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充满活力的动荡走向和谐
从充满活力的动荡走向和谐
——评弗格森的<<文明社会史论>>
对于没有哲学、社会学背景的读者来说，弗格森的<<文明社会史论>>是一个挑战。此类汉译18世纪西方经典名著要求读者非常认真的阅读、思考，稍一懈怠就会有囫囵吞枣、空入宝山之感。坦白说，也许只有汪丁丁这一类的高手才能完全读懂弗格森的<<文明社会史论>>。汪丁丁的文章通常有点晦涩，但他为本书中译本写的序言却有着较强的可读性，对我们理解这本书有不小的帮助。同样，本书译者之一的林本椿所写的译后记也值得读者提前研读。笔者就是反复看了几遍中译本序言、译后记，才开始阅读本书。汪丁丁写道，“弗格森（在<<文明社会史论>>一书中）的叙述为什么如此广泛和头绪纷杂”。的确，光看目录，你很难把握到此书的逻辑脉络，看不出其主旨论点。幸好，有林本椿告诉我们，应着重关注弗格森有关公民道德的论述。弗格森认为，社会的形成和转型是人们“行动而非设计的结果”。他还指出了依赖法律与制度的危险性。看到这几处观点，笔者已感觉值回票价。
近些年来，由于都市报纸及互联网传播的不断发展，人们普遍感觉社会新闻数量呈爆炸性地增长。贪污腐败、婚外情、偷盗抢、血汗工厂、假冒伪劣、笑贫仇富，各种各样的负面报道令人经常感慨人心不古、道德沦丧。经济增长似乎无法解决这类问题，甚至只会导致问题的增加。弗格森写道， “人类的弊病并不是与财富成正比的。”但他也写道，“（商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很容易就会走向腐化堕落，因为它们把财富看成是显赫地位的基础，而这种财富又不是靠个人高尚和美德来维持的，还因为它们所关注的焦点是私利，认为私利是通向让人瞩目的地位和荣誉的道路。”此时，人们首选会想求助于技术和狭义制度（法律法规、政体、组织安排等等）。但技术有时不可获求，狭义制度也需要人来执行，其成本、效率、适用范围均无法十全十美。故再而求助于宗教信仰、道德教化、传统习俗的力量。宗教信仰、道德教化、传统习俗确实拥有力量，却面临着“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即，如果人们坚定信仰、接受教化、奉守习俗，则不会有“腐化堕落”、“民族精神疲塌”的问题；如果人们并无信仰，不守道德及习俗，只求自利（或说“自爱”），在集体的囚徒困境中，又如何能让他们坚定信仰、接受教化、奉守习俗？毕竟美德经常无法在短期内看到“正收益”。笔者在弗格森的书中，没有找到答案。
让我们来看个例子。由于乘客众多、拥护异常，在道路及公车资源有限的背景下，北京公交系统一直在提倡排队候车。首先从技术层面出发，政府在公交车站划出不少白线，安装一些有助于促成有序排队的护栏，类似一些铁路售票窗口的做法。其次，从狭义制度出发，为了制止个别人越轨、出线，安排不少引导员拿着小旗来维持秩序。最后，从信仰及道德层面出发，考虑到引导员人数有限、威权有限，且不可能覆盖到各个车站、各个时点，便用各种标语口号、电视短片等宣传资料来教化人们，希望排队候车能成为一种公众共同认可的美德，并形成社会舆论压力。但就笔者的观察，虽然北京公交候车秩序这几年有明显好转，但在没有护栏、引导员的时候，还是经常有乘客不愿排队。这些乘客或许都认可排队是美德，同时也认为美德不一定需要时时遵守，根本不在乎社会舆论，不怕旁人的冷眼或指责。折腾半天，也许你会认为，最根本的办法是大力发展公交系统，修更多的地铁，买更多的公交车，建更多的公交专用道。——这类似于要求社会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并进行更好地分配。此时，我们又回归到了狭义制度，回到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选举法、税法、预算法等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体的文明与道德程度取决于整个国家、社会的文明（含物质文明）与道德程度，而后者又需要无数个体的不懈努力、积极推动。弗格森称，现代商业社会本身并不坏，只要它的公民能保留对公共生活的兴趣。那么，为什么这些公民会有政治兴趣呢？就当前中国的现状来说，普通百姓具备这种现代公民的公德精神么？“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再一次出现了。
弗格森认为，道德的提高并不依附于技术的进步、生产的增长、财富的增加。笔者倒觉得，两者还是有关联的。温饱之后，才会讲礼仪；有了个人的恒产，才会更关心自由，并限制公权；经济发达、财富丰富，才能建立更好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减少人与人之间激烈竞争带来的紧张感。再举个例子。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且向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中国，可谓是适逢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充满活力的动荡”时期，人员流动突然大增，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坦然追求私利的理念华丽回归，政治制度又很难真正做到“与时俱进”，无法给民众的不满提供足够多的发泄出口（媒体、选票、法院等），无法提供更好的公共管理服务（缺乏民众参与、监督），肯定会产生大量的社会问题。而传统中国道德主要是熟人社会内的道德，温情脉脉，凡事讲情面，抬头不见低头见，相互还沾亲带故，是反复多次进行的博弈，需要真心的合作。现代中国则有上亿农民进城，无数学子外出读书并留在外地工作，身处遍布陌生人的社会，无所谓面子问题，经常碰到的是一次性博弈，一锤子买卖，传统道德自然崩盘。于是，我们就面临着信仰、道德的真空，在做为公民的自由与权利不易扩展的情况下，个人一己之私的自由反而极度膨涨，并被极度推崇。——既然群体间的博弈没有公正公平的规则，个体肯定会倾向于不合作的态度，对自己的私利保持极度的敏感与警惕，从而引发人与人之间的紧张。
今后随着中国转型逐渐进入尾声，新型的公民社会终会形成，享受小康生活、拥有大量财产、未来预期稳定、社会保障到位的人们会发现短期“自利”的边际效应递减，行为长期化，重新偏爱公共道德，重新焕发出对民主政治、公共利益的兴趣，走向新的和谐。
——评弗格森的<<文明社会史论>>
对于没有哲学、社会学背景的读者来说，弗格森的<<文明社会史论>>是一个挑战。此类汉译18世纪西方经典名著要求读者非常认真的阅读、思考，稍一懈怠就会有囫囵吞枣、空入宝山之感。坦白说，也许只有汪丁丁这一类的高手才能完全读懂弗格森的<<文明社会史论>>。汪丁丁的文章通常有点晦涩，但他为本书中译本写的序言却有着较强的可读性，对我们理解这本书有不小的帮助。同样，本书译者之一的林本椿所写的译后记也值得读者提前研读。笔者就是反复看了几遍中译本序言、译后记，才开始阅读本书。汪丁丁写道，“弗格森（在<<文明社会史论>>一书中）的叙述为什么如此广泛和头绪纷杂”。的确，光看目录，你很难把握到此书的逻辑脉络，看不出其主旨论点。幸好，有林本椿告诉我们，应着重关注弗格森有关公民道德的论述。弗格森认为，社会的形成和转型是人们“行动而非设计的结果”。他还指出了依赖法律与制度的危险性。看到这几处观点，笔者已感觉值回票价。
近些年来，由于都市报纸及互联网传播的不断发展，人们普遍感觉社会新闻数量呈爆炸性地增长。贪污腐败、婚外情、偷盗抢、血汗工厂、假冒伪劣、笑贫仇富，各种各样的负面报道令人经常感慨人心不古、道德沦丧。经济增长似乎无法解决这类问题，甚至只会导致问题的增加。弗格森写道， “人类的弊病并不是与财富成正比的。”但他也写道，“（商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很容易就会走向腐化堕落，因为它们把财富看成是显赫地位的基础，而这种财富又不是靠个人高尚和美德来维持的，还因为它们所关注的焦点是私利，认为私利是通向让人瞩目的地位和荣誉的道路。”此时，人们首选会想求助于技术和狭义制度（法律法规、政体、组织安排等等）。但技术有时不可获求，狭义制度也需要人来执行，其成本、效率、适用范围均无法十全十美。故再而求助于宗教信仰、道德教化、传统习俗的力量。宗教信仰、道德教化、传统习俗确实拥有力量，却面临着“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即，如果人们坚定信仰、接受教化、奉守习俗，则不会有“腐化堕落”、“民族精神疲塌”的问题；如果人们并无信仰，不守道德及习俗，只求自利（或说“自爱”），在集体的囚徒困境中，又如何能让他们坚定信仰、接受教化、奉守习俗？毕竟美德经常无法在短期内看到“正收益”。笔者在弗格森的书中，没有找到答案。
让我们来看个例子。由于乘客众多、拥护异常，在道路及公车资源有限的背景下，北京公交系统一直在提倡排队候车。首先从技术层面出发，政府在公交车站划出不少白线，安装一些有助于促成有序排队的护栏，类似一些铁路售票窗口的做法。其次，从狭义制度出发，为了制止个别人越轨、出线，安排不少引导员拿着小旗来维持秩序。最后，从信仰及道德层面出发，考虑到引导员人数有限、威权有限，且不可能覆盖到各个车站、各个时点，便用各种标语口号、电视短片等宣传资料来教化人们，希望排队候车能成为一种公众共同认可的美德，并形成社会舆论压力。但就笔者的观察，虽然北京公交候车秩序这几年有明显好转，但在没有护栏、引导员的时候，还是经常有乘客不愿排队。这些乘客或许都认可排队是美德，同时也认为美德不一定需要时时遵守，根本不在乎社会舆论，不怕旁人的冷眼或指责。折腾半天，也许你会认为，最根本的办法是大力发展公交系统，修更多的地铁，买更多的公交车，建更多的公交专用道。——这类似于要求社会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并进行更好地分配。此时，我们又回归到了狭义制度，回到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选举法、税法、预算法等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体的文明与道德程度取决于整个国家、社会的文明（含物质文明）与道德程度，而后者又需要无数个体的不懈努力、积极推动。弗格森称，现代商业社会本身并不坏，只要它的公民能保留对公共生活的兴趣。那么，为什么这些公民会有政治兴趣呢？就当前中国的现状来说，普通百姓具备这种现代公民的公德精神么？“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再一次出现了。
弗格森认为，道德的提高并不依附于技术的进步、生产的增长、财富的增加。笔者倒觉得，两者还是有关联的。温饱之后，才会讲礼仪；有了个人的恒产，才会更关心自由，并限制公权；经济发达、财富丰富，才能建立更好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减少人与人之间激烈竞争带来的紧张感。再举个例子。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且向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中国，可谓是适逢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充满活力的动荡”时期，人员流动突然大增，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坦然追求私利的理念华丽回归，政治制度又很难真正做到“与时俱进”，无法给民众的不满提供足够多的发泄出口（媒体、选票、法院等），无法提供更好的公共管理服务（缺乏民众参与、监督），肯定会产生大量的社会问题。而传统中国道德主要是熟人社会内的道德，温情脉脉，凡事讲情面，抬头不见低头见，相互还沾亲带故，是反复多次进行的博弈，需要真心的合作。现代中国则有上亿农民进城，无数学子外出读书并留在外地工作，身处遍布陌生人的社会，无所谓面子问题，经常碰到的是一次性博弈，一锤子买卖，传统道德自然崩盘。于是，我们就面临着信仰、道德的真空，在做为公民的自由与权利不易扩展的情况下，个人一己之私的自由反而极度膨涨，并被极度推崇。——既然群体间的博弈没有公正公平的规则，个体肯定会倾向于不合作的态度，对自己的私利保持极度的敏感与警惕，从而引发人与人之间的紧张。
今后随着中国转型逐渐进入尾声，新型的公民社会终会形成，享受小康生活、拥有大量财产、未来预期稳定、社会保障到位的人们会发现短期“自利”的边际效应递减，行为长期化，重新偏爱公共道德，重新焕发出对民主政治、公共利益的兴趣，走向新的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