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以哪种方式纪念一座城市
查看话题 >读这些书，带你走进学者眼中的上海
上海史研究著作汗牛充栋，甚至一度成为海外城市史研究的显学。上海史研究得益于城市的发展、史学自身的演化和一代代学者的努力，未来的路又将走向何方？
本文首发于人文社科联合书单，修改了部分语句。转载请联系该书单公众号。作者小章章。
自1843年开埠以来，上海从一个沿海县城走向一个国际化大都市，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关于上海的记载——小说、指南、回忆录、游记、报告、论著等，可谓是汗牛充栋，极大丰富了上海史的研究。 本期书单主要以1949年后大陆出版物为主，介绍研究性论著，史料、回忆录、传记等文学类题材不包括在本次推荐内。
关于上海的总体介绍
1949年后的很长时间里，上海史研究被纳入中国革命史的体系，论述重点在殖民者的侵略、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等。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社会发展和学术交流，上海史研究开始走向新的发展。熊月之主编的《上海通史》全面呈现了上海2000多年来的历史变迁。作为一部“官修正史”，该书对上海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可以看作是介绍上海的百科全书。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 1840—1949》一书的衍生和增补。
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选取“现代性”作为解读上海发展的关键。现代化是中国近代史书写中不可缺少的分析框架。上海是中国城市中受西方影响最深的城市，是“另一个中国”。罗兹·墨菲（Murphey Rhoads）《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就曾将上海看成是现代中国的缩影。尽管白吉尔认为，“现代性与现代化不同。现代化是指变革的过程,是动态的，结果不能预料；而现代性是指由现代化及其成果所唤起的相应的精神状况和思想面貌。” 但本书仍然可以看成是在现代化框架下的一种研究，其旨在探讨上海是如何走向现代化道路的。
独特的城市空间
1943年前，上海一直维持着“一市三治”的独特局面——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各自有独立的行政体系和市政管理机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规划各有特色，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特别市政府的“大上海计划”又影响到了今天的江湾等周边区域。以往的上海史研究较少注意到空间变化对城市的影响，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加入和跨学科研究的开展，研究上海城市空间的演进变得可能。以下三本书可作为代表性著作。
在“一市三治”的格局下，上海城区的发展又有着各自独特的历史。外滩的崛起，吴淞的衰落；杨浦成为工业的摇篮，静安寺从一个寺庙变成高档消费圈；闸北的多灾多难，淮海路的摩登多元。每个地区都有自己历史，就像每个个体都能述说自己的故事。
发达的城市经济
上海的繁华得益于经济的繁荣，经济的繁荣不仅仅是开埠带来的聚集效应，还源于原本的地理区位优势和长久以来的对外贸易传统。
综论性的上海经济史著作可以参看丁日初《上海近代经济史》和徐新吾、黄汉民主编的《上海近代工业史》。另有张忠民《上海：从开发走向开放(1368-1842)》，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上海开埠前经济的发展。
上海的区位优势和广阔的腹地使上海在长江沿岸各城市发展中脱颖而出，成为龙头城市。上海港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港口。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 1843—1913》以“港口—腹地”为分析框架，论述了上海与长江流域的经济互动、长江流域经济带逐步形成和长三角一体化初见端倪，这些因素为上海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
1949年后，新生的人民政府希望将上海这座“消费的城市”改造成“生产的城市”。民国时期繁荣的商品经济以及百货公司这样的新兴消费场所，将上海打造成“购物天堂”。连玲玲《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将新文化史研究衍生而来的关注重点——民族想象、观念塑造、知识建构等，与百货公司的营销策略与经营方式结合来了解上海的现代性与消费文化。（同类研究还可参看菊池敏夫《近代上海的百货公司与都市文化 》）
复杂的城市政治
近代上海“一市三治”的局面形成了多元的行政体系和法律体系，复杂的人口构成为城市治理设下难题。上海又因其特殊地位，深受国内外局势的影响。
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超越了以往国内学界认为工人阶级铁板一块的革命史叙述，从地缘、党派和产业三方面揭示了工人在不同时期对政治形式的不同反映，以一种更普遍的眼光关注罢工、工会、政党等问题，探讨了工人的文化与生活状况，为人们展示了一幅20世纪上半叶中国工人丰富多彩的画像。
上海在20世纪30年代能成为“远东第一都市”，得益于1927—1937年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不少著作都论述过这一时期上海的城市经济、商人活动等。但是，1937—1945年的沦陷时期的研究却不多见，尤其是上海在被日本人占领后的社会反应等，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傅葆石《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在沦陷区研究方面做了努力和尝试。作者认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采用的“隐退”“反抗”“合作”代表了三种个人选择，也可以使读者跳出以往“非黑即白”的视角来看待历史问题。这本书讨论的主题在中国史学界略显“尴尬”，作者企图挑战传统历史叙述中对“汉奸”的认定，但其所选的人物和文本存在某些过度阐释的问题。
全新的都市文化
20世纪90年代以后兴起的老上海怀旧热至今方兴未艾，影视剧、小说、通俗读本等将老上海打造成一个“十里洋场，纸醉金迷”的世界。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重绘了上海的城市文化地图，解读了老上海怀旧的核心，用“摩登”来描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化。作者精准地把握了城市文化的特质，运用现代文学研究开创出一种“文化地理”的范式。继“海派”之后，上海的都市文化特质又增添了一种全新的阐释。
在“摩登”之外，上海的繁华也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生活秩序。叶文心《上海繁华：都会经济伦理与近代中国》呈现了经济对上海的城市生活和职场群体的重要意义，以及伴随经济发展而生的价值观和情感伦理。既反映了物质文明对上海都市空间的建构，也映射新的消费阶层对上海乃至近代中国的深刻影响。
普通百姓的日常
当上海被贴上“中国最西化的城市”标签时，我们不禁要问这么一个问题：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是否就真的完全现代化和西化了呢？
当学者们将眼光转向上海的普通市民生活，就会发现传统的韧性。这些“小市民”从四面八方来到上海，居住在棚户区和石库门，构成了上海社会的基础。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关注的就是这群普通人在民国时期如何生活、娱乐、谋生。本书最大的特点是没有套用西方理论模式或者分析概念，摈弃了“现代”“传统”的简单二分法，而是关心“小人物”如何应对周围发生的巨变。
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也是这样一部讨论历史的断裂和延续的著作。与卢汉超一样，张著没有局限在将1949年作为一种全新的开始，而是将视线延伸到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新政权的介入并没有马上更换和停止原有的社会习惯和风俗，传统呈现出某种程度的韧性。但是，国家的“入场”和基层政权的渗入，又在点点滴滴地塑造着一个全新的上海社会。
余论
上海的城市研究之热，离不开上海的高速发展、丰富的上海史资料和史学自身的演变。上海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后突破了“事件—人物”的叙述模式，在社会史领域不断开拓，将研究对象从以往的政治人物和精英，转移到了诸如警察、移民群体、职员、妓女、小市民等社会基层，即标志着史学范式的转化。这可以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史研究译丛”中窥得一二。熊月之、周武主编的《海外上海学》概述了海外上海史研究发展历程，全面细致地介绍了海外学者，评析部分著作的特点，对于想要进一步了解上海史整体发展历程的读者来说，是值得推荐的入门读物。
国内的上海史研究自21世纪初也开始寻求新的突破，“西物东渐”和城市新兴群体成为研究热点，熊月之主编的“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从多角度、多时段切入，涉及近代上海的衣食住行、学习工作、休闲娱乐和社会交往等城市社会的方方面面，全景式展现了上海的城市变化。
近年来，上海史研究又受到新文化史的影响，有的学者在城市文化、出版媒体、大众文化等课题上努力开拓，有的学者从文化史的视角重新审视以往隶属于经济史或者政治史范畴的课题。如瞿骏《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跳脱国家—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从新文化史的视角解读革命对城市社会的影响。
上海史研究之所以能呈现出如此众多佳作，一方面是国内学者筚路蓝缕，在地方史志机构和学者们的带领下，上海史研究的触角伸向城市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是海外学者希望借助中国经验为已有的理论提供材料，甚而提出修正、补充和挑战。而且上海史研究作为区域研究，有时，上海只是学者们研究的舞台和背景。
因此，未来的上海史研究又将走向何方呢？上海史研究仍然需要更多细节，这个城市也有更多的故事等待着被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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