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时期的霍乱——读《面纱》

读这本书之前，有看过同名电影的朋友提醒我：它讲的是爱情。读完之后，我觉得，作者毛姆野心也许比爱情更大一些。

《面纱》写作于他的东方旅行之后。书中对于中国农村的描述虽然着墨不多，却让人印象深刻。几处风景的白描，充满隐喻，把人物的心情恰如其分地烘托了出来。这似乎是毛姆一贯的写法。对于英国以及香港的几处描述，作者也是以人物为主，街巷、楼阁、花园只是陪衬。千帆过尽，人物的心境曲径通幽。

作为一位戏剧家，毛姆把整部小说的主要情节安排在三幕场景之中：英国-中国-英国。场景的变化，伴随着女主人公年龄的增长、身份的变化和心情的跌宕。前三分之一由倒叙和插叙构成，人物身份的隐匿和内情的闪回，娓娓道来。后三分之二平铺直叙，追风逐浪，一泻汪洋。直到颇具古典主义美学的结尾到来，给读者一个辉煌而又平静的答案。

很显然，这不是一部爱情小说，至少不是一部“好爱情”的小说。即使里面描述了几段爱情，也很难说它是作者探究的主体。从第一段第一句话开始，大篇幅地倒叙，读者看到的是一对偷情男女的忐忑。随着情节推进，我们可以看到，与其说他们之间是爱情，毋宁说是情欲催生的苟且。导致这个后果，从女主人公家庭出身寻找，就可以追溯到根源。

那是一个虚荣的家庭。至少，在家庭话语权中占据主导的母亲是虚荣的。她的功利主义，极大影响了女主人公的婚姻观念。这是一种待价而沽的策略。步步为营，见风使舵。在眼见功亏一篑时，被女主人公后来的丈夫以一种偏执的方式赢取了胜利。

奸情暴露之后，阴沉的丈夫带妻子去了霍乱横行的地区。百感交集的心路历程，由此开始。小说的主体部分，也由此拉开序幕。在充满异国情调的路上，女主人公心惊肉跳。从此时开始，她目睹了三场死亡：陌生乞丐的死亡、具有圣徒精神的丈夫的死亡，和机关算尽的母亲的死亡。

第一场死亡，让她觉得那是“动物般的死亡”，与她的内心相距甚远，甚至强烈排斥、抗拒。

第二场死亡，发生在她惊慌失措的怀孕之后，这对她既是打击，也是灵魂拷问。

第三场死亡，让她彻底站在一个理性主义者的立场上看待人生变幻。

在这部小说中，每个角色的爱情都被提及。但没有任何人的爱情是美满的：有的名存实亡，有的蝇营狗苟，有的道貌岸然，有的乏善可陈。只有一段跨国恋似乎可圈可点。但异族（满族）女性的东方情调，又让人感觉遥不可及，给人强烈的镜花水月之感。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在爱情面前，都戴着面纱，犹抱琵琶，无法或者不敢直抒胸臆。作为故事的主体，丈夫在发现妻子出轨之后，带她去霍乱疫区。他的形象，主要是通过修女等人之口侧面刻画，让读者知道这是一位具有献身精神的细菌学家。但这种名义上的献身，每位读者都可以明白：具有强烈的自毁心态。尤其是当他得知妻子出轨怀孕时，作者笔锋一转，暗示他是自杀。这明显带有万念俱灰的味道。

女主人公饱受心灵折磨。这时，她的面纱开始揭开一角。终于，在与老情人相遇，一番灵与肉的挣扎之后，她幡然悔悟。及至她返乡之后，面对亲人的死别，这份悔悟达到了忏悔的高度。

霍乱在这部小说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既是无可回避的天灾，也是夫妻自我惩罚、涤荡的工具。在霍乱袭击的面前，面纱才有了揭开的机会。即使能通过“坐轿子”的方式与普通底层人保持距离，主要人物的内心仍处于剧烈的激荡之中。一切皆因爱情而起。人们以为可以获得爱情，却忘记了它足以致命。每个人都渴求完美，但事与愿违，私欲、虚荣无时无刻不干扰着人们获得完美的爱情。霍乱在小说的末尾开始减弱，但女主人公的爱情却是失败、甚至沉沦的。

这不是霍乱时期的爱情，而是爱情时期的霍乱。面纱无法抵挡霍乱。

喜乐和顺郎

福州鹿森书店办公室

2016.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