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老鼠想开去

黄昏时候，老鼠们开始活动。在外婆家灰暗的老房子的阁楼上，乱窜乱跳，在黑暗的楼梯间，啃噬着面粉袋子。我们家最不缺的是老鼠。家里的天花板是高粱杆和油毛毡搭成的，这里成为了老鼠的天堂。天花板有一个四方形，上面空出了一些缝隙，用一块单独的油毛毡搭建而成，老鼠从上面掉落下来，母亲拿起铁锨将老鼠拍死，再用铁锨铲出来，倒进大场外的沟里。母亲还用铁锨铲出一条黄色的蛇，还有一条黑色的蛇。母亲说在门口摆着的砖头缝里也钻出过蛇。

夏秋天，我们坐在扑闪扑闪的电视前面看电视，母亲的面前摆着绿豆或者是红豆棵，一只蝎子快速爬行，母亲上前，用笤帚截住，再用铲子铲出去倒在外面，蟋蟀爬出来是常事，臭虫也是，甲壳虫，飞蛾等生物常常出没于我们家。我对他们又怕又恨，但是谁让我住在那样的环境里呢。

夜里睡着，老鼠在上面扑通扑通，粗布床单上落下点点尘土。所以我睡觉总是往外挤，被子挤掉在地上，甚至有一次卷着被子滚落在地上（在外婆家的时候，天花板是浆糊粘成的旧报纸和棍子搭成的，老鼠在上面乱窜，离床近，声音极大，仿佛老鼠马上就能掉下来掉进嘴里，一口咬住。黑黢黢的床单上一大块一大块的尘土，我的脸上也满是灰尘，我使劲往外挤往外挤）。

花媳妇也叫七星瓢虫常常在我们家的大屋窗户前乱飞，臭虫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拼命地往玻璃上飞，我用报纸将它拍死，它却散发出臭烘烘的味道，许久不散。

灯泡线很长，翻卷的白色小灯罩早已经覆盖了厚厚的灰尘，变成了黑色。飞蛾、蒙影、小虫子在黄色像雾一样的灯泡边上飞来飞去。我的作业本上也有点点的黑影。

我们睡得正香，蚊声嗯嗯，将我们的耳朵竖起，我疯狂地甩动一张旧毛毯，上面的灰尘粉屑掉落我的眼睛，却没有打死蚊子，过一会儿，蚊子又来，我只好蒙上头，不呼吸，折腾了不知几次，终于沉沉睡去，第二天，我的脸上起了几个大红包，脖子、腿、胳膊上也是。蚊子透过厚厚的毛毯吸食我们的血液。

我恨夏天，夏天时候，身上总是这里痒那里痒。坐在热风阵阵的门口，苍蝇一会儿停歇在你的腿上，一会儿又来了，你不断地挠着你的大腿，你的身上早已经冒汗了。可是，风是热风，等到天渐渐黑了，蚊子又犹如三百六十度立体环绕音响遍布左右，使你不得不跑上房顶。

然而，当你坐在房顶上，身边突然窜出一只蝎子，吓得你心提到嗓子眼，没有风的时候，房顶上的蚊子也不少。

但是在房顶上最大的快乐在于岭南村尽收眼底。最西头，闪着点点的灯光，那是移动地车灯，而不是路灯。路灯不是每天都开，有一年开，有一年不开。夏天开冬天不开，今天开明天不开。李红家住在最西头的沟边。村子被茂盛的黑树叶遮住了，只留下点点的灯光。人们在灯下吃饭，那时候还没有手机。

干活回来的男女在灯下忙着侍弄着饭食，吃一碗中午的剩面条。很少人会坐在灯下闲坐，一般是出去闲聊。没有灯是闲开的。坐在门口吃饭，灯也要关上。再去舀饭，灯再拉开。

村子中间是立峰家和玉梅家。立峰不在家，只有他妈妈和他的叔叔相依为命。这个女人在自己的男人跑了之后守了很多年的活寡，不知道什么时候和自己的侄子生活在一起。立峰妈的脸黄而黑，眼睛炯炯有神，说起话来就像咬住了嘴唇。那个男人长得高而瘦，沉默寡言，本本分分，开着三轮车忙里忙外。

玉梅家早已经没有了人，院墙也一直未盖。青灰色的砖头房两间坐落在沟边，院子里有一棵大椿树，上面爬满了花媳妇。还有一个不到一人高的砖头垒成的小厕所。玉梅家的儿子都在郑州打工，玉梅的男人脸长如驴，嘴巴上覆盖着长长的胡子。

宝英没死时候，上房的屋里闪着电视的光，宝英死了，男人在外面打牌还没回来，院子里黑黢黢的没开灯。

村子东头和西头各有一个广场，东头的广场成了xx家的麦场，麦子和金黄的玉米满满地铺在广场上。不晒麦子的时候，男人们在球场上打着篮球。村子西头的广场才是真正的广场，我们曾在那里看过好几场露天电影。

夏日的凉风阵阵，我们搬着小板凳来到了广场上，飘动的屏幕上播放着乡村支教等有教育意义的正能量电影。更早的时候，是大队部的舞台上唱戏，母亲最爱看戏，现在我才知道当时看的都是处理婆媳矛盾、教育子女孝顺、陈世美秦香莲的教育戏曲，这些戏曲离不开世俗伦理人情，母亲父亲都爱看。河南人没有几个不会随口哼上几句豫剧的，就是我，也会唱谁说女子不如男。当时，《梨园春》是父母们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我也看了很多年，庞晓戈也渐渐老了。

在看戏往回赶的路上要经过一个小胡同，父亲将我架在脖子上，轻轻地哼着歌，黑黢黢中人头窜动着，现在想起来那像极了地狱的集市模样。

最恐怖的一件事我永远难以忘怀，我站在上房的门帘后面往外看，一群黑压压的鬼向我走来，我还来不及关上门，她们就冲了进来，我一阵晕眩，昏倒在地。

夜里醒来，电视机白色的屏幕像一个人头，我马上蒙上了头，心扑通扑通地直跳。

在有月亮的晚上，我去门口尿尿，总是冲过去将灯拉开，等到尿完了，马上冲回去，门帘卷起，扑通一声合上，母亲总数训斥我，都不知道小心点。我说吓死了，葡萄树下有一个人影，吓死了。锅头边也有人影，窸窸窣窣的。后院也有人往前院进，吓死了。母亲说，心真是比针尖还小。

这些恐怖的经历一直到现在还深刻地浮现在眼前。真正发生在眼前的是有蛇有关的事情。

我们小跑着往奶奶家走去，在一处废弃的房子的角落里，盘着一卷蛇，伸出舌头。

正中午，我们在田野边的灌木丛摘牛铃，突然，红飞姐大叫一声，拔腿就跑，我也感觉触摸到了凉凉的软软的东西，我们一口气跑回了家，将大门插上。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好几次。

夏天时候，我在院子里坐在看《张爱玲文集》，突然从后院爬出一只粗粗的黑蛇，窜进了房檐下堆积的木头中间。我叫醒了父亲，父亲出来了，母亲拿出一只长长的棍子往木头里戳来戳去，父亲说早跑了。母亲说，可不敢钻到下屋啊，吓死人。我心想，那下屋摆满了杂物，如果像电视剧一样高高地悬挂在房梁上，或者是钻在木材中间，或者是杂物堆里，我妈去那屋子里找东西，是要被吓死的。但是我又能说什么呢，这些都需要母亲一个人来承受，我和父亲马上就要走了，家里只有她。再胆小的女人也要承受一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她做母亲之后才挑在肩上的，以往在外婆家，外公会宠爱她。但是听母亲的话说，外公脾气不好，经常凶她，而且外婆也偏爱儿子。

除了蛇的危险经历，也许有一件事是我臆想出来的。

秋天的下午，我和红飞姐去往田野边上的柿子树上摘柿子。有一个陌生男人站在田野边上，手背后，转来转去。我们议论着：他裤子口袋里有刀，有编织袋，等会将我们都装进编织袋里。我们看他手伸进编织袋的那一刻，我们拔腿就跑，我们知道，他要行动了。回到家，插上门，我一看，母亲用毛线编织的凉鞋的带子断了。

童年有多少快乐的记忆啊。大正午，我们爬上梯子，上了大伯家的房顶（二伯家的梯子，大伯家的水泥梯子不允许我们上，但是大伯家和二伯家的房顶是连着的），再跑到大伯家的房顶上，看奶奶晒的西瓜豆瓣酱。

我们甚至爬上大伯家的瓦房的屋顶，为了摘瓦葱吃。瓦葱吃起来，凉凉的，生生的，就像未熟的青色西红柿。

我们跑到下沟，用石头木棍往上扔，为了摘桑葚。即使是泛红的青色桑葚，我们吃起来也那么有味道。

我们甚至摘瓦上的仙人掌的果实来吃，剥开皮，里面的果肉吃起来多籽而酸甜。

我们跑到外村偷西瓜，被锁在人家的果园里，等二姑去说情，将我们放回来。

大正午，我们东山坡，折断荆条铺床建房，扮演老师妈妈医生过家家。

我们长大了，只有我考和姐姐考上了大学。他们走出村子，在县城当酒店领班，在理发店当理发师，做生意，混日子，但是都结婚了，只有我，一个人飘在上海。还不知未来要飘向哪里。我心疼的是母亲。这辈子也最欠母亲。如果真的有天，我出国了，母亲盼我归是何时？

这世界，最爱我的是母亲，碗里有几块肉，全部夹给我，让我吃两个荷包蛋，自己没了，而父亲从来不会这样，甚至会反问我：你吃了，我吃啥。

我的母亲在大雨中为了省一块钱的公交车，背着厚厚的被褥走上城市几公里的路，将我送到学校。

一个农村妇女，在女儿受到欺负时，毅然地说：“你说是谁，我去学校找他。”

外婆去世后，即使她和我们一样念叨着舅舅的不孝，还是不愿意和舅舅失去联系，父亲说：“这是她的娘家，她怎么放弃。受欺负了还有人出头。”这点让我想起祥林嫂，寄希望于门槛。这是乡村女人的悲剧，蒙昧而愚钝，但是她们是女人，终归是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