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之城的幻象：米兰·昆德拉作品中的谄媚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8.9

[捷克] 米兰·昆德拉 / 2011 / 上海译文出版社

绕着泳池走的裸女们

《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特蕾莎的梦境是她恐惧之源的抽象反映。

“那是一个封闭的游泳馆，很大。里面有二十来个人。全是女的。一个个赤身裸体，得围着游泳池不停地走……”

“她躺在一个巨大的棺材里，足有搬家用的卡车那么大。身边，尽是女人的尸体。尸体实在太多了，车后门只得敞着，一条条大腿耷拉在门外。特蕾莎惊叫着：‘哎！我们没有死！我还有各种感觉！’‘我们也一样，我们都还有各种感觉。’那些死尸在冷笑。死去的女人同活着的女人笑得一模一样。那些活着的女人曾开心地笑着告诉她说，她的牙齿以后会烂，卵巢会得病，脸会长皱纹，她们还说，这完全正常，因为她们牙齿已烂，卵巢已经得病，脸上都长了皱纹。此刻，她们笑着向她解释说，她已经死了，一切都了了。”

裸体是特蕾莎的恐惧之源，裸体对她来说就是集中营里强制性整齐划一的象征，是屈辱的象征。

当衣冠楚楚的托马斯带着一本书出现在她的小酒吧时，整个酒吧瞬间变成了以托马斯为聚光点的舞台背景，特蕾莎“感到她的灵魂从每一根血管，从每一根毛细血管和毛孔中飞冲到表面，要让他看一看。”

特蕾莎认为和托马斯在一起就可以实现自己的个体性、独特性，于是她不顾一切逃离那个以母亲为中心的、人人皆同而皆粗俗的、以具有羞耻心而羞耻的世界，逃离‘你与别人并无不同’的对她自我价值的否定。

无知

8.6

[捷克] 米兰·昆德拉 / 2014 / 上海译文出版社

思乡的奥德修斯

荷马史诗《奥德赛》写的是英雄奥德修斯在外漂泊二十年，先去参加特洛伊战争，后又经历艰难险阻并在逃出女神卡吕普索控制后回到心心念念的故乡，终于在杀死求婚者并向泊涅罗珀证明身份后重归家庭的怀抱。奥德修斯是所有思乡者的形象代言人。

在《无知》中，伊莱娜与约瑟夫就是这样两个具有反叛性的‘奥德修斯’。

在俄罗斯入侵捷克后，苦于时局的动荡，他们选择流亡欧洲，并分别在巴黎和瑞士在二十年中成功稳定了自己的流亡生活。在一九八九年俄罗斯撤出占领政权后，两人重新踏上故国土地，却无法融入彼时的祖国，甚至无法和亲友舒适轻松的沟通。逃离者与留守祖国者之间横亘着背叛感的深渊。

祖国二十年的变化巨大，文化、生活习惯已然不同。更使倍感隔离的，是没有人在乎他们的流亡生活，默契的沉默，好像他们没有离开过祖国。伊莱娜感觉‘好像砍掉自己的小腿直接将脚安在膝盖上一样’。

“二十年里，奥德修斯一心想着回故乡。可一回到家，在惊诧中他突然明白，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之精华、重心、财富，其实并不在伊塔克，而是存在于他二十年的漂泊之中。”

伊莱娜和约瑟夫都是这样，二十年的时间，生活重心已然外移，那里有他们的家庭、事业、比起祖国更为清晰地记忆。于是他们选择回到现在的生活地方，而不是祖国。

可这就违背了他们在其他人眼中的‘思乡者’应有的样子。

“伊莱娜有什么想法，是从来不向古斯塔夫隐瞒的，古斯塔夫可以充分地了解她；然而，他还是和其他所有人一样看她：一个被逐出故土、痛苦的年轻女子。可他本人，来自一座瑞典城市，他对那座城市真的很痛恨，发誓不再踏上它的土地。就他的情况而言，这很正常。因为大家都欢迎他，把他当做一个讨人喜欢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四海为家，早已忘了生在何处。他们两人就这样被归了类，贴上了标签，人们评判的标准，便是他们对各自标签的忠实程度（是的，大家竟然把这夸张地叫做：忠于自我）。”

伊莱娜在法国最亲密的朋友在刚刚得知消息时就劝伊莱娜去拥抱‘大回归’，而在伊莱娜向她表示自己不再想回祖国后，她便逐渐礼貌的退出了伊莱娜的生活，好像伊莱娜是自己祖国的叛徒。

不思乡的奥德修斯还是奥德修斯吗？

庆祝无意义

7.1

[法] 米兰·昆德拉 / 2014 / 上海译文出版社

没有肚脐的夏娃

在《庆祝无意义》中，从小被母亲抛弃的阿兰在思考肚脐的意义，也在想象中和母亲对话。他想象母亲曾经想要通过自杀来杀死腹中的胎儿但是没有成功。父亲无法接受一个不接受生命的女人，于是两人离婚了。母亲从此远走美国。

他清晰记得十岁时母亲回来跟他做最后的告别，他站在泳池边，而母亲坐在花园的椅子上盯着他的肚脐看。‘那目光难于解释，他觉得是在表达一种不可解释的既同情又轻蔑的复杂感情’。

肚脐，代表着母性，具备生命的神圣性，也隐含着生命的重复性。

对母亲来说无肚脐的典型是夏娃，是第一个女人。夏娃是所有女人的原型，而女人的原型没有肚脐的，是上帝心血来潮的作物，是不具备母性与生命的庄重神圣性的。但是从夏娃之后的每一个女人就都被脐带缠绕相连在生命树上。

如同阿兰的父亲所认为一样，我们的认知里生命是神圣的，不接受生命的女人会被归纳为是没有母性的女人，甚至不成其为女人。

是我们对生命的绝对认同（也就是媚俗之源）为肚脐附加了神圣性。而阿兰的母亲恰恰要反抗母性，反抗肚脐，反抗神圣性带来的重复，从而坚持自己的个别性。

两滴眼泪

在《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中，萨比那是一个画家。她的画表面总是一个完美无瑕的现实主义世界，而背后却是某种神秘抽象的东西。

萨比那后来生活在美国，与她同行的一位参议员看着奔跑的孩子们的身影向萨比那感叹：“我说这就是幸福。”在他眼里，因为萨比那来自一个被俄罗斯意识形态侵占的国家，那她的国家一定是草不长，孩子也不奔跑的苦难之国。

接着，米兰·昆德拉写道：“媚俗让人接连产生两滴感动的泪滴，第一滴眼泪说：瞧这草坪上奔跑的孩子们，真美啊！第二滴眼泪说：看到孩子们在草坪上奔跑，跟全人类一起被感动，真美啊！

只有第二滴眼泪才使媚俗成其为媚俗。人类的博爱都只能是建立在媚俗的基础上。”

‘自由战士’萨比那

某一政治运动在德国举办了萨比那油画展，结果她发现自己被过分美化成了一个自由战士，不得不放弃苦难重重的祖国而‘用自己的画为自由而战！’

她提出抗议，但谁也不理解她。难道她的祖国在苏联的占领下不是在迫害现代艺术吗？她愤怒的回答：我的敌人，不是某个意识形态，而是媚俗！

媚俗不在意识形态的任何一边，任何地方皆存在媚俗。

上帝之城的幻象

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第二版序言中写道：“然而，对于符号胜过实物、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现象胜过本质的现在这个时代……真理被认为是亵渎神明的，只有幻象才是神圣的。”

裸体是符号，奥德修斯的符号，意识形态是符号，孩子是符号，肚脐是符号……这些符号类似一个个按钮，按下一个必然会引起一种特定的感情，一种人人共享的感情。这就是上帝之城的幻象：世界成为一个充满各种符号的系统，如果感情错位就会引起别人侧目、疏远甚至是隔离。

每个人都在表演，也在同时对符号的定义进行强化，导致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是这个系统的奴隶。对此，固守人本主义立场的费尔巴哈提出要消灭神学幻象、复归人之真实感性存在。

媚俗，即是以群体身份去判断单独的个体的对独立思考的怠惰，不加思考的对符号的认同从而彻底偏离了自己本真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是对个体性的否认，是沉浸于自己的想法并将其高尚化而产生自我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