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 三十年后，再见阿郎
《阿郎的故事》拍摄于1989年，距今正好30年。
很多年来我一直会重复看这部电影。在我看来，这是一部关于浪子的故事，也是一部关于底层的故事。
80，90年代的香港，经历过70年代的反贪，距离97年的经融危机还很遥远。文化、经济空前繁荣，位列“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的发展，带来大量的机会，处在当时社会的许许多多普通人，都有一个出人头地的梦想。这样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作品，也往往描写出一个人人都可以通过努力获得成功的社会，而将现实社会中底层、混乱和无奈的一面回避掉，或者浪漫化。
我们可以看到在一批优秀的黑帮电影中，被美化的江湖义气。讲义气，混江湖，成为人上人，这样的一条“晋升之道”在香港，在香港电影能够触及到的内地的每一个小城镇里，可能都有它的市场。再比如喜剧片中的无厘头，把生活里的不如意拿来作戏谑的原料，最终往往给观众一个Happy Ending。只有这样的影片才足够吸引当时的年轻人，让人们掏钱买票。
《阿郎的故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可贵的是，导演杜琪峰并没有回避香港底层市民的日常生活，对这种生活的刻画，贯穿了整部电影。电影中有许多镜头，用来刻画两父子居住的狭小公寓、阿郎做工地工人的辛苦以及后来父子俩在所谓“上流”的生活方式下的局促不安。
同时，《阿郎》并不是一部讲小人物奋斗的电影，它没有着力描写一个一心想要成功的小人物。
影片中最让人动容的是阿郎、波波、波仔三个人之间的感情。父子、母子之间的感情自不必说，一个是靠做工人，领薪水独自拉扯孩子的父亲，一个是在童年缺位，想要尽力补偿的母亲。电影对这两种情感的刻画都非常感人。
对于阿郎这个背叛过自己的男人，波波有不舍，但很难再有爱情。影片中有一场戏，是阿郎不在家时，波波上门收拾和打扫屋子。那样的温情，让我们，可能也让电影里的阿郎，在某一瞬间，以为这就是普普通通的三口之家。
阿郎对于波波，却一直想要挽回，弥补当年的错误。他尝试着接近波波，但是到最后发现，波波之所以愿意和自己接触，除了过去的感情，更重要的是想要儿子的抚养权。在一家人一起去海滩出游的时候，波波对阿郎吐露心声，想带波仔回美国生活。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如果物质上的不如人尚可以忍受，夺去自己在世上唯一的亲人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但是他心里又十分清楚，波仔和妈妈在一起，可以享受更好的生活。
这就是到最后他之所以重返赛场的理由，因为他无法放弃波仔，又不愿意让波仔继续跟自己过贫困的生活，在他的脑海里一定无数次的幻想过，赛场再次成功，赚到钱，和波波、波仔一起团聚。赛车是他唯一知道的，通向这条路的方法。
这部电影想表达的，就是一个底层人物，在面对生活变故时的挣扎，以及这种挣扎最终失败后的无奈。
影片结尾的部分，波波带着波仔去看阿郎比赛，手上戴着阿郎送给她的手链。我想这时，波波已经彻底原谅了阿郎，我们甚至可以假设，无论这场比赛成功与否，波波都会留下，三个人不会再分开。
故事的最后，导演还是决定给我们一个悲剧的收尾，烈火熊熊之中，响起《你的样子》，阿郎和波波，从此再不能相见。
我们可以拿1990年，陈木胜执导，杜琪峰监制的《天若有情》做一个对比，同样是富家女爱上小阿飞，同样有关摩托车，同样悲剧结尾，甚至连配角的人选都是达叔。
虽然也是一部好电影，但是《天若有情》中，对古惑仔的浪漫化处理，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了这部电影本来可以到达的高度。《天》中正义的一方和不正义的一方是鲜明的，主人公华仔、jojo和太保最终的悲剧，原因都被归结于反派喇叭不遵守江湖道义。在这部电影中，看不到阿郎身上小人物的窘迫，也看不到《阿郎》中那样细腻的情感处理。我们能看到的是男主人公华仔，一个小阿飞，没有生计上的担忧，可以成天在街上泡妞、打架、赛车。而女主人公jojo，也不像《阿郎》中的波波那样会因为背叛离开阿郎，始终对华仔痴心不改。
没有生活实景和复杂的感情刻画，《天若有情》是一部童话，是香港电影熟悉的造梦手法，造出一个痴男怨女，快意恩仇的江湖，满足观众的想象。
影片中最大的亮点反倒是达叔饰演的太保。在太保的身上，我们才能看到一个真实的底层人物。虽然是一个“古惑仔”，但只能在路边给人看车。他懦弱，没有华仔撑腰，从来不敢与人正面冲突；他也渴望证明自己，在江湖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吴孟达把这样一个矛盾的小人物表演得有血有肉。
说到底，小人物的悲剧从来不是某个个体造成的，小人物的悲剧只因为他是一个小人物而已。
三十年过去，《阿郎的故事》之所以成为经典，也许就贵在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