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中国第一经济学家
茅于轼：中国第一经济学家
刘正山
茅于轼作为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对这个社会所做的贡献可以用“三不朽论”来表达。
在立言方面，茅老通过他的文字，无论是严肃的学术著作，认真的专题讨论，还是轻松的杂文随笔，起着引导学界后进，启发社会良知，普及经济学常识的作用；
在立功方面，创立扶贫基金，开办保姆学校，茅老所做的不仅是一个经济学家应尽的道义，更是从整个人类社会进步、治国安邦、富国强民的大意识中思考并付诸行动；
在立德方面，茅老通过自己的行为，证明了在一个道德水准低下的时代也可以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遵循道德规范的人。
道德风范与经济文章
某媒体对中国的经济学家进行了一次排名，茅于轼列第一，张五常列第二。当我就此询问茅老时，他却谦虚地表示，这种排名“没有什么意思”，“我不能跟张五常比，他是一个天才”。
刘正山：您是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的侄子，于是许多人都认为您的道德风貌是您的家庭熏陶出来的，您觉得您的家庭背景对你的学术研究有怎样的影响？
茅于轼：我觉得有点关系。我们家比较重视学习，不光是我这个家，我的叔伯兄弟都很重视学习。我的父系就是茅以升这个系；我的母系呢，我有两个舅舅，一个就是原来的中央大学工学院的院长，还有一个舅舅就是上海著名的大律师，他们都是文化程度非常高的人。我的父系、母系都很注重教育，这个恐怕是一个因素。
刘正山：您的观点很独到，更务实，比如您反对出口退税，反对滥发彩票，反对现行宏观经济政策如积极的财政政策等。您是站在百姓心中的学者。但是，部分经济学家睁着眼睛说瞎话。对于学术界的不良现象，您认为是制度问题还是教育问题，抑或道德问题？
茅于轼：无论哪个社会都一样，各种各样的人都要受到利益的牵制，我说的这个可能是没有例外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社会是一个博弈过程，各式各样的人受各式各样利益集团的影响，代表各式各样的意见，那么互相就有作用了，就是所谓的博弈。从这里头呢，形成一些规则。我觉得这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方面。当然也有很少数人卖身于某一个利益集团，不顾事实，为他们讲话，但这是极少数，大多数的人是受到某一个利益集团的影响。有的人为农民说话，他是不是利益集团？他也是考虑某一个集团的利益，也不见得说出来都是客观的。所以，受哪一个利益集团的影响，他更偏重于哪一方面的利益的考虑。这个并不奇怪。现在问题就是要让各种不同意见都发表出来，不要只发表一种意见，那是很可怕的。
经济学的用场
刘正山：您在一篇题为《谈谈经济学的用场》的文章中说，“经济学主要是一门常识。它的主要功能是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我记得，在数年前，何清涟也说过类似的话－－经济学只是屠龙术，没有实质用处。您为什么会这么看待经济学？是因为失望还是别的原因？
茅于轼：因为能够用上经济学的人是不多的，但是对经济学感兴趣的人特别多。可能学经济学的人，十分之九没有机会用经济学，他们只不过是懂经济，是为了懂而去学它。企业家不需要懂经济学，他想办法赚钱就完了，守法赚钱，就符合经济学的道理。至于什么人需要懂经济学呢？政府官员。可惜现在我们政府官员大部分都不懂经济学。因为政府官员配置资源，政府官员手里头有钱，有各式各样的资源，他应该懂得配置，应该懂得经济学。
追寻经济学的脊梁骨
刘正山：您以前是从事机械方面工作的，为什么后来突然转向研究经济学，而且这么快就在经济学领域立住足，成为一代大师？
茅于轼：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愿望，就是使得我们国家富起来，不管是做机械的技术工作也好，还是做别的什么工作。后来我发现，中国更需要经济学，于是开始转向。我接近经济学是通过我自己独特的道路。我的经济学不是学来的，而是自己发展出来的，所以我对经济学一些基本的问题想得特别透。当然这也有我的缺点，人家已经研究过的，我不知道，又研究一遍。但是，我觉得我并不白费劲，人家的东西是学得来的，跟自己发明出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别是经济学。所以我就跟学生们讲，你们得自己发明经济学，不要去“学”经济学，因为你生活在经济中嘛，有足够的经验。你可以观察，问题是你怎样把它抽像成学问。另外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的数学比较好，我学过十几年的数学。由于我的数学功底好，所以我直接用数学来解决经济问题，就是直接解决资源配置的最优化问题，而经济学的本质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我一下就抓住了最本质的问题。
刘正山：您写的第一本经济学方面的书－－《择优分配原理》，是在闭关锁国的环境里独自摸索出来的，记得有个前苏联经济学家在那个时期就是以这样一个理论获得诺贝尔奖的，要是我国在当时是一个开放国家，这个奖很可能让您平分。当然历史无法假设，但我们都认为，您的学术水平是在那个段位的。那么，您是如何评价自己的这部著作的？
茅于轼：我提出的择优分配原理，是非线性规划方面的，康特罗维奇（197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作者注）提出的是线性规划，我跟他研究的内容不一样。研究这个问题时，我对西方的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是一无所知的，后来才知道，这个理论在差不多一百年以前，已经有人提出了。但是他提的和我提的有很大的不同，本质上是一样的，但出发点和应用是非常不同的。
择优分配原理，实际上是经济学的一个支柱，也可以说是经济学的脊梁骨。因为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源配置的，我这个原理直接解决了资源配置问题，所以，我就说，这个原理把经济学改造了一遍。现在你看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经济学教科书，它不能直接进入到经济学问题的最核心部分。你看，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一开始就讲宏观，有的教材一开始就讲微观，讲需求理论。我觉得这都没有抓住经济学最主要的问题。经济学最主要的问题是资源的配置问题，但这些教科书绕了半天，学生学了很多东西，但是没有掌握住要害。所以我觉得微观经济学需要用择优分配原理加以改造。
诺贝尔奖与中国经济学人
刘正山：对于诺贝尔奖，当前至少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我们距离它很远，没有希望？二是认为有希望，但西方人可能对华人有歧视？三是不值得推崇，那么您如何看待？
茅于轼：至于诺贝尔奖，从经济学奖来讲，是很客观、很公正的，可能和平奖有点偏向政治，但是，应该讲它也不是故意的。我们有些人把自己的坏心肠强加于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个太糟糕了。诺贝尔奖是一个很神圣的奖，谁也不能对它故意歪曲。当然，诺贝尔奖不一定评得那么准，不是说没有失误，但很少。所以，应该充分肯定诺贝尔奖。尤其是，在我的印象中，最近这几年颁发的这几个经济学奖，作用很大，它引导了经济学的发展。对于前几年，关于经济制度的学者，或者关于货币，关于博弈论，关于信息不对称，这些问题，都是经济学当前最重要的问题。诺贝尔奖，在我看来，颁得很恰当。
刘正山：中国离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有多远？
记者：我们国内离这个奖项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是我们进步得非常快。中国这20多年，不但在经济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在经济学方面也获得了很大进步。在我开始提出择优分配这些道理的时候，阻力大得不得了，老一套东西的阻力太大了。但现在反过来了，老一套的东西再没有人再看了，只有教委还抓住不放，还要求学生学习《资本论》，这是莫名其妙的事情。
刘正山：您可否预测一下，当今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可能性比较大？比如说国内比较看好的杨小凯……
茅于轼：我觉得杨小凯在接近，我觉得他有可能。
刘正山：林毅夫、张维迎如何？
茅于轼：他们的成就跟杨小凯比，还差一点。
评点张五常之谤
刘正山：一些人认为北京大学的博士后夏业良对张五常的批评，不是学术批评，而是人身攻击。我想了解您的看法。
茅于轼：我没怎么看夏业良的那篇文章，我没怎么琢磨这里面的事。我觉得，如果含有人身攻击，那是很不好的。我觉得，媒体要容许各种意见发表，只要不是人身攻击，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我觉得有好处。最近王则柯写了一篇文章，说不要学张五常，只有天才才能学张五常。他那篇写得很好，很公正。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风格，张五常同样有他的风格，也不必一定要学他，也不要否定他。张五常这个人非常有才华，非常聪明，干什么事都很沉稳，但是他最近说他几十年不看书，我觉得这是个问题。当一个大学教授，你必须看书，否则你就落后在整个经济学发展的后面。现在经济学发展得很快，随时都有新东西出来，你教学生，你就要教新的东西。看书还是要看的，但说起来我自己看书也看得很少，我现在也不教学了。
婚姻和谐的诀窍
刘正山：我看过您在一篇文章介绍过您的夫人赵燕玲，您说您一生最值得写的就是她，这很令我感动。你们的婚姻是非常和谐而完美的。那么，你们是自由恋爱还是介绍的。
茅于轼：是介绍的！
刘正山：在这种情况下，像你们婚姻这样和谐的，真的很难得。
茅于轼：是这样的。我看10对夫妇里头，很圆满的也就是一、二对，六、七对就是凑合着过日子，还有几对闹得不行了，就分手。
刘正山：您可否介绍一下经验？
茅于轼：婚姻的好坏，取决于自己怎么对待，并不是谁跟谁才能走到一起，跟谁就走不到一起，我觉得谁跟谁都能走到一起。问题是两个人要正确对待，正确对待这个家庭关系。我觉得“正确对待”里头的一些主要的内容是，彼此尊重，不要干涉对方的自由，双方要认真地约束自己，如果能做到这些呀，我想至少婚姻不会很差。婚姻出现问题的，往往是因为一方想管住对方，想改造对方，干预对方的自由。
刘正山：试图把别人的个性给抹杀了。
茅于轼：对对对，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想要改造人？把这条心死了吧，你别改造人，你要尊重别人。这样，日常纠纷就少了很多。你要尊重别人的自由。如有的人有洁癖，特别爱干净，他（她）找了个对象特脏，这两个人就没完没了了。那你得尊重别人，你自己干净就行了，不要想改造别人。
刘正山
茅于轼作为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对这个社会所做的贡献可以用“三不朽论”来表达。
在立言方面，茅老通过他的文字，无论是严肃的学术著作，认真的专题讨论，还是轻松的杂文随笔，起着引导学界后进，启发社会良知，普及经济学常识的作用；
在立功方面，创立扶贫基金，开办保姆学校，茅老所做的不仅是一个经济学家应尽的道义，更是从整个人类社会进步、治国安邦、富国强民的大意识中思考并付诸行动；
在立德方面，茅老通过自己的行为，证明了在一个道德水准低下的时代也可以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遵循道德规范的人。
道德风范与经济文章
某媒体对中国的经济学家进行了一次排名，茅于轼列第一，张五常列第二。当我就此询问茅老时，他却谦虚地表示，这种排名“没有什么意思”，“我不能跟张五常比，他是一个天才”。
刘正山：您是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的侄子，于是许多人都认为您的道德风貌是您的家庭熏陶出来的，您觉得您的家庭背景对你的学术研究有怎样的影响？
茅于轼：我觉得有点关系。我们家比较重视学习，不光是我这个家，我的叔伯兄弟都很重视学习。我的父系就是茅以升这个系；我的母系呢，我有两个舅舅，一个就是原来的中央大学工学院的院长，还有一个舅舅就是上海著名的大律师，他们都是文化程度非常高的人。我的父系、母系都很注重教育，这个恐怕是一个因素。
刘正山：您的观点很独到，更务实，比如您反对出口退税，反对滥发彩票，反对现行宏观经济政策如积极的财政政策等。您是站在百姓心中的学者。但是，部分经济学家睁着眼睛说瞎话。对于学术界的不良现象，您认为是制度问题还是教育问题，抑或道德问题？
茅于轼：无论哪个社会都一样，各种各样的人都要受到利益的牵制，我说的这个可能是没有例外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社会是一个博弈过程，各式各样的人受各式各样利益集团的影响，代表各式各样的意见，那么互相就有作用了，就是所谓的博弈。从这里头呢，形成一些规则。我觉得这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方面。当然也有很少数人卖身于某一个利益集团，不顾事实，为他们讲话，但这是极少数，大多数的人是受到某一个利益集团的影响。有的人为农民说话，他是不是利益集团？他也是考虑某一个集团的利益，也不见得说出来都是客观的。所以，受哪一个利益集团的影响，他更偏重于哪一方面的利益的考虑。这个并不奇怪。现在问题就是要让各种不同意见都发表出来，不要只发表一种意见，那是很可怕的。
经济学的用场
刘正山：您在一篇题为《谈谈经济学的用场》的文章中说，“经济学主要是一门常识。它的主要功能是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我记得，在数年前，何清涟也说过类似的话－－经济学只是屠龙术，没有实质用处。您为什么会这么看待经济学？是因为失望还是别的原因？
茅于轼：因为能够用上经济学的人是不多的，但是对经济学感兴趣的人特别多。可能学经济学的人，十分之九没有机会用经济学，他们只不过是懂经济，是为了懂而去学它。企业家不需要懂经济学，他想办法赚钱就完了，守法赚钱，就符合经济学的道理。至于什么人需要懂经济学呢？政府官员。可惜现在我们政府官员大部分都不懂经济学。因为政府官员配置资源，政府官员手里头有钱，有各式各样的资源，他应该懂得配置，应该懂得经济学。
追寻经济学的脊梁骨
刘正山：您以前是从事机械方面工作的，为什么后来突然转向研究经济学，而且这么快就在经济学领域立住足，成为一代大师？
茅于轼：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愿望，就是使得我们国家富起来，不管是做机械的技术工作也好，还是做别的什么工作。后来我发现，中国更需要经济学，于是开始转向。我接近经济学是通过我自己独特的道路。我的经济学不是学来的，而是自己发展出来的，所以我对经济学一些基本的问题想得特别透。当然这也有我的缺点，人家已经研究过的，我不知道，又研究一遍。但是，我觉得我并不白费劲，人家的东西是学得来的，跟自己发明出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别是经济学。所以我就跟学生们讲，你们得自己发明经济学，不要去“学”经济学，因为你生活在经济中嘛，有足够的经验。你可以观察，问题是你怎样把它抽像成学问。另外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的数学比较好，我学过十几年的数学。由于我的数学功底好，所以我直接用数学来解决经济问题，就是直接解决资源配置的最优化问题，而经济学的本质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我一下就抓住了最本质的问题。
刘正山：您写的第一本经济学方面的书－－《择优分配原理》，是在闭关锁国的环境里独自摸索出来的，记得有个前苏联经济学家在那个时期就是以这样一个理论获得诺贝尔奖的，要是我国在当时是一个开放国家，这个奖很可能让您平分。当然历史无法假设，但我们都认为，您的学术水平是在那个段位的。那么，您是如何评价自己的这部著作的？
茅于轼：我提出的择优分配原理，是非线性规划方面的，康特罗维奇（197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作者注）提出的是线性规划，我跟他研究的内容不一样。研究这个问题时，我对西方的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是一无所知的，后来才知道，这个理论在差不多一百年以前，已经有人提出了。但是他提的和我提的有很大的不同，本质上是一样的，但出发点和应用是非常不同的。
择优分配原理，实际上是经济学的一个支柱，也可以说是经济学的脊梁骨。因为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源配置的，我这个原理直接解决了资源配置问题，所以，我就说，这个原理把经济学改造了一遍。现在你看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经济学教科书，它不能直接进入到经济学问题的最核心部分。你看，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一开始就讲宏观，有的教材一开始就讲微观，讲需求理论。我觉得这都没有抓住经济学最主要的问题。经济学最主要的问题是资源的配置问题，但这些教科书绕了半天，学生学了很多东西，但是没有掌握住要害。所以我觉得微观经济学需要用择优分配原理加以改造。
诺贝尔奖与中国经济学人
刘正山：对于诺贝尔奖，当前至少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我们距离它很远，没有希望？二是认为有希望，但西方人可能对华人有歧视？三是不值得推崇，那么您如何看待？
茅于轼：至于诺贝尔奖，从经济学奖来讲，是很客观、很公正的，可能和平奖有点偏向政治，但是，应该讲它也不是故意的。我们有些人把自己的坏心肠强加于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个太糟糕了。诺贝尔奖是一个很神圣的奖，谁也不能对它故意歪曲。当然，诺贝尔奖不一定评得那么准，不是说没有失误，但很少。所以，应该充分肯定诺贝尔奖。尤其是，在我的印象中，最近这几年颁发的这几个经济学奖，作用很大，它引导了经济学的发展。对于前几年，关于经济制度的学者，或者关于货币，关于博弈论，关于信息不对称，这些问题，都是经济学当前最重要的问题。诺贝尔奖，在我看来，颁得很恰当。
刘正山：中国离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有多远？
记者：我们国内离这个奖项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是我们进步得非常快。中国这20多年，不但在经济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在经济学方面也获得了很大进步。在我开始提出择优分配这些道理的时候，阻力大得不得了，老一套东西的阻力太大了。但现在反过来了，老一套的东西再没有人再看了，只有教委还抓住不放，还要求学生学习《资本论》，这是莫名其妙的事情。
刘正山：您可否预测一下，当今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可能性比较大？比如说国内比较看好的杨小凯……
茅于轼：我觉得杨小凯在接近，我觉得他有可能。
刘正山：林毅夫、张维迎如何？
茅于轼：他们的成就跟杨小凯比，还差一点。
评点张五常之谤
刘正山：一些人认为北京大学的博士后夏业良对张五常的批评，不是学术批评，而是人身攻击。我想了解您的看法。
茅于轼：我没怎么看夏业良的那篇文章，我没怎么琢磨这里面的事。我觉得，如果含有人身攻击，那是很不好的。我觉得，媒体要容许各种意见发表，只要不是人身攻击，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我觉得有好处。最近王则柯写了一篇文章，说不要学张五常，只有天才才能学张五常。他那篇写得很好，很公正。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风格，张五常同样有他的风格，也不必一定要学他，也不要否定他。张五常这个人非常有才华，非常聪明，干什么事都很沉稳，但是他最近说他几十年不看书，我觉得这是个问题。当一个大学教授，你必须看书，否则你就落后在整个经济学发展的后面。现在经济学发展得很快，随时都有新东西出来，你教学生，你就要教新的东西。看书还是要看的，但说起来我自己看书也看得很少，我现在也不教学了。
婚姻和谐的诀窍
刘正山：我看过您在一篇文章介绍过您的夫人赵燕玲，您说您一生最值得写的就是她，这很令我感动。你们的婚姻是非常和谐而完美的。那么，你们是自由恋爱还是介绍的。
茅于轼：是介绍的！
刘正山：在这种情况下，像你们婚姻这样和谐的，真的很难得。
茅于轼：是这样的。我看10对夫妇里头，很圆满的也就是一、二对，六、七对就是凑合着过日子，还有几对闹得不行了，就分手。
刘正山：您可否介绍一下经验？
茅于轼：婚姻的好坏，取决于自己怎么对待，并不是谁跟谁才能走到一起，跟谁就走不到一起，我觉得谁跟谁都能走到一起。问题是两个人要正确对待，正确对待这个家庭关系。我觉得“正确对待”里头的一些主要的内容是，彼此尊重，不要干涉对方的自由，双方要认真地约束自己，如果能做到这些呀，我想至少婚姻不会很差。婚姻出现问题的，往往是因为一方想管住对方，想改造对方，干预对方的自由。
刘正山：试图把别人的个性给抹杀了。
茅于轼：对对对，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想要改造人？把这条心死了吧，你别改造人，你要尊重别人。这样，日常纠纷就少了很多。你要尊重别人的自由。如有的人有洁癖，特别爱干净，他（她）找了个对象特脏，这两个人就没完没了了。那你得尊重别人，你自己干净就行了，不要想改造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