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秽鉴福——铜镜与中国古代的医疗
翻开历史文献，“镜”字最早见于《墨子·非攻》，其云：“古者有语曰：‘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铜镜是古人日常生活中观容鉴貌的用具。考古发现表明，我国使用铜镜的历史悠久，上起新时器时代晚期的齐家文化，下至明清，约有近四千年发展演变的进程，几乎与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史相始终，可谓源远流长。
古人将铜镜的发明权归于黄帝。《轩辕黄帝传》中云：“帝因铸镜以像之，为十五面，神镜宝镜也。”铜镜因“照用”的功能而生，原本不是放置起来供人们观赏其形制纹饰的摆设，它是为用而发展的器物。铜镜的实际意义体现在各类文化对它的取用中，而其本身的发展变化往往都是接受反馈的结果。镜的使用非常广泛，几乎涵概了古人生活中诸如出生、婚礼、医病、丧葬、祭祀、居住、交际、战争等等关键领域。
疾病是人类生命历程中不可避免的一大障碍，克服疾病是人类自古以来的强烈愿望。在先进医疗技术日益普遍的今天，透过人体肉身照彻五脏六腑已是司空见惯之事。但是在面对各种疑难疾病之时，人们大多不知病源所在。铜镜能映照天地万物，于是古人很自然地便将铜镜的功能加以发挥，认为隐形于世、致人疾病的鬼魅经铜镜一照，就会露出原形，从而失去魔力，自行逃遁。在朴素的思想信仰与认识水平下，铜镜成为了古人探求到的治病方法之一。而这种具有神奇功能的透镜，也就不断出现在古人的各种记叙当中。
透视之镜
战国末期，发生了荆轲刺秦王一事。侥幸躲过一劫的秦始皇对身边任何人都不放心，于是修筑磁门以防携带兵器者近身，并且铸造一块两面皆亮的大镜置于宫中，用以考察近旁侍卫、妃嫔等众是否忠贞。西汉刘歆编著的《西京杂记》卷三记载，秦末刘邦接受子婴的投降进入咸阳后，在入宫查库时发现宫中“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扪心而来，则见肠胃五脏，历然无遗。人有疾病在内，掩心而照之，则知病之所在。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秦始皇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
秦始皇特制的这面镜子竟能透穿表皮照见内里，听起来好似天方夜谭一般。有人揣测，秦始皇是利用人们对铜镜的敬畏心理，造出一面具有哈哈镜效果的铜镜，并妄称此镜能照内脏知病变，还能显出不忠之人的胆张心动。心神不定之人在铜镜面前看见自己的影像变形扭曲，难免神色慌张，便很可能被视为包藏祸心而惨遭杀身之祸。秦始皇这面神秘铜镜的奇特功能在西汉已广为人知，并以“照胆镜”之名广为流传。北周文人庾信在《镜赋》中写道：“镜乃照胆照心，难逢难值。”唐代杜牧有“照胆常悬镜，窥天自戴盆”之句。明朝开国元勋刘基《古镜词》亦有“百鍊青铜曾照胆，千年土蚀萍花黶。”隋唐铜镜中也常见此类铭文，比如：“阿房照胆，仁寿悬宫。菱藏影内，月挂壶中。看形必写，塑里如空。聊书玉篆，永镂青铜。”
自刘向始，类似的故事便层出不穷。
南唐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卷下记：“咸通中，金陵秦淮中有小民，棹扁舟业以淘河者，偶获一古镜，可径七八寸，方拂拭则清明莹彻，皎洁鉴人，心腑洞然，见者大惊悸。遂连棹出江口，以镜投于大江中，既投而后悔之。方诉于人，闻者皆知是轩辕所铸之一矣。”
唐李浚《摭异记》亦记：“卫公（李德裕）长庆中在浙右，曾有渔人于秦淮垂机网下深处，忽觉力重，异于常时。乃敛就水次，卒不获一鳞，但得古铜镜，可尺余，光浮于波际。渔人惊起照之，历历尽见五脏六腑，血萦脉动，竦骇神魄，因腕战而坠。渔人偶话于舍旁，遂乃闻之于公，公尽周岁，万计穷索于水底，终不复得。”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云：“舞溪古岸石窟，有方镜，径丈余，照人五脏。秦皇世号为‘照骨宝’，在无劳县境山。”
又唐苏鹗《杜阳杂编》卷上载：“大历中，日林国献灵光豆……国西南有怪石，方数百里，光明澄澈，可鉴人五藏六腑，亦谓之仙人镜。其国人有疾，辄照其形，遂知起于某藏腑，即自采神草饵之，无不愈焉。”
上述几处都是写镜子照彻肺腑的神奇功能。此种异效其实并非全然得自想象，而是确有性能相近的实物。西汉的能工巧匠发明了一类“透光镜”，既可映照人面，又能在阳光照射下将镜背上的图文完整地映到墙上，仿佛光线从镜背穿透镜体再映射到墙上。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此器物作过描述：“世有透光鉴，鉴背有铭文，凡二十字，字极古，莫能读。以鉴承日光，则背文及二十字，皆透在屋壁上，了了分明。人有原其理，以谓铸时薄处先冷，唯背文上差厚，后冷而铜缩多，文虽在背，而鉴面隐然有迹，所以于光中现。余观之，理诚如是。然余家有三鉴，又见他家所藏，皆是一样，文画铭字无纤异者，形制甚古。唯此一样光透，其他鉴虽至薄者皆莫能透。意古人别自有术。”
既然利用“透光镜”可以让目光之所不及的图纹得以显现，而肉身比之金石柔弱不知几何，推此即彼理应也能够照透躯体内部的状况。在古人心中，照彻肺腑的最终目的是治病，因此作品中更多的书写镜子治病救人的功用，只是很多时候两相结合混同记述。
比如《太平广记》卷二百三十一“渔人”条引《原化记》云：
苏州太湖，入松江口。唐贞元中，有渔人载小网数船，共十余人，下网取鱼，一无所获。网中得物，乃是镜而不甚大。渔者忿其无鱼，弃镜于水。移船下网，又得此镜。渔人异之，遂取其镜视之，才七八寸。照形悉见其筋骨脏腑，溃然可恶，其人闷绝而倒。众人大惊，其取镜鉴形者，实时皆倒，呕吐狠藉。其余一人不敢取照，即以镜投之水中，良久，扶持倒吐者，既醒，遂相与归家，以为妖怪。明日，方理网苦，则所得鱼多于常时数倍。其人先有疾者，自此皆愈。询于故老：“此镜在江湖，每数百年一出，人亦常见”但不知何精灵之所恃也。
以上所言均为铜镜治病救人的记载，其实除铜镜外，也有铁镜、石镜，照见脏腑、医治疾病的描写。如蜀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一“照病镜”条即云：“叶法善有一铁镜，鉴物如水。人每有疾病，以镜照之，尽见脏腑中所滞之物，后以药疗之，竟至痊瘥。”
又梁任昉《述异记》卷下：“日林国有神药数千种。其西南有石镜，方数百里光明莹彻，可鉴五脏六腑，亦名仙人镜。国中人若有疾，辄照其形，遂知病起何脏腑，即采神药饵之，无不愈。其国人寿三千岁，亦有长生者。”
此处记载，既体现了人们对治愈疾病的强烈愿望，更表现了人们对长寿的殷切渴求。对长寿的祈求，也是中国铜镜中从未间断过的一个主题。“大乐富贵，千秋万岁，宜酒食”之语，就是我国镜史上出现最早的铭文之一。又如上海博物馆藏永康元年群神禽兽镜，其铭曰：“永康元年，正月午日，幽炼黄白，旦作明镜。买者大富，延寿命长，上如王父，西王母兮，君宜高位，立（位）至公侯，长生大吉，太师命长。”在短短的一圈镜铭中，反复四次提到长寿的问题，从此镜铭中不难见出古人对生命永恒的渴望是多么强烈。
入药之镜
在古人的医药视界里，一些药物具有殊能异性，涵义隐微，甚至有时其中隐秘的观念超越了话语所能叙述的范围。基于对隐秘世界的关注和尊重，人们将一种形而上的力量寄托于这些药物之上，赋予它治病的“灵力”。在较为正规的医书中，也明文记载镜与医疗关系。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第八卷《金石一》中专列“古镜”一条，对铜镜入药做出总结：“镜乃金水之精，内明外暗，古镜若古剑，若有神明，故能避邪魅忤恶。凡人家宜悬大镜，可辟邪魅。”
他引述了陈藏器《本草拾遗》，表明铜镜的药理在于辟邪魅，“惊痛邪气，小儿诸恶，煮汁和诸药煮服，文字弥古者佳。”还引《大明会典》云：“辟一切邪魅，女人鬼交，飞尸蛊毒，催生，及治暴心痛，并火烧淬服。百虫入耳鼻中，将镜就敲之，即出。”李时珍自己则言简意赅地说到：“小儿病气肿硬，煮汁服。”又引《圣惠方》中载附方：“小儿夜啼，明鉴挂床脚上”。
医者认为不仅铜镜整器可以充当药物，其各个部分还有特定的用法以及疗效。比如镜锈，“即镜上绿也，俗名杨妃垢。主治腋炙，又疗下疳疮，同五倍子末等分，米泔洗后傅之”。
还有就是锡铜镜鼻，陶弘景《名医别录》中言：“镜鼻，主女子血闭症瘕，伏肠绝孕。生山谷。”“产后余疹刺痛，三十六候，取七枚投醋中，熬，呷之。亦可入当归、芍药煎服”。而且除了针对妇女，还可以医治儿童，比如《圣惠方》载“小儿客忤，面青惊痛。铜照子鼻烧赤，少酒淬过，与儿饮。”在其后的《新修本草》、《千金翼方》、乃至宋代《大观》、《政和》、《证类》中，都是以镜鼻煮汁来治病。究其原因，李时珍引陶弘景云“此物与胡粉异类而共条者，古无纯铜作镜，皆用锡杂之，即今破古铜镜鼻尔。用之当烧赤纳酒中。若醯中出入百遍，乃可捣也。”古所谓锡铜，其实就是青铜，区别于明清流行的黄铜。古代青铜均是铜锡铅三元配方，年代越久远的，锡所占比例越高。古镜鼻如铜金石类药物一样，通过烧热淬水的方法服用时，借助了金属的力量。但与单纯的金类药物相比，古镜质地优良、历经岁月，具有更强的神秘色彩。
从医书对铜镜的综合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古人心目中，镜的治疗功用是非常巨大的，正规的医书史书都对之深信不疑。作为唐传奇开山之作的王度《古镜记》，更是将镜子的治病救人功能说得神乎其神。正如《异闻集》所言：“隋御史王度，有宝镜。大业中，胡僧至其家曰，宅上常有碧光连日绛气属月，此宝镜气也。岁大疫，度令仆持镜诣里，有疾者照之即愈。皆云龙驹持一月光彩被体，清凉而愈。”
不仅如此，还有更不可思议的，如《医心方》卷十四引《范汪方》有“治魇死符法——魇死不久故可治活方”：“书此符，烧令黑，以少水和之，置死人口；悬镜死者耳前，击镜呼死人。不过半日即生。”镜能够使人起死回生，其威力之大可想而知。
铜镜充当了医疗救治的道具，与之关系密切的磨镜药也发挥着不小的作用。有时磨镜人也充当起了医者的角色。《搜神记》卷二之《负局先生》载：“负局先生，语似燕代间人，因磨镜，辄问主人：得无有疾苦者否？若有，辄出紫丸赤药与之，莫不愈。时大疫，每到户与药，愈者万计，不取一钱。后上吴山绝崖，世世悬药与人……乡人乃立祠祀之。”
磨镜与治病在古代也已形成一个模式。沈起凤《谐铎》卷八中有一则《镜里人心》，说的是扬州兴教寺，寓一摇虎撑者，自名磨镜叟，“腰间悬一古镜，似千百年物。洁其所用，曰：凡人心有七窍。少智慧者，必填塞其孔。吾以古镜照之，知其受病之处，投以妙药，通其窍而益其智。”这或许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治疗，然而将此发扬广大的还是巫术实践。
巫医之镜
《广雅》载：“医，巫也。”《论语·子路》有“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山海经·海内西经》中说：“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郭璞注“皆神医也。”可见人的健康在远古是由曾由巫师通过与神灵沟通来操纵。这些文献中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巫医并提。医与巫现文化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医学系脱胎于巫术，而最早的医者就是巫。
萨满以镜治病，是古老巫风的延续，如今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地区，仍能见到这种遗存。清代桐城的方式济在其《龙沙纪略》中生动地记述了萨满在鸟神附体之后，借助眩目的铜镜驱祟、治病的过程。“降神之巫曰萨满，帽如兜黎，缘檐垂五色增条，长蔽面，增外悬二小镜，如两目状，著绛布裙。鼓声闻然，应节而舞。其法之最异者，能舞鸟于室，飞镜驱祟。又能以镜治疾，遍体摩之，遇病则陷肉不可拔，一振荡之，骨节皆鸣，而病去矣”。
铜镜，作为被信奉的神灵在祭祷词中大量出现，是萨满重要的法器之一。萨满仪式进行过程中，萨满巫师模拟神灵和神灵动物的剧烈动作载歌载舞，他们身上所佩各神器，以铜镜为主，伴随萨满舞蹈叮当作响，透出神秘氛围。巫师身上所挂的道具很多，各民族萨满铜镜的佩戴部位、数量、大小规格各有不同，但其象征意义和作用大致相同。首先用来护卫萨满，打击妖魔，攘除病灾。如佩戴在胸前的护胸镜、用在法冠上的护头镜、背后的护背镜等。铜镜能反射光线，因而可防止恶灵邪魔的侵害。其次，还常用于占卜，即神谕可以通过镜这一特殊器物来传达。当然，铜镜也常用来治病。清代何秋涛《朔方备乘》记：“降神之巫日萨麻（萨满），帽如兜，……外悬三小镜，如两目状，……飞镜驱祟，又能以镜治病。”
关于铜镜在治病中的使用，徐坷在《清稗类钞》之《巫以镜治疾》中说：“索伦之巫，能以镜治疾，遍体磨之，则陷肉不可拔，一振荡之，骨节皆鸣，而病去矣。然此于近世之按摩术颇相似，未可以其假托神权而鄙之也。”徐坷前面的描述与方式济相同，但他进一步对萨满这种神奇的治病方法寻找了顺应时代的解释。在他看来，萨满就是假借神灵之力而增强其疗效，镜起到按摩器的作用。明陈仁锡《潜确类书》就记载：“昔黄帝氏液金以作神物，于是为鉴，凡十有五，采阴阳之精，以取乾坤五五之数，故能与日月合其明，与鬼神通其意，以防魑魅，以整疾病。”将铜镜说成是凝结阴阳之精、聚合五五之数的神物，是对铜镜辟邪之力的神话般的诠释。
除了充当法器，铜镜也作为整骨按摩器械治疗骨折等外伤。由于铜镜性冷，同时导热性能好，人在受伤之初，损伤处出现肿胀、发热、疼痛等症状，用冷器械按摩，迫使毛细血管收缩，能起到凉血消淤、清热止痛等作用。轻重缓急的按压也能带来程度不等的“气”，而这种“气”有助于血液的循环，活筋舒脉，消肿止痛。而且人们把铜镜看作是最好的“神器”，从而对之怀有虔敬之心。这种虔敬感和神秘感有利于消除患者的紧张情绪，使肌肉放松，这无疑有益于治疗和愈合。
非独萨满教，在西南的苯教中，法师也用镜来为医疗服务。可以说其治病之术离开镜子将寸步难行。藏医和一些民间巫士在诊治前为了找出病灶所在，先用一面小铜镜在患者身上来回移动。镜的神异与无所不照，正能给人们寻找病源带来帮助。
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镜本身的材质、形制、纹饰、铭文更加丰富，铜镜生产的数量增多、质量提高，其经营、传播的渠道也更加多样。同时，镜又与其它文化领域，如民俗、宗教、文学等，发生多方面的联系，产生强烈的渗透与互动，并从中获得了发展壮大的动力。由此，形成了一个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相结合的更为庞大的镜文化系统。铜镜与中国古代医疗的关系仅是其中非常细微的一支。
铜镜的魅力也正如一段非常著名的镜铭一样：“与天无极，与地相长，欢乐未央，长毋相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