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第二个师傅
第二个师傅与我的连结比第一个师傅要紧密很多，而且她也算是我最后一个师傅，从她之后，我再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师傅了。
师傅这个让人如此亲近的称谓、手把手的引导和心灵的归属，已经随着时代的变迁，慢慢的越来越淡了。。。
1985年，我从武汉调动工作来到了广州。
因为从大学过来，单位安排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培训部。
培训部有两个科长，都是副职，都是女士。
主持工作的陈科长当年大约37岁左右，我想现在37岁的人都好年轻，而她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她好老了，她是那里人我也不记得了，总之她很成熟，端着领导的架势，感觉是她不太喜欢我，直接把我安排给另外一个副科长带，这位就是我的第二位师傅，郭师傅。
郭师傅和我有眼缘，一对上就相互喜欢。
郭师傅和我一个姓（我也姓郭哈），当年49岁，她还和我一个属相，都是属老鼠，她正好比我大24岁。她祖籍上海，我祖籍南京，都算是江浙一带的人。有这么多相同之处，我们自然就靠近了。
郭师傅对我特别好首先表现在她的专业度很高。
我当时面临的工作很复杂，我们单位从法国引进了一条生产线，直接生产小型计算机，培训部是对所有生产环节的技术资料进行分类归档和培训。因为资料大部分为法语原文翻译过来的，翻译水平高低不平，资料品质很差，加上我对于小型计算机的生产完全没有概念，一下子就陷入了困境。
郭师傅及时告诉我，不要花时间去做这些事情，公司很快就要和美国公司合作，从香港进来美国的计算机，不如你先把精力放到那个方面去，法国这个机器很快就不会继续生产了。
果然几个月之后，我们培训部就归属到另外一个事业部项下，负责DEC公司的小型计算机工作了。
我之所以喜欢郭师傅，不光是因为她告诉我工作的方式方法，更加主要的是，我对于会读书的人有天生的喜欢，频道上就契合。
郭师傅读书就是厉害了。她50年代从上海高中毕业，直接选送苏联读莫斯科大学数学系，那个年代选送苏联的留学生是在清华北大录取之前挑选生源，是国家的顶尖人才，所以，郭师傅的智商绝对是一流的。
郭师傅的情商也很高。郭师傅的丈夫吴师傅是她的高中同学，郭师傅去苏联后他们一直异地恋爱，郭师傅回国初期在北京工作，吴师傅放弃上海的工作，主动到北京与郭师傅一起，对于一个上海人来说，离开上海就是最难的事情了。
WHDGM开始了。
郭师傅的北京单位直接搬到的贵州，郭师傅两口子就去了贵州山沟里工作了。
上海人去贵州工作，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的变化，他们是吃了很多苦的，生了两个女儿，他们把两个女儿都放到上海孩子奶奶家抚养，两个人在贵州过着清平的生活。
后来广州召集人才，他们才从贵州来到了广州。
吴师傅是中文系毕业，他文学才华横溢，性格外向开放，他与郭师傅爱情真的很不简单。两个总有说不完的话，散步都牵着手。
我刚开始去他们家玩的时候，挺震惊的。在80年代中期这个时间点，他们家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浪漫。家里挂绘画，随处可见的装饰小玩意，对于我这个理科生来说，很是新奇。
最关键的是，他们家在吃的方面非常讲究。
每天晚餐都有好几个菜，主菜一般有虾（我在武汉的餐桌上基本没有见过），猪排或者牛排，各种小菜，比如烧毛豆、烧笋干、烧豆腐干，凉拌小青瓜等。还有罗宋汤。
我一直觉得我父母家算是讲究的了，每顿饭也是有荤有素，来到广州，见到广东人的烧鹅、白切鸡加青菜、水果的待客之道，已经觉得不错了。但是看到他们家晚餐，这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诠释，终于见到了小说中老上海的讲究，我还是很吃惊呀！
当然，每个菜的分量都很少，盘子很精致，吴师傅晚餐还要喝一点小酒。有时候是红酒，有时候是黄酒，如果是黄酒，还要加温。
因为我刚去，郭师傅喜欢我，吴师傅也就喜欢我了，所以经常去他们家蹭饭，也陪吴师傅喝个小酒。
那个时候，每周工作日有六天，只有一天休息。
到了星期天一早，我就和郭师傅一起坐车去大菜场买菜，我们住在郊区，公交车特别少，所以要好早就出门。
在大菜场，郭师傅教我怎么挑虾、海鲜、排骨、牛肉等，还告诉我下次如果有机会去上海，一定要买咸骨，或者火腿骨，拿来煮汤。这些都是我不太会的，我的做饭水平，在当年也就是肉片炒各种菜、西红柿炒鸡蛋、烧豆腐而已，大菜基本是不太会，当然后来我的做饭水平大幅提高，不是因为自己想吃，而是因为作为一个母亲，这个变成了必要的成长。
当然，还是要感谢郭师傅给我的启蒙。我觉得不是如何挑选食材、搭配菜肴的启蒙，而是对生活的要求的启蒙，我们不可以停留在吃饱的层面，而需要提升到享受生活的层面，这个是我后来总结出来的。
我和郭师傅还有很多共同的爱好，其中最大的相同是看小说。
我们两个都是什么小说都看的人，当然对外国小说尤为热衷。
当时我特别喜欢购买译林出版社的译林杂志，双月刊，因为订阅不方便，只能到了差不多的时候，去邮局购买，而且还要去大一点的邮局才有，比如东山口的邮局。偶然和郭师傅聊起，她好兴奋，她比我厉害多了，家里有所有的译林杂志，她还一直订阅。我真是羡慕不已，后来我就打电话找译林杂志社补齐了我缺的部分，现在家里还收藏着这些杂志呢。去年还拿出来翻阅了一遍，我发现很多几十年前的故事，都是经典，特别是几十年前的科幻，现在都实现了，真有人穿越回去写的！
比如杰弗里·迪福写的“燃烧的电缆”，坏人都被杀死了，还是无法阻止犯罪，只因为罪犯是计算机，一台埋在地下的继续执行杀人计划的计算机。当年觉得不可思议，现在一点也不吃惊了。
我们两工作之余就讲故事，相互分享。所以我们两特别喜欢一起出差，这样就不受约束，工作之余不用洗衣做饭，想聊多久就聊多久。
因为思维模式的相同，工作上我们非常合拍。
其实事情都有两个面，我就是因为和她太合拍了，在领导要调我去做销售的时候，坚决不去，我们都认为做软件是硬技术、是硬道理，浪费了一个机会，而这个机会是可以改变人生轨迹的，错过了就不再有。那个年代的销售，真是挣钱，我们销售部的同事后来大部分出国了，剩下的也是最早富裕的一群人。
不过对于我们两个纯粹的知识分子来说，思想的转变确实需要时间。
到了九十年代初期，中苏开始恢复贸易。很多郭师傅原来的同学和朋友都找她出山，她毕竟在莫斯科生活了5年，别的不说，俄语水平肯定是顶呱呱的，还认识一些苏联的朋友。结果她想来想去都不愿意离开吴师傅，选择继续留下了。其实她也是错过了自己最后一次去挣钱的机会。
1992年，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出差是去上海宝钢做项目，大约在上海待了一个月。也是我们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一个月，那次我突然发现，郭师傅快要过时了。她已经56岁了，在计算机行业的高速发展中，年龄真的是极大的障碍，年龄增长会造成对新知识点的敏感度下降。也就直接拉开了我们这些新生的工程师与老工程师的技术水平差距，也就是我已经超越她了。
其实发现这一点我有点心疼呢。毕竟在她手下工作了8年，有很深厚的感情。这个情感让我第一次体会到老了的无助。（现在每天都被身体提醒）
1993年，我离开了这个单位，开始了新的历程。
1996年，郭师傅六十岁光荣退休了（高级工程师，六十岁退休）。
过了2年，大约1998年，前面我提到的陈科长也退休了。
紧接着就传来陈科长因为抑郁症自杀身亡的消息，我很震惊。我与陈科长虽然关系不紧密，但还是很尊重她的，她是一个特别自爱和自强的女人，对丈夫、女儿都特别好。可能对自己要求太高，退休也是一个坎，直接就放弃了生命。
我离开这个单位后，与郭师傅的联系就减少了，但是每年过年还是打电话聊天，郭师傅还专门到我的新家来玩过（我离开后就不住在原来的大院了）。
2000年的时候，我接到吴师傅的电话，说郭师傅生病住院了。
我赶到医院，在病床边，我们聊了一个下午。聊了所有想聊的话题，最后郭师傅说你也忙，不用再过来了。
郭师傅其实几个月前就发现自己腿没有力气了。自己一个人去医院检查得知患上了骨癌，而且已经转移了。因为心痛吴师傅，吴师傅身体一直不好，她告诉吴师傅想单独回上海去看看老父亲，吴师傅同意了。郭师傅的父亲在上海，当时已经90岁高龄了。郭师傅带着自己的大女儿去了上海，在火车上告诉了大女儿自己的病情，回到上海与亲人们告别，安排父亲以后的生活。回来的火车上向大女儿交代了自己的身后安排。回来住院之后，才告诉吴师傅。
吴师傅特别悲痛，这么多年，因为吴师傅身体不好，一直是郭师傅照顾吴师傅，现在一下子家里的天就垮了。
郭师傅病房的床头，都是武侠小说，她说不愿意费心去看其他小说了，就看看打来打去的，简单，生活就是这样，简单就好，一辈子也没有太多后悔的事情，已经过的很精彩了。
她坐在病床上，平平静静的与我聊生死，聊她从容安排后事。她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以这样方式打开死亡的人，她真的是我永远的师傅。
2001年，郭师傅走了！
我去参加遗体告别，看见睡在棺木里平静的郭师傅，看见放在她手边的那副眼镜，我突然悲从心来，泣不成声。告别她，也是告别那些我们一起努力过的岁月。告别我们一起走过的喜怒哀愁。
身边一个同事，当年我们一起在培训部度过青葱岁月的人，现在的上市公司的老总，用手搂着泪流满面的我，突然感慨一句，我们的两个科长都走了！
回头看看他， “你是来吓我的吗？”
他握着我的手接了一句：“我们都要好好的！”
是呀，走了的，算是完成任务了。
没有走的，就要努力走好！
这份怀念永远、永远留在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