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索尔·勒维特的“葬礼”之后

1968年，索尔·勒维特为“立方体”举办了一场葬礼，并亲手将“立方体”埋葬，以这场意图明确的告别仪式，表达他脱离制作，认为“作者已死”的立场。“立方体”曾在两年前的纽约犹太博物馆举办的群展“初级结构（Primary Structures）”中为勒维特确立了“极简艺术（Minimal Art）”的形象，与他一起参与展览的艺术家还包括Donald Judd， Carl Andre， Dan Flavin， Robert Morris， Tony Smith等。不曾料想，两年后勒维特在一位荷兰收藏家的花园内，以这样一种形式正式对外宣告自己挥手告别极简主义。

他曾在《BOMB》杂志的访问中提到，当极简艺术达到最简单的形式，像是劳森伯格笔下的“白绘画（White Paintings）”那样，也就是它的尽头了。极简形式的存在事实上，意味着的只是一个自我毁灭的过程。

极简主义在勒维特眼中，很轻易就能走进死胡同。区别于对材料的使用，勒维特认为与之告别的关键是“极简主义无论怎么发展，我都不认为它是作为一个想法而存在的。它只是在风格上对抽象表现主义修辞的回应。它是自我毁灭的，因为形式的简化只能走这么远。”在他看来，转向观念艺术是因为“我同时涉足于观念和物体，但不去利用新材料和行为的过程。我通过运用基本形式来形成构思的过程，对系列想法（serial idea）的运用变成了我的词汇。”

反抗与推翻事实上是这一时期最为常见的现象。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主流艺术运动仍由抽象表现主义主导，其中更是以杰克逊·波洛克将颜料自由地涂抹或喷溅在画布上的形式最受欢迎。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 “极简艺术”的倡导者们认为，抽象表现主义太过展现个人化与自命不凡的东西，毫无实质性的体现。因此，他们拒绝艺术反映创作者的主观情感，将作品达成完全客观与无指代的目标。这也归结于美国政治与经济的迅速发展，在人人都期望收获一段美好结局的美国梦时，物质欲望的疯长实际上也在暴露着生活的所求，无非是生产与实现更多的金钱价值。再没有什么事是重要的，也在意味着拼命想要拥有的，也可能瞬间不存在任何价值。但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在1960年之后的十年间，当代艺术也在诸多潮流此起彼伏的过程中，使其成为了具有决定性价值的阶段。索尔·勒维特无疑是这一时代最重要的亲历者和参与者之一。

当然，从一开始，索尔·勒维特的创作便少不了保守派批判者的抨击。于是，20世纪80年代，他决定暂时搬到意大利斯波莱托居住，试图摆脱纽约艺术界的漩涡。在这期间，他的作品经历了一次转变，而在早期作品中就已流露的有关逻辑思考的部分也在这一期间愈发显著。

不久，他从斯波莱托回到切斯特，他仍旧尽可能逃避当代艺术的都市环境，将生活归于简单有序的节奏，并压制除了创作以外的其他兴趣，也鲜少出面接受采访。在位于切斯特乡下的工作室，周围的居民常常看到他在里面安静地进行着日常的创作。别人常常意味勒维特并不做些什么，但往往一个夏天过后，能累计下超过三百多份图纸。

这些往往以艺术中最为基本的元素构成，例如水平线、垂直线、对角线等相互组合，它们是一些几何的元素，但同时也是绘画作品的基本。助手需要与勒维特反复确认图纸的信息，就像Jeremy Zeeman，他的一个曾经的助手说道：“当我看到图纸时，我认为已经说明地非常清楚了，可往往在制作过程中，我意识到那仍需要更多的解释。”

这些图纸最终将以“墙绘”的形式呈现在不同的空间的墙面上，尽管在很多的墙绘中，只有少量的余地让绘图助手做变动。但无论如何，不同人作出不同的作品，因此作品的外观较之于作品的想法是次要的。具体到任何一个局部的角度，都在他可预见的调整范围内，也常常被特意留出余地。

“一旦它不在艺术家的手中，艺术家就无法控制观众对作品的看法。不同的人会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同一件事。”这种内在的无常，正如作曲家谱写了一份交响乐章，曲子最终的成立实际上由无数演奏团队，在不同的舞台或场景下，与参与者本身都有着客观的牵连。因此集体形式下的创作过程事实上启发了参与者们的感知，根据他所提出的指令，绘图助手们显然实现了在美术馆或者画廊进行创作的可能。此刻，任何一面“墙绘”的创作都不再局限于勒维特“之手”。在不同场景与不同时间所组成的新的形式，也将产生出从未有过的化学反应。本雅明所提到的灵光，似乎在勒维特的观念艺术中颇显成立，尽管看上去，它们同样是“复制”的产物。然而在此，任何人的投入，无论快乐、沮丧或者无聊，都仍然是艺术的其中一部分。

经历了密集性筹备之后，于2019年3月22日在位于上海虎丘路上的贝浩登（上海），也集中性地展出了索尔·勒维特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间创作的16件意义深远的墙绘作品。这些跳跃的色彩以及规整的图形，正是遵照着索尔·勒维特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创的画法系统——以墨水浸湿的布块逐步有层次地进行叠加完成的。这些明丽视觉效果的延展，可以令人想象在筹备阶段参与者们的状态，而他们也许不曾有过与艺术家面对面的机会，也不会再有遇见的可能。勒维特留下的却又不单单这样——每个走进画廊欣赏作品的观众，将被告知承载“墙绘”的墙体将在展览结束后被完全摧毁。这些计划之中却内涵不确定因素的发展，是已于2007年因癌症并发症去世的索尔·勒维特留给我们的独特体验。

当遇到勒维特般揉杂着计算、规则、平衡以及不确定因素的视觉演奏时，他在“墙绘”系列中所强调去物质化过程，以及所构建起的叙事性和社会意味，也许在发展迅猛的上海，为沉沦于消费漩涡中的我们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窗口，牵引出一条明晰的线索。

首发于“Numero大都会”五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