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童日记》作者流亡记忆的隐秘回响，关于人生的黑暗与荒凉
本文作者：曾梦龙
雅歌塔的流亡经历没有阻碍她创作出有强大张力的作品，读者无法忽视她为自由所付出的代价。——《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不识字的人》
内容简介
书稿为四本小书的合集，分别为《噩梦》《昨日》《你在哪儿，马蒂亚斯》《不识字的人》》，体例与内容各有特色，共同呈现出现实与梦境交织的迷幻风格。和“恶童三部曲”一样萦绕着残酷与幻灭的黑色氛围，但这四部作品的笔触更轻盈多变也更贴近作者本人的声音。其中，《不识字的人》是雅歌塔自传性质的小说。 11 个章节，写了人生中的 11 个片段。从匈牙利的童年记忆、寄宿学校的生活到瑞士的流亡生涯，刻画出她如何一步步从一个匈牙利乡村女孩成为国际知名作家。
作者简介
雅歌塔•克里斯多夫（Agota Kristof）， 1935 年出生于匈牙利的奇克万德（Csikvánd）。 1956 年因匈牙利发生暴动，随夫婿避难至瑞士，后于纳沙泰尔市（Neuchâtel）定居，直至 2011 年 7 月 27 日去世，享年 75 岁。
饱经战火与思乡之苦的流亡生涯，孕育出雅歌塔作品中冷酷逼真、发人深省的特质。自 1978 年以来，她用法语写作了 23 部作品。 1986 年其首部小说《恶童日记》在法国出版随即震惊文坛，获得由法语作家协会颁发的欧洲图书奖。续集《二人证据》与《第三谎言》于 1988 年、 1991 年相继出版，成为著名的“恶童三部曲”，这也确立了她在文坛的地位。《第三谎言》于 1992 年获得法国国内广播电台图书奖。
“恶童三部曲”至今已被翻译成了 35 种语言。历年得奖记录包括瑞士戈特弗里德•凯勒奖（2011）、瑞士席勒文学奖（2005）、奥地利国家欧洲文学奖（2008）。2011年，她还获得了代表匈牙利文学艺术领域最高荣誉的科苏特奖。
雅歌塔的作品充满了独创性、讽刺性与人性，是一位极具代表性的当代作家。有评论认为雅歌塔的作品拥有托马斯•伯恩哈德的阳刚之气，以及杜拉斯的简洁文风，也有评论提出她作品中的荒诞性可比于贝克特与尤内斯库。
译者简介
张荪婧 法语专业八级，南京大学法语 MTI 硕士在读，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法语系，曾作为交换生前往法国普瓦捷大学学习交流。
书籍摘录
不识字的人（节选）
斯大林之死
1953 年 3 月，斯大林去世了。我们是昨晚知道的这个消息。
寄宿学校要求必须为此悼念。我们无声地去睡觉。早上，我们问：“今天是放假了吗？”
督学说：“不，你们和往常一样去学校，但是不能唱歌了。”
我们和往常一样排着队去学校，但是没有唱歌。建筑物上挂着红色和黑色的旗子。
老师在教室等着我们，他说：“十一点，学校的铃声会响起。
你们要起身默哀一分钟。在此之前，你们需要写一篇名为《斯大林之死》的作文。作文里要写斯大林同志对于你们来说的意义。
首先是如父亲一般，其次是一盏明灯。”一个学生突然哭了起来。老师说：“请控制好你自己，小姐。
我们都十分悲痛，但要控制好自己的痛苦。你们的作文不会被计分，看在你们才刚刚经受过如此重大打击的分上。”
我们写着，老师在教室里踱步，手放在背后。铃响了，我们站了起来。老师看了看手表。我们等着城里的警报响起。靠窗户的女生看了看街上说：“这只是收垃圾的铃声。”
我们坐了下来，笑出了声。
学校的铃声和城市的警报不久之后便响起，我们又站了起来，但因为刚才收垃圾的铃声，我们还是很想笑。我们就这么站着，这漫长的一分钟，因为憋着笑而晃晃悠悠站不稳，老师也跟着一起笑。
我曾把斯大林的彩色照片放在口袋里好几年，但直到他去世的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我姨姨会在某次我去她家的时候将这张照片撕得粉碎。
思想灌输的力度是巨大的，对于年轻人尤其有效。鲁道夫·纽瑞耶夫，苏联时代持不同政见的伟大舞蹈家，这样说道：“斯大林去世的那一天，我去了郊外。我一直等着不平凡的事情发生，等着自然回应这场悲剧。然而什么也没有，没有地震，没有任何信号。”
不。“地震”在三十六年之后才到来，也不是自然的回应，而是来自人民。必须要等待这么长的时间，让我们的“父亲”真正死去，让我们的“明灯”永远熄灭，希望如此。
据我所知，没有一个不同政见的俄国作家谈起过，这些必须忍受着专制的人是怎么想的。关于这些多年来忍受着异族和他们的统治的“不重要的小国”，他们又是怎么想的。这些作家们是否为此，或者说将来会不会为此感到一丝羞愧？
在此，我想到了托马斯· 伯恩哈德，一位伟大的奥地利作家，他从来没有停止批判和抨击—带着爱与恨，还有幽默—他的国家、时代、生活的社会。
他于 1989 年 2 月 12 日去世，为此没有全国或者国际上的哀悼，没有虚假的眼泪，可能也没有真实的。只有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忠实读者，能感受到文学界失去他的痛苦：托马斯· 伯恩哈德，从今往后，不会再写作了。更糟糕的是他禁止人们在他死后出版他未公开的手稿。
这位作家对现实说的最后一个“不”字凝结在了《是》这本书里。这本书现在就在我面前的桌子上，与《水泥地》《下行者》《声音模仿者》《伐木》以及别的书一起。《是》是我读的第一本
他写的书，我把它借给了很多人，并且介绍说我从未在读书时笑过这么多次。他们还给我的时候都说没能读完，说这本书里有太多“令人挫败”与“无法承受”的东西。说起这本书的“喜剧性”，他们则一点儿都没有体会到。
书的内容确实是可怕的，因为这个“是”确实是“是”，但那是对死亡而言的“是”，因此对生活而言就是“不”。
然而，无论他是否愿意如此，托马斯· 伯恩哈德将永远存在，并且给那些自认为是作家的人树立了榜样。
回忆
我从报纸还有电视中得知一个十岁的土耳其孩子和他的父母一起偷偷穿越瑞士边境的时候死于寒冷和精疲力竭。“蛇头”将他们带到边境，他们只要一直向前走就可以走到瑞士的第一个村子。他们走了很久，穿越了山脉和森林。天气非常冷，最后父亲将孩子背在身上，然而已经太迟了，当他们走到村里的时候，孩子已经因疲惫、寒冷和体力耗尽而亡。
我的第一反应和任何一个瑞士人一样：这些人怎么会和孩子一起冒这样的风险？这样不负责无法令人接受。因此产生的震惊来得如此快速和猛烈。十一月末的冷风扫入并吞没了我温暖的房间，回忆中的声音惊愕地响起：“什么？难道你忘了吗？你也做过一样的事情，完全一样的事情。你的孩子，还是个才刚刚出生的婴儿。”
是的，我想起来了。
二十一岁的时候，我已经结婚两年了，我的小女儿刚刚出生四个月。我们计划在十一月的一个夜晚，跟着一个名叫约瑟夫的“蛇头”—我对他很熟悉—穿过匈牙利和奥地利的边境。那晚一共有十来个人，其中有几个小孩子。我的小女儿在她父亲的怀里睡着，而我则背着两个背包。一个背包里装着奶瓶、尿布，还有孩子的换洗衣服，另一个背包里则装着字典。我们跟着约瑟夫静静地走了约一个小时。几乎没有一点光亮，偶尔耀眼的烟火和探照灯的光会照亮一切，炮声和射击声之后，黑暗与寂静又将我们笼罩。
在森林的边缘，约瑟夫停了下来并对我们说：“你们已经在奥地利了，只需要继续走就行，村子并不远。”我拥抱了约瑟夫。所有人都把身上的钱给了他，毕竟，这些钱在奥地利也没任何用处。
我们在森林里走着，很久，非常久。树杈划伤了我们的脸颊，有人掉进了树洞里，落叶浸湿了鞋子，脚踝被树根绊到差点扭伤。我们打开了几只手电筒，可是只能照到很近的地方，这里只有树，总是树。但是，我们应该已经走出森林了。我们感到自己只是在原地打转。
一个孩子说：“我好怕，我想回去，睡到床上去。”
另一个孩子也开始哭了。
一个女人说：“我们迷路了。”
一个年轻的男子说：“停下吧，如果继续这么走下去，我们会回到匈牙利的，可能已经回去了。先别动，我去看一下。”如果回匈牙利，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非法越境的牢狱之灾，也有可能被喝醉的苏联边境士兵一枪击毙。
年轻男子爬到了一棵树上，下来之后他说：“我知道我们在哪儿了，我根据灯光定了下位置，跟我走。”我们跟着他，不久之后，终于走出了森林，来到了一条真正的路上，没有树杈、树洞和树根了。
突然，一束强烈的光照向了我们，一个声音说：“站住！”我们其中的一个人用德语说：“我们是难民。”
边境的奥地利士兵笑了一声，回答说：“我们很怀疑，先跟我们走。”
我们被带到村里的广场上，那里有一群难民。市长来了。“那些带着孩子的，向前走。”
我们被安排住在一户村民家里，他们很友善，帮着照顾小孩，给我们吃的，并让给了我们一张床。
奇怪的是，我对这些的记忆并不深刻，就像这些只是发生在某个梦境里一样，或者是在别处的生活中，像是我的回忆拒绝想起这丢掉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的时刻。
我将我用别人看不懂的话语写的日记还有最初的那几篇诗歌留在了匈牙利。我的兄弟、父母也都还在那里，我没有告诉他们，也没和他们道别。但是那一天， 1956 年 11 月末的那一天，我永远地失去了我的民族归属感。
无家可归的人
我们从匈牙利来到奥地利的小村庄，从那里又坐车去了维也纳。车票的钱是市长付的。路途中，我的小女儿在我的膝上睡觉。路边，一个个边界里程标亮着光，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里程标。
来到维也纳，我们找了一家警察局进行申报。在警察局的办公室里，我替女儿换了尿布，给她喂了奶。她吐了。警察告诉了我们难民营的地址，并指明了免费去那里的电车。在电车上，穿戴得体的夫人们抱着我的女儿，并往我的口袋里塞了点硬币。
难民营是一幢很大的建筑物，之前应该是工厂或者兵营。在一个宽敞的大厅里，草垫直接铺在地上，这里有公共淋浴间和一个很大的餐厅。餐厅入口处的一块黑板上钉着许多寻人启事。
人们在这里寻找穿越边境时、维也纳城里，或者在这嘈杂的人群中丢失的亲属或者朋友。
我的丈夫，和所有人一样，每天都去各个使馆的办公室询问可以收留我们的国家。我和女儿待在一起，她就躺在草垫上，咿咿呀呀地和草绳玩儿。为了要到一些婴儿必需品，我不得不学几
句德语。我抱着她走向难民营里的食堂，向那个看起来是厨师的人说：“Milch für Kinder, bitte.”或者“Seife für Kinder.”那位先生总是亲自给我我需要的东西。
我们乘火车去瑞士的时候已经接近圣诞节了。车上窗前的餐桌上摆着小圣诞树、巧克力和橙子。这是一辆特别的火车，除了乘务员，里面都是匈牙利人，它只会停在瑞士的边境，那里会有人接待我们。窗户外还有些善良的妇人向我们递着热茶、巧克力和橙子。
我们到了洛桑，住进了城市高地上一处靠近足球场的难民集中营。穿着像军人的年轻女人带着宽慰的笑容抱走了我们的孩子。男人和女人分开来淋浴，衣服被带去消毒。
我们之中经历过这种情况的人承认说他们当时很害怕，但是当大家都平安重聚的时候，所有人都舒心地叹了口气，尤其是我们找回了自己的孩子时。我的小女儿已经被喂饱了，安静地睡在我床边一个漂亮的摇篮里，她从未有过如此漂亮的摇篮。
星期天足球比赛之后，观众会站在难民营的栏杆后面看我们。他们给我们一些巧克力和橙子，当然，有时候还有一些香烟和钱。这让我们觉得这儿不是一个集中营，而是一个动物园。我们中的一些人会害臊地离开回院子里去，也有些人则相反，会把手伸出栏杆外讨要，然后对比战利品。
一周几次，会有工厂来寻找劳动力。一些朋友或者熟人找到了工作和住的地方，走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了地址。
在洛桑过了一个月之后，我们又在苏黎世森林里的一个学校里度过了一个月，那里会有人教授语言课，但是因为我的女儿，我很少能去上课。
如果没离开我的祖国的话，我现在会过着怎样的生活？更加苦难和贫穷，我想，但不会这么孤单和痛苦，也许会感到幸福。
但我可以肯定的是，我将继续写作，无论在哪儿，无论用哪种语言。
题图为雅歌塔•克里斯多夫，来自：T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