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在母亲「控制」之下，女儿会变成什么样
青年导演杨明明把故事主人公——一对母女，安置在一条胡同的狭小民居里。从餐桌到床，只有一步距离。洗碗池的水滴滴答答，里面堆着永远摆不整齐的碗、牙刷和杯子。邻居一炒菜，就能闻出「是不是换了油」。逼仄的房子箍紧了母女俩，矛盾似乎失去回旋、流转的余地，只能迎面撞上。
从早到晚，锅碗瓢盆间都填满母女之间的拉扯。晚上没关WiFi，母亲一脸愠色，怪罪女儿不体谅，明知网络磁场会干扰她的神经。一顿饭开始，母亲首先要纠正女儿的姿势，「人在饭桌上不能这么吃饭，端不住饭碗。」女儿拿起一颗葡萄刚要放进嘴里，母亲提醒必须把皮吃下，防癌。睡觉则不能超过8小时，「睡多了有害健康」。女儿有时怒瞪两眼，有时置之不理，被磨得无可奈何之时，也老老实实照做——她比母亲还高，已经快30岁了。
杨明明故意给电影安了一个温情脉脉的名字《柔情史》，实际讲的是一对母女之间有点残酷的关系史：因为一笔意外的稿费，做自由编剧的女儿小雾在胡同里租了套房子。丈夫过世、长期无业的母亲耐安因为没法与家中老人相处，搬来与其同住。两个缺乏安全感的女人，日复一日地争吵、和解，继续争吵、再和解。在尿盆、碗筷之间，母女俩互相依赖，互相索取，又互相排斥。没有轰动的情节，只有在层层细节里对关系的抽丝剥茧。
无人幸免
聊起母亲，杨明明说童年时的一个场景一直留在她的记忆里。她和一个小女孩坐飞椅，飞椅由慢到快，呼呼啦啦，两位母亲在一旁笑得灿烂。傍晚的北京很安静，橙黄的光柔化了母亲的脸，她尤其记得母亲的眼睛——充满爱意、温柔地看着她。
「为什么特别温柔的母亲，都是小时候见到的，长大后母亲们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采访时，32岁的杨明明把腿盘在沙发上，声音细细甜甜，又带着点北京女孩的戏谑劲儿。从中国戏曲学院影视导演系毕业后，她拍摄的两部影片——短片《女导演》和长片《柔情史》，都带有明显的女性标签。前者是一对毕业于导演系的闺蜜之间的故事，后者则是母女之间的庸常生活。《柔情史》是她第一部获得公映的电影。
拍这部电影的起因是，她发现身边很少人母女关系没有问题：成年后，有闺蜜把母亲拉黑，有人和母亲打电话靠嘶吼，也有人和母亲表面亲密实际疏远…… 「在中国，母女之间普遍不会爱，界线感也很差。」杨明明很好奇，母女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过，要捕捉到母女这层关系的核心并不容易。头绪千千万万，每人都有一个母亲，「你想去猎奇，或是图个新鲜，这都不太可能。」但灵感总能突然被激发。她发现，琐碎、扰人的市井生活，是提炼母女关系最好的土壤：有一次，母亲把菠萝皮搁到她床底下，也不告诉她，第二天屋子里臭不可闻，问起来才说是除甲醛，她听后觉得又气又好笑。也有来自闺蜜的故事，一次正照镜子，母亲说她屁股有点下垂，叮嘱坐下的时候一定要把肉往上提溜。这些都被修修改改搁进电影里。
杨明明坦言自己是一个地道的北京南城姑娘。北城是皇宫所在地，贵族们分居在胡同里，而南城则是平头百姓住的地方。「很多人都问电影里是不是我和我妈的关系，其实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表现的这种关系逻辑，母女之间互相看不顺眼又离不开彼此，相爱相杀，想做到既不侵犯又不疏远，实在太难了。」
观察久了，杨明明发觉自己渐渐逼近了母女之间相处的原型——母亲永远控制、管束，目的是「为你好」，女儿反叛或逃避，特别是成年后，在自我发展和依顺长辈之间挣扎。这一点上，大部分人无法幸免，区别「只在于程度深浅」。
母亲的控制，在杨明明看来，是极度缺乏安全感的表现。在找不到存在感和与世界的关联价值时，从自己体内而来的这个关联，成为母亲们重新掌控人生的抓手。
有太多的事会挑战到她们的安全感：失去丈夫的爱，极少的朋友，没有稳定的工作，逐渐老去的身体，没有奔头的未来。哪怕是坏天气，也让她们心颤。电影里，屋里漏雨打雷的一天，母亲发信息给女儿，快关机，小心手机会爆炸。
由此勾勒女儿眼中的母亲形象，似乎永远唠叨、情绪化、不懂如何去爱。但作为母亲，很难理解「女儿」的控诉。这或许是母女关系的症结所在——两人永远无法真正理解彼此。
《柔情史》中母亲的扮演者耐安，现实中是一个正在上初中的女孩的母亲。作为妈妈，她忍不住为「母亲」的角色辩解。她不愿意用「控制」一词描绘母女关系，她说，「那是母性中的本能，要去保护一个弱小的生命，是一种纯粹的爱。」
电影里母女俩去逛街，女儿刚套上新衣服，母亲莫名升起怒火，一把把女儿脖子提溜住，「看你歪着头我不舒服，一个人歪着头去掉八分人才，是不自信的表现。」而在现实生活里，耐安也曾在看到自己已经1.7米高的女儿「像虾米一样」走路时，赶紧拍了视频给女儿看。她觉得应该让女儿知道为什么要挺拔，什么是美。「母亲的初衷大都是，希望女儿更完美，更优秀。虽然这让女儿感到压迫、束缚，但母亲们会把此视作，『我把你喂养大，以我跟你的关系，我可以使用这样的权威，这是天经地义的啊』。」
不相信爱，也得不到爱
长期在母亲的「控制」之下，女儿会变成什么样，《柔情史》试图给出一种答案。从女儿如何对待其他的亲密关系可见一斑。
男人，一直母女之间的重要话题。在电影里，母女对话有着成年女性的直白。得知女儿要去和男友同居，母亲一本正经地建议，「以你的年龄不能浪费时间，逮住一个是一个。」她常常叮嘱女儿，「不能让男人看不起自己的母亲，得永远说自己家庭很幸福。」当知道女儿与男友感情无疾而终，她愤懑、失望，不安全感再次袭来，一次吵架里她脱口而出，「我是男的肯定不要你，你只关心你感兴趣的。」「你就是和男人睡觉睡出一身病。」
母亲的控制、焦虑，像一个发动机，把生活里的问题搅动起来。杨明明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母亲很少有机会得到真正的爱，却要教女儿如何去爱——「这位妈，自己还没活明白呢。」电影里，丈夫过早离世，恶邻居对母亲指指点点，把尿盆放到她家门口。没有稳定的收入，硬着头皮与公公挤一屋，他们甚至不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后来偶遇老情人，准备重温旧情，才发现他只为推销磁石枕头。
母亲并不是天生如此，焦虑与控制是受伤之后的畸形投射。杨明明感叹，电影里的妈妈从没得到过尊重，生活中遭受的刻薄，不自觉地倾倒在女儿身上。长期互耗之下，女儿会磨掉自信，不相信爱，也得不到爱。
心情不好时，女儿小雾从来不听有旋律的音乐，因为「受不了太优美的东西，不够真实」。她心底从不认为自己能胜任编剧的工作，新机会来时，她习惯性往后缩，「不会写好的，可害怕了。」
习惯了和亲密的人在相互伤害中过日子，她的安全感来自于测试他人的底线， 对待男人的态度是，不断透支他的好——因为她的母亲就是这样对待她。杨明明感叹，如果母女之间都没有建立信任，很难让女儿和别人建立亲密关系。
在女儿小雾的逻辑里，日子应该坏着过。电影里，小雾多次逃避男友的求婚，理由是「他太好了，像假的。」即便这是她改变命运为数不多的机会，也不敢争取。「干嘛给我这么美好的东西，我习惯痛着活着，你突然给我这么美好的东西，扎着我了。」
《柔情史》剧照
互为安慰，互为诅咒
电影拍完，杨明明并没有立马邀请自己母亲去看。
现实生活中，母亲对她的期待是，做一个淑女，最好去当一个主持人，像《新闻联播》里那般「端庄」。即便内心并不认同，杨明明也没有说不，认真去参加了考试。「幸亏没考上。」她笑道。平时，妈妈说什么她都应承。她对《人物》模仿起母女两个的对话：「你把这个吃了。好的。这个也吃了。好的。我都会说好的好的。」
她解释，因为是单亲家庭，她很体谅母亲的处境，两人的相处方式是互不添麻烦，所有的伤心都自己默默消化。「单亲家庭的小孩，觉得感情太不容易，很害怕离别，害怕失去。」
也正因为这样的成长环境，杨明明对关系极其敏感，擅长捕捉不安的情绪。童年时的她性格内向，如今记得的关于小时候的细节，都是自己众目睽睽之下被嘲笑的往事。比如跑步时把鞋子跑飞，在操场前领广播体操时，把第二套跳成第一套。
她形容自己敏感、脆弱，同时对关系有着极度渴望。初中时，因为一个男生的追求，杨明明感到自己被全班女生孤立，连最好的闺蜜也背叛了她。自此，对女性之间的关系一直介怀，她渴望得到女性的关爱，又深知其间的脆弱，创作的动因也皆来自于此。而就是这样的境遇，她也从没有告诉母亲，因为「感觉羞耻」，也怕她伤心。
母女两人从来没有触碰过核心矛盾，那些冲突、博弈，她大部分自动隐忍下来。「我的叛逆都在我的电影当中。」她形容自己在母亲眼里的形象，像洋娃娃一样温柔。
电影释放了她心中的小野兽。电影的预告片刚出来那天，母亲看到后给她发来一句话，「你的台词有点可怕呀。」杨明明马上皱起眉毛，「哎呀，真怕电影吓到妈妈。」
在杨明明的大学老师、《长江图》导演杨超看来，杨明明描绘的母女关系给人一种冒犯之感。母亲也不是传统敦厚、富于牺牲的形象。「它不是一部胡同里橙黄色灯光下的家庭温情片，电影的主题也不在于宣扬家庭价值，而是把中国式母女关系浓缩在两个人身上，像一个病理解剖，把她们的不安全感、受的伤害都集中表达出来。」
不论是隐忍还是博弈，杨明明用电影展示了母女间逃脱不了的一种宿命。
故事的末尾，洗碗台前，小雾刚要刷碗，母亲马上站到一边指挥，「先刷锅，再刷碗。」小雾没有停下，立即顶嘴回去，「你让我洗碗的第一秒，就确定我做不好，你没有耐心等别人，你害怕别人能做好。」遇到母亲质疑她时，她也常常反唇相讥：「你为什么让人做别人不喜欢的表情？」「你的口红只涂中间一点，看起来不是时髦是涂坏了。」
刻薄、损人、不让人舒服，这对母女看不上彼此，但又成为彼此，她们互为安慰，互为诅咒。「女儿的命运——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母亲）。」杨明明说。
杨明明讲起她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场景，两人去挑衣服，本想选两米织锦缎，嫌太贵，服务员调子马上高起来，还没等对方说完话，两人头也不回地走了。母女俩在马路边偷着乐，「钱没花出去，又让别人生气，特别开心。」这是两人最像彼此的时刻。
杨明明 尹夕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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