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余墨 ——浅谈“非人情”
译后余墨
——浅谈“非人情”
继《我是猫》与《少爷》之后，时年三十九岁的夏目漱石又于明治三十九年（1906）九月，在杂志《新小说》上发表了小说《草枕》。
该小说于是年七月二十六日动笔，至八月九日完稿，时值闷热难耐的盛夏，其间又访客频频，苦于应酬，故而在奋战了十五个昼夜之后，漱石先生便“厌烦起来”（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就是这么说的），掷笔不写了。
如此说来，这是否是一部草率之作呢？
当然不是。
理由一，漱石先生开始文学创作时，已年近不惑，对于社会人生已有深刻的体察与思考。更兼在此之前，他已经写出了著名的《文学论》，在理论层面上清晰明快地阐述了自己对于文学的独特见解。因此，他的文学创作，绝非文艺青年式的心血来潮。
理由二，根据编辑的回忆，刊载该小说的杂志《新小说》于是年八月二十七日运到书店，至二十九日即已售罄，连广告都来不及做。
小说售出后，作者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高度赞扬其文学成就。其中又以深田康算（美学家）和森田草平（作家、翻译家）的来信最具专业性。
当时的大阪《朝日新闻》主编鸟居素川也正是读了该小说后大为感动，日后才不惜“三顾茅庐”，硬是将漱石先生从东京帝国大学给挖过去的。
由此可见，作者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写出这一部杰作，其实是有着深厚的积淀，是不得不一吐为快的时候才欣然命笔的。是真正的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而最后的遽然掷笔，也完全契合该作品所崇尚的美学理念——“非人情”。
关于“非人情”，作者在之前的《文学论》（1903-1905在东大时的讲稿，1907年正式出版）中就有明确的论述：
我坚信，去除善恶观念，是鉴赏某一部分文学作品所不可或缺的条件我把这一点分为两种情形
（1）可以名之曰“非人情”，就是排除道德的文学。在这种文学中没有道德成分混入的余地。例如，“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读此诗，你是什么感觉呢?这李白不是自我堕落吗?但我们不能用道德的眼光来看待李白。还有，读到“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这样说不是很失礼的吗?但也不能以道德的眼光来看。读这类作品，一开始就要把善恶判断排除在外。……
（2）尽管有道德的成分混入，但读者在欣赏的时候暂时忘却了道德。权且称之为“超道德文学”。……（王向远译）
简言之，这是一种超越了世俗的伦理道德，摈弃了现实功利的审美方式。
那么，什么样的作品，才是“非人情”的文学呢？
作者在小说中自有详尽、精到的解说。例如：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寥寥数字，便描绘出足以令人忘怀人世愁苦的清亮景象。因为，那道篱笆墙的外面，并无邻居家的美丽姑娘在窥视着自己；南山之上也没亲友在那儿做官。完全是一种超然出世，抛却了利害得失的淡泊心境。
并认为艺术家不同于常人之处，就在于他们能以“非人情”之眼来观察自然与社会：
因此，无论是天然还是人为，艺术家都能于俗众畏避不已，难以趋近之处，发现无数的琳琅，探知无上的宝璐。世俗名之曰“美化”，其实这哪里是什么美化呢？灿烂之彩光，自古以来就炳乎于现实世界。只因一翳在眼，空花乱坠之故；只因难断俗累羁绊而遭荣辱得失之催逼，念兹在兹，斤斤计较之故，才于透纳描绘火车之前，不解火车之美；在应举描绘幽灵之前，也茫然不知幽灵之美。
由此，我们会十分自然地联想起布洛（1880-1934，瑞士心理学家、语言学家）的“审美距离说”。
1912年，布洛在英国心理学杂志第五卷第二期上发表了论文《作为艺术的一个要素与美学原理的“心理距离”》，指出艺术创造者与欣赏着都必须与审美对象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忘却“实用功利目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成就艺术创作与艺术欣赏。
如今，“审美距离说”早已成为文科生的常识，似乎也没什么可稀罕的了。但值得注意的是，布洛是在1912年提出的，而夏目漱石的《草枕》发表在1906年。所以漱石先生是不可能受布洛的启发或影响的。
当然，在夏目漱石之前，西方也并非没有类似的思想。例如哲学家叔本华早在十九世纪就在其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指出，审美观照时，人将“自失”于对象之中，成为“认识的主体，纯粹的、无意志的、无痛苦的、无时间的主体”。但这种典型的德意志式的哲学思辨，普通人还是难以亲近的。
与此同时，我们还能明确地感受到，作者在《草枕》中所提倡的“非人情”，不仅仅是一种审美关照，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首先，小说的主人公就是将自己的旅行，设定为“非人情”之旅的：
古代有个名叫芭蕉的人，据说连马在他枕边撒尿都能看作风雅之事，并吟成了俳句。我也不妨将今后所遇到的人物——农民、町人、村公所的书记员、老爷爷、老太太，统统看作点缀于大自然之中的景物。
……
暂时脱离了世俗人情的我，至少是不必在此次旅程中，马上返回到世俗人情的世界中去的。否则，这难得的旅行也就白费了。我必须在这世俗人情的世界中，“唰唰”地淘洗去沙子，并整天看着留在筛子底部的黄金。
而当女主角那美小姐三番五次以吟风弄月、裸身浴室、独立危崖等迹近怪异的姿态出现在他眼前时，他也总是以“非人情”的视角来加以欣赏，丝毫不动凡心。甚至在因突发地震而两人“耳鬓厮磨”之后，仍相互以“非人情”来提醒对方——当不得真哦。
作为一个生活经验丰富的成年人，主人公还能以“非人情”来节制内心，规避风险，进而发现美感：
老实说，倘若不将其（那美小姐）行为举止视作演戏，就未免令人生畏，叫人一天都待不下去了。如果以伦理纲常、世俗人情为背景，通过普通的小说家的视角来对她加以研究的话，则会因刺激太过强烈，很快就心生厌恶的吧。要是我与她在现实世界中发生了那种缠绵悱恻的关系，那么我的苦痛定将是言语所难以形容的。我此次外出旅行，是抛却了世俗之情，以成为一名纯粹的画家为指归的，故而凡我所见，都必须将其视作绘画。所遇之人，都必须将其视作能乐、戏剧或诗歌中的人物。而当我戴着这样一副“眼镜”来观察她的时候，就发现她的言行举止是我之前所见过的所有女性中最美的。
这样的“非人情”，无疑早超出了审美的范围。
然而，这样的“非人情”果真能够无往而不胜吗？倘若作者只是想营造一个“心灵桃花源”，那就未免流于肤浅了。
其实，尽管本书的情节十分简单（在此就不剧透了），其安排却是十分巧妙的，并从开篇后不久，就通过一个开茶店的老婆婆之口，不露痕迹地点明了时代背景：
“您放心好了，自从一打仗，就没人去了，（温泉旅店）简直跟关门歇业差不多了。”
这里的“打仗”，就是指1904-1905之间的“日俄战争”。之后，作者又多次或明或暗提醒读者：在眼前的风花雪月，诗情画意，品茗谈禅之闲适以外，一片沉重的战争乌云正在缓缓逼近：那美小姐那喜欢西洋绘画的堂弟，已经应征入伍；而她的前夫，由于经济萧条而在日本无法谋生，不得不去满洲“撞大运”。用书中的话来说，就是：
由此看来，如果一厢情愿地认为在此梦幻般的春日山村里，有的只是鸟鸣、落花以及喷涌而出的温泉，那就大错特错了。现实世界正在翻过大山，越过大海，朝着这个平家后裔所居住的古老村子紧逼而来。
如此严酷的现实，果真是“非人情”三字抵挡得了吗？作者虽未明言，可读者自会在心里打上一个大大问号的吧？
小说结尾处，画家、那美小姐以及她的父亲和兄长一同将前往满洲的青年送上了火车。火车开动后，那美小姐见自己的前夫也从车窗里探出了头来：
破旧的棕色礼貌下面，是一张恋恋不舍的，胡子拉碴的“流浪汉”的脸。这时，那美小姐与那“流浪汉”十分意外的打了个照面。铁皮车“空咚、空咚”地跑着，“流浪汉”的脸蛋很快便消失了。那美小姐神色茫然，呆呆地目送着列车远去。不可思议的是，在她那茫然的神色之中，竟透出了一种之前我从未见过的“哀怜”之情。
画家在那美小姐的脸上看到那“哀怜之情”后，欣喜万分，觉得心中酝酿许久的那美肖像，终于完成了。然而，这绝非冷眼旁观式的“非人情”之作。无论是书中的那美小姐，还是刻意修行的画家，在此关节点上所爆发出的，恰恰是蕴藏在人性深处的灿烂火花。
诚然，无论是作者还是当时的日本读者，是不会知道日俄战争会给日本人民带来什么后果的。更不可能知道日本帝国将会日俄战争之延长线上——大东亚战争中彻底毁灭，并在废墟上浴火重生的。因此，或许可以说，在相隔了一百多年之后，作为有了充分的“心理距离”之读者的我们，反倒更能以“非人情”的眼光来欣赏这部名著吧。
最后，感谢果麦文化的张幸老师给了我这么个深刻体味名作的机会，让我通过翻译而得到了美妙的精神享受。
译者 徐建雄
2019/5/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