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注 序

我是06年冬天首次接触《老子》的，距离现在已有9年。

那时候常常独自走在济南的护城河边。早上清凌凌的水面缭绕着薄薄的雾气，蓝得醉人的天静静地投影在野鸭浮过的波心，晨练的老人猛得吊一句长腔，林间倏地惊起五只六只缩着脖子迷糊的麻雀，叽喳声里太阳一下子跳将出来，远处千佛山上晶莹的雪霎时间晃疼惺忪的眼，唤醒了还在温柔梦里沉睡的老城，于是从趵突泉到大明湖到解放阁，穿过冒着包子油条热气的曲水亭街和飘着粘糕味道的芙蓉巷，慵懒的济南城一下子就热闹起来。

那时候正热恋着一个美丽的姑娘，或远或近求而不得，再想想自己模糊的未来更是有着说不出的怅惘，这年轻的痴狂在那样宁静的早晨也不曾舒缓。青春的日子总是忧郁，在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孤独里，总要有个寄托的，于是就遇见了《老子》，得失忧患的心终于渐渐的抚平了。

从此与老子成了忘年交，如痴如狂。可毕竟全然理解起来不容易，翻遍了学校里《老子》的藏书，私下也收集了众多版本，越读却越糊涂，各注本间小则断句不同，大则释义相悖，纷纷扰扰各行其是。玩笑说大约是狮子座的尾巴近于处女座的缘故，遇到这混乱，每每抓狂，于是立志，要自己条分缕析地给《老子》作一个注。究竟力有不逮，一拖就是许多年。

这许多年里膏油继晷不敢懈怠，走了许多的路，读了许多的书，写了许多的诗，就像不曾忘记初恋的情人，常常在午梦初醒时就回忆起千里外那个久远的济南的冬天，想起我还欠《老子》一个承诺。27岁生日前开始写，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草就，断断续续地一改就是一年多。

全然替前人说话，没有意义，也违背了著作此书的初衷，必也在此基础上有所发明才是。书中可推敲处或依旧有许多，但毕竟能说服自己，让我这准处女座不再焦急。

曹雪芹说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我体会到他的苦心了。这本注就像我十月怀胎的孩子，自己看着总是爱的，于是就怀着或惊或喜的心情抱给大家看，希望我的朋友们也能够喜欢。

一、老子其人

关于老子其人其书，历来众说纷纭，学术界争论不断，民间也有许多传说。

司马迁《史记》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陈鼓应先生指出，春秋年间并无李姓，但有老姓，“老”、“李”一声之转，因此老子应该姓老。至于“耳”、“聃”其义相近，古或一字。高亨先生也认为，老子姓李氏名耳，先秦人绝无此说，不可信。

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写到，“老子”之称，大概不出两种解说：

（一），“老”或是字，春秋时人往往把“字”用在“名”的前面，例如叔梁（字）纥（名）、孔父（字）嘉（名）、正（字）考父（名）、孟明（字）视（名）、孟施（字）舍（名）等。或者老子本名聃，字耳，一字老，因为“聃”也有老的意思。又古人的“字”下也可加“子”、“父”等字，例如孔子学生冉求字有，通称“有子”。所以后人又称老子。

（二），“老”或是姓，古代有氏与姓的区别，所谓“姓以别婚姻，氏以分贵贱”。贵族于姓之外还有氏，如以国为氏，以官为氏之类。老子或者源出大族，故姓老而氏李。

综上，我认为老子姓老，名耳，字聃。李姓之说概是老字声转。至于传说中的老子“生而皓首”，故称之为老，若老子非患有白化之疾，则可认为是无稽之谈，不足为据。

至于老子的事迹、生卒年月，以及与《老子》一书的关系方面，也一直广受争议。

《史记·老子列传》说老子乃“周守藏室之史……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又“孔子西适周，问礼于老聃”。

胡适先生认为孔子适周是在他34岁以后，即公元前518年以后，大概孔子见老子是在34岁与41岁之间，通常认为老子比孔子至多不过大20岁，于是推测老子当生于周灵王初年，公元前570年左右。

关于老子之死，司马迁说其西入关，“莫知其所终”，“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胡适先生认为这说法不可信，并根据《庄子·养生主》推断，老子即便高寿，至多不过活了90多岁罢了。

高亨先生则根据《礼记·曾子问》，“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认为老子到过鲁国，并进一步据《春秋经》“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老子铭》“孔子年十七问礼于老子”等资料，认为孔子问礼于老子的年龄应该在17岁，这年老子约三十七岁。

另，《左传》记载东周王朝官吏中，有一位老阳子与老子同时，又许多典籍中也说老子“有本字伯阳”，由此高亨先生认为老子与老阳子是同一个人。并根据《左传·昭公十二年》的记载，老阳子曾经受到周王朝贵族的迫害，逃亡别国，因而与孔子于鲁国问礼于老子相契合。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胡适先生还是高亨先生，他们对于老子的年龄推断是一致的，即比孔子年长20岁左右。高先生关于老子即老阳子的推断也能自圆其说，但不能解释孔子三十四岁以后到东周问礼于老子这件事，因为在这之前老阳子已经逃走了。而且，胡适先生认为《礼记·曾子问》的可靠性似乎也值得商榷。

据此，我以为老聃与老阳子是两个人。商周制度，学问的传承是以贵族家族制实行的，老氏家族大约专业从事周王朝占卜及管理图书典籍的工作，而礼为周代的立国之本，因而这个家族的成员饱有文化，天然拥有礼方面的充足知识，故而孔子来请教。

先是老阳子受到迫害逃往鲁国，十七岁的孔子因而得有机会向他学习，于是有“孔子年十七问礼于老子”，此“老子”指老阳子。而此时老氏家族的另一位成员老聃依然在周王朝工作，成年后的孔子在34岁后去到东周王庭，进一步与老聃探讨，于是有“孔子东适周，将问礼于老子”，此“老子”乃老聃。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因此十七岁时在鲁国向老阳子学礼，三十多岁时去东周进一步向老聃请教，最终实现了“立于礼”，是讲得通的。

关于老聃与老阳子是同一家族的两个人的说法，还有一个证据，《史记·老子列传》说“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老莱子或也是这个家族的成员。并且三人都被称作“子”，可见该家族的文脉绵长。

至于《史记》记载的“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这周太史儋，大约也是老氏家族的后人，因学问好，也被尊称老子。

老聃晚年目睹周王朝的颓败，抑或是因为政治斗争，辞官归隐，于是有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而西之说。“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

二、《老子》其书

《史记》记载，老子晚年“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由是，司马迁认为《老子》是老聃出关前作的。

根据《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先秦典籍中关于《老子》内容的引用，战国时人就认为老聃是老子，是《老子》一书的作者。胡适先生与高亨先生认可这种说法，并且高先生认为在流传过程中，该书有经过战国时人的增删改动是难免的。

然而冯友兰先生认为，虽然《老子》书中的某些观点或段落可能是来自老聃，但《老子》一书完备的思想体系不可能产生于孔子之前或与孔子同时。老子是出生在孔子之前，《老子》这部书却很可能是后人的依托之作。

且鉴于《老子》中存有许多关于“无名”的讨论，而这只能是在人们对“名”的观念有了发展之后，因而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指出，《老子》一书的著作年代应该在名家的惠施和公孙龙之后。

我基本同意冯友兰先生的观点，认为《老子》一书不可能作于孔子之前，其作者绝非老聃。即《老子》一书思想的原始萌芽大约肇始于老聃，这一时期恰好是春秋末年，周王朝的统治衰微，列国间战伐不断，因而以避免损害生命、明哲保身为出发点的道家思想开始形成。及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思想经由老氏家族的代代学者不断补充丰富，遂趋于完备，成为是书。

然而与冯先生有异，我同时以为《老子》应成书于惠施和公孙龙之前，最晚是与惠施同时代。主要论据有二：

第一，惠施和公孙龙并不是名家的创始人，而是集大成者，在他们之前，名家的基本思想已经有所发展并广泛传播，因而《老子》中关于“无名”的论述，并不一定需要惠施和公孙龙来在之前提供“名”的观念；

第二，《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战国时代的著作中有大量《老子》原文或思想的引述，诸如《庄子·天下》篇里有“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就是见于《老子》的第二十八章。

由此可知，《老子》一书在战国时代即受到了各家学者的普遍重视，得到了人们的广泛阅读与传播，在那样一个信息流通极为缓慢的年代，能有这样广泛的影响力，传播的时间必是很长的。

而即便有人怀疑《庄子·天下》、《庄子·寓言》等杂篇并非出自庄子本人，鉴于庄子、公孙龙等人去世时已是战国末期，这些篇目的成书年代也应距他们不远。

另外从道家的思想发展来看，《老子》一书的思想尚停留在战战兢兢明哲保身的境界里，而庄子的思想则进一步发展为与天地一体与万物同根的境界，从根本上解决了《老子》及杨朱等先期道家学者哲学归宿的问题。《老子》作为庄子思想的启蒙，当然不能晚于庄子了。

鉴于以上理由，我认为《老子》一书应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约公元前350年前后。这与《史记·老子列传》所述“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恰好吻合（孔子去世于公元前479年）。

我的推测，这个“周太史儋”作为老氏家族的新一代学者，在继承百年来家族道家思想的前提下，很可能在《老子》的最终成书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也是有人称太史儋即老子的原因。

关于《老子》一书的版本，历来有许多文本存世，各本之间的语句也有许多不同。最主要的版本是曹魏王弼的《道德经注疏》，文句简洁优美，影响深远。另有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本，为西汉初年抄写的古本，以其近古，受到后人改动的可能性较小，也是重要的参考。唐初傅奕根据北齐时发掘项羽妾冢所得的抄本而校订成书的《古本老子》，也有重要价值。湖北荆门郭店战国墓出土的竹简《老子》年代最早，但残缺严重，仅能作为补充了。

尽管版本众多，但各本间《老子》一书的基本思想是一以贯之的，这是我们的大幸事。本书正文以王弼本为基础，个别处参以马王堆帛书甲乙本，简练起见，文中不作一一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