月初十，春节后返工，放在食堂门口的工人行李。摄影：罗洁琪

3

2008年8月1日，37岁的李晴突然得知，她的初恋男友从部队回到老家，当了公务员。“突然清醒了，好像前半辈子都在等他的消息，是一块石头落地的感觉”，10月1日，她从东莞回到家乡。

李晴家境一般，父亲是村里的电工，妈妈是唯一读过小学的农妇，家有五个兄弟姐妹，其中一名是李晴的双胞胎姐姐。当时，村里很多女孩子都不读初中，她舍不得学校，父亲就借钱勉强交学费。1986年，李晴15岁，班上流传闲言碎语，说她成绩不好，竟然还想考高中。她经不住嘲笑，马上背起书包就回家了。姐姐也跟着回去了。

第二天，姐妹俩带着行李，去了8公里之外的国营茶厂，在山上采茶叶。父母就顺水推舟地让姐妹俩辍了学。

几年后，姐妹俩找关系进入了镇上一个国营纺织厂。纺织厂有3000多个工人，工作很辛苦，每天三班倒，一个人看着八台机器。车间的温度永远是25度，噪音很大，说话都要耳朵贴着耳朵。但是，李晴觉得，在那个年代，国营工人比较受尊重，她的工资有280元，比厂长还要多。

休息的日子，她就骑车去镇上的图书馆借书，最喜欢看作家路遥写的小说《人生》。她练习钢笔字，坚持写日记。再回家乡时，她发现，昔日同伴都早婚早育，被锁在婚姻里，失去了自我。那个年代，很多农妇自杀，她的村里才20多户人家，有两户的妻子自杀了。她很害怕那样的人生。但是，未来的人生是怎么样，她也想象不出来。

有一天，她听说初中的班长在镇上的机修厂当钳工。她喜出望外，找了同厂的姐妹陪伴，去找他。见到他，内心无比欢喜，她才意识到自己一直暗恋他。两人自然而然确定了恋爱关系，彼此父母和村子里都知晓了。

李晴极力劝男友去参军，她觉得那样才有前途。男友去了。回来探亲时两人发生了性关系。之后，李晴提出要求，“定期写信，要写很多的信”。男友回复说，忙起来的时候，可能顾不上。想到自己为爱情付出了“处女”的代价，而对方显得太冷淡，李晴就赌气不回信。两个人断绝了联系。

两年后，男友再次回来探亲，李晴见到他，男友亲口说了分手。她不能接受，不再是处女，是她内心无法跨过的槛，难以面对父母和乡村的闲话。那些日子，她常常想起小说《人生》里面的情节，高加林对恋人说分手，德胜爷爷责问加林，“你把她搁在半路上，你算什么？”她觉得，自己就是那个被搁在半路上的人。

男友考上了军校，很快有了新女友。听到传言，李晴有了幻觉，半夜跑去工厂传达室，以为他打电话来了；走在路上，看到别人的身影，也以为是他回来了。后来，她被工厂工会主席和妈妈带去看精神科门诊，拿药回到老家休养，一个多月才逐渐康复。

有一天，父母安排她姐姐和一个男人相亲，那个人在深圳打工，专程回来见面。姐姐在上班，李晴先跑出去见面。第一句话她就问，“你能不能把我带到深圳去？”

1993年春天，李晴和姐姐坐火车到了深圳最繁华的罗湖区，看到了霓虹灯下，灯红酒绿的不夜城。李晴模样俊俏，但不懂粤语，只能在香港人开的海鲜酒楼当洗碗工。之后，她在宝安区的一个工厂当上文员，抓住机会学习电脑，从那以后，她频繁地换工作，从电脑操作员，出纳，一直到人事部主管。

1996年，深圳的市场经济爆发出强大的活力，各行各业都讲市场营销，李晴看到很多暴富的人。当时惠州的淡水镇是全国直销最疯狂的地方。到处都是烂尾楼，也到处都是人，这边在长草，另一边在讲课。大巴不停地从全国各地运人过来，走在街上，左拐右拐，都能看到激情飞扬的演讲者和同样激动的听众。过了一段时间，直销的人流被分解到普宁，海南和广西的北海。

李晴在普宁参加了摇摆机的直销，她如饥似渴地听演讲，渴望着成功。后来，她发现所谓直销成功学用的是心理学知识，是对人进行的心理暗示，甚至蛊惑。她开始阅读心理学方面的图书。

在人潮汹涌的直销活动中，李晴遇见了后来的丈夫，也是一名退伍军人，有城里户口。初次见面，他穿着一身黑衣服，身材挺拔，她想起了初恋男友，于是一见钟情。

1998年4月，国家出台文件，取缔直销。李晴回到深圳，在书城销售复读机。下班后，她很晚才回家，呆在书城，一复一日地看书架上的心理学图书。其中一本书是《21世纪如何做女人》，书中写着，一个女人到了中年，如果买一只鸡还要想半天，就太悲哀了。她觉得，说的就是当时的自己。她不想那么过，可是不知道如何改变。

2001年，李晴的父亲和嫂子在同一年患上癌症死亡。她突然很想突破自限，趁活着，学点东西。她花了2000元参加了“超级成功训练营”，经过两天学习，感觉全身充满挑战未知的能量，可以做任何自己喜欢的事情。在当时的听课笔记上，她写了“我的使命，解决人类心理的痛苦”。

2002年11月，李晴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心理学大专培训，每个星期去听一次课。2004年，她通过考试，获得心理咨询师的资格。但心理咨询的工作很难找，她处于半失业状态，做过各种短期工。

2005年，李晴和在普宁认识的男友结婚，在东莞按揭买了房。第二年，她应聘进入台资的鞋厂做驻厂心理咨询师。

奋斗了13年，李晴终于在城市买了房，嫁了有城市户口的人。没想到，她再次进入工厂，再次被她一直想逃离的农村人群包围。工人向她倾诉的大部分困扰，都深深植根于她所了解的农村，贫困和落后。这和她的梦想不一样，可是有3000元的稳定工资，可以供房。对于那份工作，她说，当时是一种又爱又恨的感觉。

2008年8月，得知初恋男友回到家乡，李晴有两个晚上没睡好觉。如今，他当了领导，回妻儿身边，衣锦还乡，而她还在工厂的小角落，处理着无穷无尽的工人问题，领着寒碜的报酬。她决心，要过得比他好。

那年10月，虽然回到了家乡，但李晴并没约初恋男友见面。她想到了那些来找她咨询的女工，她意识到，在帮助别人摆脱心理负担的同时，她也在自我治愈，特别是那过于深刻的初恋心结。

22岁的李晴，在深圳做文员。

李晴参加”超级成功训练营“时的听课笔记。摄影：罗洁琪

李晴的听课笔记。摄影：罗洁琪

25岁的李晴，在深圳当人事主管。

4

9岁之前，月华对爸爸几乎没有记忆。她住在老家，和外婆生活。到了小学三年级，她被接到东莞，和爸爸妈妈一起。爸爸的脾气不好，经常打她。后来，妈妈又给她添了一个弟弟，弟弟出生两个月后，妈妈就因病去世了。

那一年，月华还不满13岁，才上初一。她爸爸要求她辍学，在家带弟弟。等到弟弟两岁，她也快16岁了。2017年，月华进了外资的工厂打工。她爸爸找了一个后妈。月华住宿舍，很少回家。入职四个月，她在车间割脉自杀，被送到工厂的心理咨询室。

月华哭了三个小时，自诉了童年经历，也谈了她喜欢看犯罪心理学的书，以及血腥的故事。李晴带她去看精神科医生，确诊她是双相情感障碍，即同时存在躁狂和抑郁的症状。月华拒绝住院，李晴联系月华的父亲，电话一直被拒听，无奈之下，李晴就冒险把她带回家，每天一起上下班。

服药后，月华会长时间陷于滞缓的状态，情绪激动时，就独自坐在沙发上哭泣。李晴寸步不离，担心她自杀。到了第七天，李晴的精神绷紧到极点，憔悴不堪。终于半哄半强制地让月华住院治疗，并且喊来她的父亲。

那时候的李晴不仅在成人高考后完成了本科，还读完了心理学在职硕士。但是2012年，她离婚了，人生陷入低谷。她花了几万元参加了韩国的情景剧疗法的培训班，在角色扮演中，释放情绪，努力地自愈。

从2015年开始，李晴也把情景剧的方法运用到工作中。像月华这样曾经的留守儿童，出现心理问题十分常见。也有很多为人父母的工人感到苦恼，和留在家乡的孩子不能亲密。一个广西妈妈说，春节回到家，她出5块钱，让孩子和她睡一晚，孩子都不愿意，就是要和奶奶睡。连续好几年，李晴播放视频，让工人们扮演角色，学会亲子沟通，学会和孩子见面与告别。可是，看完视频，很多女工都哭成一片，特别是春节后返厂，情绪往往很低落。

这些年，工人们对孩子的教育越来越在意，常来咨询有关问题。李晴一般会拒绝这类个案咨询，她认为，孩子是留守儿童，父母不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也不了解爷爷奶奶是如何和他们沟通。生活需要每天经历一些情感，有实体来承载。可是这个社会对家庭缺乏支持，让父母亲很难同时兼顾孩子和工作。她会直接对工人说，“当你决定离开孩子的时候，孩子的心就会离开你。”

小萍是一名坚持把孩子带在身边的女工人。她来自广西的农村，父亲在东莞开车，母亲在工厂打工，她和两个弟弟是留守儿童。她很深刻地记得，妈妈晕车，不是每年春节都回家。在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妈妈回到家，指着她，问家里婶婶，”这是谁家的孩子？”那一幕，是她童年不可磨灭的伤害。

她还谈起最近在家乡发生的凶杀案，村里的水井发现了手脚被捆绑的女尸。想起当年自己独自走山路，翻山越岭地上学，如今觉得后怕。

中专毕业后，小萍才来到父母身边。进厂当了工人，结婚生子，在东莞租房，接了婆婆过来帮忙看孩子。她每天中午赶回家喂奶，陪孩子睡觉。她喜欢找李晴咨询内心的困惑，因为如果和工友谈图书，电影和人生规划，没有人听。

2016年，小萍夫妇搬进了小萍父母的新家，在宅基地上自建的六层住宅，是父母奋斗了20年的成果。尽管如此，她的两个孩子没有东莞的户口。读完民办的初中，还是要回老家读高中，参加高考。把孩子留在身边，小萍说，“未必能成才，至少能成人”。

如今，月华和小萍都还出现在李晴的朋友圈里。月华出院后去了苏州的一个桑拿中心做服务员。有时候，她觉得情绪快崩溃时，在半夜也会拨打李晴的电话。一般情况下哭诉几十分钟，就会恢复平静。然后，又能撑一段日子。小萍则在李晴的鼓励下参加了成人高考，心理学专业。如今在一个仓库当文员。她两个儿子，每个孩子一个学期的学费要4000多元。

但是，其他大部分来访者，渐渐地就失联了。比如一个曾被亲生父亲性侵的女工，后来结婚生子，仍然无法摆脱内心的创伤。前两年，她离开了工厂，还会打电话倾诉。后来就失去了音信。

李晴说，“那些时候，这些人都是没地方去了。我只是接住她们。让她们相信，会被一个人认真对待。“

2019年2月14日，小萍在父母自建的楼房里。摄影：罗洁琪

5

2019年伊始，有小道消息说某大企业要搬到东莞了。李晴说，心理咨询的同行为此很开心，因为这个企业一直都会聘请心理咨询师。据她了解，在东莞，一般都是外资工厂，港资，台资才会聘请心理咨询师，内资工厂很少见。像她这样全职驻厂的心理咨询师在东莞只有四五个，其他的都是兼职的。

2月14日，农历正月初十，恰逢情人节，东莞吹起了和煦的春风，带来暖意。那是春节开工的高潮，很多年轻人在中介的带领下，从各地农村来到了工厂，准备应聘。他们之中，女孩子普遍打扮入时，化了淡妆，抹了口红，拉着色彩鲜艳的行李箱。男孩们也穿着球鞋和休闲衣，甚至很有个性的T恤。父辈的那一代工人形象，已经很难在他们身上找到影子。

下午一点多，李晴回到工厂上班时，很多工人背着行李，拖着行李箱，在大门口排起长队。近两年，东莞的订单减少，很多小工厂都倒闭了。这家著名的外资厂很挑人，很少招男工，而且规定了3天的见习期，是双方选择的机会。

当天要培训的新人是12日那天进厂的，同批20多个人进去，最后剩下10人。李晴把他们领进厂区一楼的心理咨询室。这一批人比昨天的新人显得更加活泼开朗。上课后，一个来自重庆的20岁男生小方第一个做自我介绍，他高高瘦瘦，面孔阳光年轻，没有羞涩，大大咧咧。他的父母在东莞卖菜，他和妹妹都是在东莞出生，在当地念民办小学和初中。他介绍完之后，其他人开始起哄，气氛很活跃，像学校里开学的第一天。

在第二个环节，李晴介绍了人类性格的类型，提醒大家有心情不好时，要来心理咨询室。这句话都被当成笑话，在场的人都不以为然。

大伙离开咨询室，结伴去后勤服务办公室，等着分配厂服。他们兴奋地在一个体重秤旁边玩，蹦蹦跳跳地轮流测体重和身高。他们虽然才认识两天，由于加了微信群，已经像一群朋友。

然后，他们回到食堂边，等待签合同。小方抱着手机，一直在玩游戏，他说”明天就是我21岁的生日了。我有多少岁，我的父母来了东莞就有多少年。“ 奋斗了21年，他的父母在重庆老家买了一套70多万元的公寓。问起未来的打算，他说，过一天算一天，不想未来。他18岁就出来打工，已经在深圳、东莞换了四五个工厂，玩腻了，就换。他不知道未来在东莞还是回重庆。东莞房子太贵了，可是他很少回重庆，对那里没感觉。

下班后，他喜欢看抖音，喜欢看“XX视频”的“新闻”。他说，以后会有“飞铁”，就是比高铁还要快的火车。还有无人驾驶。世界变化很快，不用想未来。国家领导人说了，以后中国像美国一样，会分为富人区和穷人区。他不知道以后自己会在哪个区。但他说，现在手指抖一抖，都有可能做网红。做了网红，就发财了。

来自河南的小付爱抽烟，在厂区的花园边上抽上一根，又回来抱着手机看微信，打游戏。他家有兄弟俩，父母在郑州老家建了两栋房子，每栋30多万。他初中毕业，学过汽车维修。那份工作很辛苦，每个月才挣2000多。他就在家的附近当安装空调的工人，按天算工资，一天120元。他和一个初中女同学谈恋爱，但是对方父母不乐意。于是他出来东莞打工，一个月3500元左右，比家里挣得多。女朋友不放心，每天都要视频查岗。家里有房子垫底，他自称没有什么压力，如果结婚要彩礼，要买车，就让父母照顾一点。

相比于其他人，来自河南的小孟显得很另类。他坐在旁边，不和别人搭讪，也不看手机，低头独处。他今年30岁，2004年，不到16岁，就借了别人的身份证，买了个假的技校毕业证，出来打工。他喜欢来广东打工，因为气候温暖，浙江一带的工资虽然更高，但是他不喜欢那里寒冷的冬天。

进厂十几年后，存了10万块钱，回家建了房子。但是，仍然没娶到老婆。他感慨，现在娶老婆很难，需要三个基本条件，有房，有车，有彩礼。他只满足了第一个。

村里的人，一般在25岁就会结婚生子。小孟的父母曾经催着他结婚，现在他已经30岁了，父母无计可施，反而不再催了。今年，过了春节，他决定重新返回工厂。但是很多工厂倒闭，有些工厂订单太少，一个星期有双休日，不能加班。他觉得，日子比前几年难过了。尽管如此，他还是选择花两百多块钱在外面租房，不住厂里的宿舍，让生活更加自由一点。这次，他希望在工厂遇上合适的对象。他问，“结了婚，两个人挣钱快一点，对吧？”

签完合同，一伙人相约走进食堂。食堂很干净，而且是免费的，有肉有菜，有水果，有广东的绿豆糖水。男生们吃得大汗淋漓，旁边坐着两个已婚的女工人正打开一个玻璃瓶，是从贵州老家带来的辣椒酱。她们已经来这个工厂十几年，丈夫和孩子都不在身边。其中一个30多岁的女工，年轻俊俏，戴着金耳环，还有精致的金项链。她感慨，自己是早婚早育，孩子留在老家，没嫁对人，如果不是含辛茹苦地养家，她自己早已经是有房有车一族了。

旁边来自湖南永州的女工小薇情绪低落，留守在老家的女儿因为不听管教，刚刚被送进寄宿学校。由于没有东莞的户口，如果带在身边，一年要花一万元的学费进民办学校，初中毕业后，还要回老家读高中。她每月3000多元的收入，除掉孩子学费，日常开销，老人孩子看病，春节回乡，就不可能有积蓄了。她苦笑着说，“这叫完败给现实。”

小秀也是永州人。她剪着齐耳短发，穿着粉色的毛衫，样子很纯真。她今年刚幼师毕业，不想当老师，就跟着中介来了东莞。她不甘心一辈子做流水线的女工，梦想有一天当文员。

——这些从农村潮涌到珠三角的年轻人，从十几岁开始就像螺丝钉一样钉死在流水线作业上，日以继夜地加班，和父辈一起成为城市赖以发展的生产力，然而他们却无法在这里扎下根。对未来，他们几乎没有想象的能力。

2019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初十，东莞某工厂，排队入厂的工人。摄影：罗洁琪

2月14日，中介带领新工人进厂，先做3个月的临时工，工资比自己入厂的正式员工低。摄影：罗洁琪

6

在十几年的心理咨询生涯里，上万个来访者中，李晴最记得一个叫晶晶的女孩。

晶晶来自安徽的农村，曾上中专两年，因没钱而退学。15岁进城打工，21岁时，被父母安排相亲订婚。未婚夫只上了小学二年级，没进取心，她想悔婚，害怕众叛亲离，为此痛苦失眠。2007年，她来咨询，填写了《自我评定抑郁量表》，显示是中度抑郁。她性格敏感，对于求知和改变现状有强烈的欲望，这一点让她显得与众不同。在李晴的工作记录上，她写着，“这是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的冲突，传统和现代的区别。干预。用自己的经历，启示她在自我选择中的决心。”在第二次咨询后，晶晶谈了对未来的职业规划，希望参加成人高考，也当一个心理咨询师。

李晴不是很在意。在她的印象中，工厂的劳动环境严苛封闭，对未来的想象会被单调的流水线劳作消磨掉。

出乎意料地，某一年晶晶给李晴打来电话。她说，她有了大专学历，开始做电话销售。她认为那是不看学历，只看能力的职业。2017年她的年薪已经实现25万。现在，她成立了一个高级别墅的装修公司，也在城里按揭买房了。

晶晶说，在拼命工作之余，她喜欢读毕淑敏，周国平的书，阅读会让人感觉到她“不是村姑，不是没有素质，没有修养的人”。她感慨，现在信息发达，可是，多数工人都是在下班后打麻将，刷抖音，看乱七八糟的视频，不去学习。她认为，这和自身有很大关系。很多工人没有自信，也懒，呆在工厂很舒服，没有日晒雨淋，就永远逃离不了打工的命运。目前，晶晶正在考本科，是应用英语专业。从工厂到销售，她觉得像换了一个生活。

晶晶的自我评价是，生命在于折腾，她从一开始就想改变命运。

2018年，李晴参加来自北京的工人网络课程的培训。主要是分几个单元，看不同视频，并写观后感。每周与全国各地的工人学员交流2小时。每次给工人培训时发现了好苗子，李晴就想重点栽培他们。但是在工厂的环境里，她又觉得这样的培训要求太高了。工人只考虑生存层面，不考虑思想进步。只有极少人会爱学习，能坚持下去。

曾经，李晴的想法和晶晶一样，她自视为“觉醒的，成功的工人”，认为是自己个人的奋斗改变了命运。几年前，她经常感到痛苦，其一是觉得工人太苦了，没有出路；其二，也因为天天和工人打交道，有和社会脱节的感觉，内心深处，她渴望和不同的人群交往，和最先进的思想交流。她甚至会想，干脆卖了东莞的房子，在广州，深圳，上海，北京租房，生活一阵子。

后来，一名在北京做工人培训的公益组织负责人和李晴争论，是个人奋斗重要，还是社会公平更重要？李晴思考了很多，很久。

李晴说，事实上，工人这个群体并没有得到尊重，也没得到应有的待遇。“一个学者说，国家需要考虑工人的再生产，即他们成家，养育下一代的能力。这样，社会的优良生产力才有延续。”李晴很认同这种说法——“我们不能只使用工人，还要想到工人自身的再生产。”

现在李晴认为，自己就是在为工人这个群体服务。她逐渐摆脱了从农村出身的自卑和想融入城市的虚荣心。“再也没有要摆脱农村的想法，”李晴说，“我认为自己现在是地球人。任何一个人，Ta的父辈，各种亲戚，都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有交错纵横的关系。无论农村还是城市，都应该只是出生的地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