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2）

针对维舟先生这篇书评，谈谈我的看法。 作者开篇即以彭德怀的自述开头，想要传达一种“结果可以改变对过程的衡量”，陈述自己的观点，以此展开对梅天穆《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一书的诸多质疑。 谈“预设” 讲明书中作者，应全球化主编之托，以“全球化”的视角解读蒙古征服，即预设是蒙古征服促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进程。说是预设，即书中作者就会存在因预设所带来的理性盲点，无法避免“稍显片面”的局面。 全球化与泛国际化，全球化一直以来在我的印象中，就是一个边界问题，如同地球村的概念，或许是国与国之间不再因地域因素而偏执一隅，而是在许多方面无国界之分，各个方面都可以实现最大程度的无阻碍互通彼此。现在看来，全球化，即使是当今，也只是一个概念，不是全部，最多只是泛国际化。 书中作者谈到了，蒙古征服与全球化的关系，也通过许多例子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蒙古征服的确促进了各地之间的相互交流。维舟先生也谈到了，蒙古征服的结果与全球化根本不存在任何必然的联系，原因的话：首先，在交易方式上，武力征服可以促成强制交换，但强制交换却不是全球化，可见维舟在全球化方面，似乎更加倾向于一种“平权交易”，而全球化也真正是一种公平的不分彼此的统一社会。其次，在概念出处上，全球化是1941年才提出的概念，蒙古征服可在此之前，所以对于蒙古征服者而言，根本无从谈起本心在于促进全球化。 蒙古帝国确实提供了一种通达欧亚各地的安全流通环境，但与其说这是他们为了促进陌生人之间经济交易和文化交流而开辟出来的有制度保障的特殊空间，倒不如说是他们政治统一的副产品；因而当后来的政治分立破坏了这些之后，也没有人试图去重建经济自由的制度环境。（维舟） 这就存在一个问题： 前者在地域的角度看来，蒙古征服建立了一个空前的大帝国，地域的统一，自然促进贸易、文化、经济、社会的相互交流，这种程度而言，它就是促进了“全球化”。 后者在概念、实现方式的角度看来，蒙古征服属于一种强制性交换，不仅存在执行方式上的纰漏，而且也存在许多遗留、隐患问题。蒙古征服者的本意，或者说动机，本身就不是为了全球化，硬塞一个全球化的促成者，是没有依据的。 得出：当我们看历史时，看到的往往是“存在于历史中的现代”，而正是这左右着我们对它的评价。 我想无论是原书作者，还是书评人维舟先生，都是站在自己的视角看待问题，不一而同的得出“稍显片面”的问题，但是，这种片面是可以被接受的，除了维舟先生以概念先后来说蒙古征服以外，其他的，我都以为合理，存在可质疑的地方。 谈“史观” 维舟先生对书中作者所持从整体上来看蒙古征服促成了大交换带来了“美好，合理”的进步意义，即作者梅天穆仅是从进化史观的角度分析蒙古征服，忽略了蒙古征服对地区（或局部）的破坏意义，体现出一种不平等。 由于将“征服”仅仅视为是一种“交流”（这就好像把“抢劫”视为“强制性交换”），梅天穆低估了蒙古征服对不同地方的深远破坏——这种破坏不一定是带来变革和新机遇的“创造性破坏”，有时它确实就是让当地一蹶不振的彻底破坏。在他心目中，蒙古征服本身毫不重要，只要它能直接“造成世界史上伟大历史变化”——换言之，这是一种进化论史观，相信只要能带来整体进步，就可以不择手段。然而问题在于，即便它整体上推动了历史发展，但对不同地区的人而言，“蒙古治下的和平”所带来的好处与坏处也是不均等的。（维舟） 我的看法是，无论是进化史观，还是其他诸多史观，作为一名看客，说不好该以怎样的史观看待历史，也说不准谁口中所言、书中所记载的历史才是真相。 我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历史到底是什么？ 历史不过是生活在过去的人们，或记载下来，或讲述给生活在将来的人听。 诚然，历史是本身就存在的不可更改的事实，但是经人之手后，便变得不再“不可更改”，也是“既定事实”，即使是生活在当代，发生于昨日的事，都会“有所不同”，更何况发生于若干年之前的过去。 追究历史的“真假”，这本不错，但实际上是在做一种类似于“站队”，“做己方陈述”这样的事，不过历史就是如此，因为不同意见而困惑、争执，也同样在次过程中，表现出历史所带来的“乐趣”。 历史不确定，将来不确定，每个人都恐惧不确定，却也寄托于不确定。 看待历史，如果只有一家之言，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恐怖”，每个人思想统一，做着同样的事，就像一个工厂生产出的“批量配件”。 表明我自己的看法，“就事论事”，你可以提出你的观点，也请允许他人提出他人的意见，你不同意，可以拿出依据反驳，但请不要上升到“人身中伤”层面，因为那样，并不能代表你高人一等，相反只能代表你“无知”，给不出反驳的依据，或者沉默。 谈“整体福利与局部牺牲” 说说整体福利与局部牺牲，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所谓争议，就是从争议相关方看来，各自有理有据，结论理所当然。 书中作者梅天穆以为，蒙古征服从大的环境看来，确实在很多他所言及的方面促进了时代进步。 维舟先生以为蒙古征服不仅带来了交流，也带来了毁灭，许多国家、人民因此而遭受难以调和的损失，这种促进对遭受损失的一方，是收到了不平等（或不均等）待遇。 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我想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利弊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确定一个可用于衡量的标准。显然，这又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 谈“动机” 维舟先生认为书中作者梅天穆，过分强调蒙古征服者对于建立一种秩序、一种安全环境、促进各地区之间互相交流的“主观性”，事实上，并非如此，只是一种政治副产品，也存在后期不予维持、任由崩溃的情况。 书中作者梅天穆，通过罗列具体事件发展，表明蒙古征服对建立一种安全环境与秩序利于地区间具有促进作用交流作用的至关重要，事实也是如此。维舟先生质疑，蒙古征服者的动机，也确有其事。 这让我联想到亚当·斯密那一名言：“每个人都是利己的，利己这一行为也确实不由利己者而想，最后反而实现了利他”。这不就是如此道理? 附 无论是理论学习，还是现实实践，在动机上少一点“功利主义”，在学习态度上多一点“务实主义”，有时候学习的目的，不在于“应用”，权做满足单纯的好奇心，起一个充实的作用也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