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中国创业的外国人究竟是怎样一种存在？

朋友托我帮他们学校推荐一个能教英文戏剧的外教，我想起曾帮我做过户外活动主持人的Kelly，她一直的梦想就是上镜头做演员，也断断续续在机构教戏剧课。

一年多没联系，她很硬气地回复我： “No, thanks. I’m running my own company.”

翻开她的朋友圈，几张英语戏剧课程招生简介赫然在目，一派万事俱兴的气象。

果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那么，外国人在中国创业算不算一种特殊的存在呢？

Alin来自欧洲某小国，拿了个英国大学文凭，毕业后他在网上盲投简历，想来中国做英语老师。最后他从两个offer中选择了一个-中国东北一个靠石油发家的小城市，去了一家石油学院做起了大学老师。

两年后，他开始筹划逃离；“继续在东北呆下去，我可能就废了。” 此时已经能讲几句北方普通话的他向我诉起了苦：天寒地冻，人烟罕至，最重要的是，生活缺乏新鲜的空气。

于是乎，他南下上海，注册了一家外贸公司。原来在东北教书的时候，他就兼职帮一家木材公司在中国寻找供应商。他曾只身跟随司机，潜入白雪皑皑的山林，跟伐木工人讨价还价贩卖木材，再转运到国外。

在上海注册公司纯属偶然，因为我推荐给他一个朋友，专门做外国人在中国开公司的业务，不仅能解决他的签证问题，还能享受各种政府优惠政策。

经过几个月的审批流程，营业执照下来了，但关于业务如何开展，我想他还没有太多的方向，毕竟做生意和教课不同。显然，对于Alin来说，换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如何解决生计才是急需解决的第一个难题。

“要么成功，要么去别的城市，我不甘心就这么回国。”跟我们大多数选择“非衣锦不还乡”的中国人一样，Alin选择了忍耐和坚强。

S是一名美籍韩国人，他的名片上赫然写着“合伙人”的字样，他在一家环境工程咨询公司工作，上班时间比较自由，早上可以晚去，下午可以早回，是所有上班族向往的样子。不过前提是，他得把客户方面的事情处理好，只要有客户需求，他会第一个出现。

他去过的中国绝大多数的城市，除了有名的大城市，还有很多寂籍无名的小地方，连很多中国人都没去过的。

“中国的环境污染很严重，土壤、水质、空气都是。”他跟我陈述事实。

“那你们每天吃饭怎么办？”S已婚，娶了一个上海太太，家里有两个孩子。

“我们每个周末去古北的韩国超市采购食品。”

跟住在上海的日本人一样，他们这些外籍居民都有各自依赖的售卖本国食品的外国超市。曾经认识一个日本太太，每周从浙江平湖坐动车到虹桥火车站，再转地铁去古北买东西。

Ken是一个碘着啤酒肚的美国人，他之前在威海路经营一家墨西哥餐厅，店面是一加两层的小楼，一楼装修成浓浓的南美风情，二楼空置。我曾在那里组织过大半年的English corner，也是为了帮他吸引些人气。

合同租期到了以后，房东要加价，本来就勉强维持局面的Ken干脆把店关了，接下来好几个月我们都没有他的消息。直到有一天，一个共同的朋友告诉我说：Ken的新店开张了！我们马上约了几个朋友去庆祝，还没进门，就看到门口排着长队，对着马路的窗台上甚至都挤满了前来喝免费啤酒的客人，将店面围得水泄不通。

“他是怎么找到这里的？”我问朋友。

“不是他找的，是他的合伙人。负责这条街的招商经理，本来将这家店签给了另一个客户，谁料人家临时爽约不做了，弄得她焦头烂额，最后她经人介绍找到了Ken, 两人一拍即合，由她出资租下了这家店。

"Ken只负责经营，这是他的强项。”朋友解释了原委。

“那你觉得他们能赚钱吗？”

“Who knows, maybe yes maybe no.” 朋友仰头倒了一杯啤酒入口：“他想卖上海最便宜的啤酒。”

除了这些注册了公司，经营着某项主业的外国人，还有一些身兼数职，在无业和失业之间徘徊的外国人：采购、歌手、模特、舞蹈演员、导演、影视剧从业者、配音演员等等。他们满怀期望地等待每一个可能出现的工作机会，同时又在每个不确定的日夜间沉沦。

除了收入不稳定，在中国的外国人还有个最麻烦的问题是签证，拿不到工作签证的外国人，每隔几个月就要出境一次的窘境已成常态，由此催生了一个专用名词叫" visa-run“。

可即便如此，在市中心每个工作日的街头，肤色各异的外国人总是会撞入眼帘；而周五的晚上，上海的酒吧里，还是会坐满端着啤酒杯，跟朋友们畅所欲言的外国人；昂贵的外籍子女学校里，也都装满了金发碧眼的小外国人。

那也许是因为他们始终坚信：未来的经济中心在中国，而上海将会是第二个New York，而自己也终将能从中捞到一桶金。

可是，遍地有老外出没的地方，才叫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