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经济》-新结构经济学-林毅夫

一、建国前中国的经济问题——李约瑟之谜

李约瑟之谜研究的问题是为何在18世纪以前技术发明都是从东方传向西方，而工业革命之后，技术发明变成从西方传回东方。

思考两个问题：工业革命的本质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

工业革命的本质是科学研究方法论的革命，工业革命前的发明创造来源于被动试错过程，工业革命后的科学研究则来源于主动试错过程。工业革命之前的科学研究多发生在商、农阶段，所有的试错过程都是被动过程，中国最初的技术领先来自于人口优势。工业革命的本质是科学创新方法论的革命，西方将“试错”变成了实验室中主动的重复性行为，推动技术创新。但是，中国的四大发明：纸、活字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的发明创造并非全部来自于农民之手，所以林毅夫的理论仅能够部分解释问题。

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更多的是源自于政治制度的不同。彼时，中国的聪明分子在科举制下热衷于政治，统治阶级为维护通知而讲学四书五经，为社会上所有的聪明人提供进阶“统治阶层”的通道，所以，官本位的科举制度抑制技术创新。彼时西方国家为贵族世袭制，社会在足够基数的聪明人热衷于“试错”的科学创新。在贵族对基础科学的支持下，差距不断拉大。 所以，不同的制度下，适应不同文化的生长基金。

二、建国初期中国的经济问题——三位一体（1848-1977）

建国之后，中国的经济问题可以总结为3个问题：重工业战略、三年农业危机和文革后、改革开放前10年时间的经济探索期。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三位一体：建国的中国从安全、自主角度出发，确立了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短缺经济下，优先发展重工业是符合国情但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决定，从而导致了三位一体的矛盾：宏观上扭曲价格信号、行政上计划配置资源、微观上剥夺企业自主权。其内生逻辑是优先重工业发展，降低重工业的资源获取成本，所以在宏观上会扭曲价格信号；因为中国战后尚处于短缺经济，资源全部向重工业倾斜，其它行业的资源分配只能在行政上计划分配；为防止劳动剩余被倾吞，政府必须剥夺企业的资助权利。三位一体经济制度的形成，目的是创造劳动剩余，并掌控剩余的分配权，防止剩余被倾吞，从而使得剩余真正流向重工业。

注：短缺经济特指计划经济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现在北朝鲜），科尔奈认为是社会主义特性决定的，但林毅夫认为是扭曲价格的特性决定的。

城乡隔绝与农业危机：中国建国后的产业结构是以农业为主，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所需的资源来源于农民，但为保证重工业发展又特意压低原材料价格，最终演变的局面是“又让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由于城市就业机会有限，又要更多的人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所以产生了城乡隔绝制度（农业和非农户口）。在此背景下，农业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为何1958年由合作社转为人民公社以后，紧接着就带来了三年的农业危机？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区别在于是否允许土地的私有化。合作社存在退出的单干渠道，而人民公社在没有退出渠道的情况下，博弈的最优结果是大家都不劳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低。三年农业危机是博弈的自然结果。

三、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问题——比较优势（1978-至今）

比较优势理论下的关键词是：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自生能力。

具备不同禀赋结构的国家应制定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一国的生产要素主要包括资本、劳动、土地和自然资源，由于一国的土地、自然资源和劳动人口基本是稳定的，所以经济的增长主要来自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力水平提升。实现资本积累的方式是根据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采取比较优势发展。发展中国家利用劳动力密集优势发展优势产业，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引进技术的专利费大概只占研发费用的30%），使得企业在不需要政府大量补贴的情况下获得自生能力。待资本实现积累，要素禀赋结构逐渐发生改变时，逐渐储备先进技术，并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应是符合一国要素禀赋结构变化下的自然结果）

国家从战略角度出发，会支持特定行业或产业的发展，例如国防、高科技领域等。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企业主要存在两类问题：不具备自生能力和存在“寻租”行为。不具备自生能力，即需要依赖国家的补贴而存活，从国家的补贴情况可以反向确定是否存在比较优势；“寻租”行为会将责任推卸于国家政策，也决定许多国资背景的基金存在“裙带投资”。他们为国家承担政策性负担，实际收入来自于国家政策补贴，而非直接的投资收益。从比较优势理论可以发现，林毅夫实际上反对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隶属于新古典经济学派。

注：自生能力是指在一个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一个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在不需要外力的扶持保护下，即可预期获得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的能力。

要素禀赋结构是指不同国家生产要素的相对丰富程度；土地和自然资源相对保持不变，模型简化为资本和劳动。

四、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农村、城市、国有企业、金融、市场体系、供给侧结构

农业的问题是增产不增收。工业革命之前，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均GDP每年没有明显的变化。这是因为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中，农产品具有收入弹性小和价格弹性小两重特征：人口基数一定的条件下，收入的变化对农产品需求变化不大；供给减少，价格上升不明显，供给增加，价格下降会很明显。再叠加中国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城乡隔绝政策，城乡之间的差距不断加大。林毅夫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推行城市化，减少农民数量；全国统一市场，减少要素价格扭曲（要素价格均等理论）。

城市问题是三位一体下导致的重工业战略下资源分配的不均问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分配效率低下问题，企业剥夺自由权下的效率低下问题以及价格扭曲的市场双轨制下寻租行为问题。解决城市问题的方法是制度变革。

国有企业问题是生产积极性不高，盈利能力低下。国有企业现有的改革思路是产权清晰化，权责分明、政企分开和科学管理。但产权改革对于国有企业来讲没有意义，因为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大型国有企业出现“委托-代理”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情况几乎是必然现象。解决盈利问题的核心在于玻璃政策性负担，也即意味着不追求所谓的赶超战略，而以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但林毅夫的经济政策或许能够解决盈利问题，但是没有办法解决“委托-代理”分离的矛盾。

金融体系问题是金融结构问题，也即中国的股市和银行呆坏账问题。中国占金融体系70%资金量的四大专业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80%的贷款都给了国有企业，贷款相当于拨款。而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则很难从四大专业银行获得贷款。对于中小型企业而言，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在现有金融体系下都非常困难。国家在金融体系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发展地区性中小金融机构服务中小型企业，但这给地方性金融机构带来了更多的金融风险。发达国家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是因其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受专利保护的技术，能够获得全球市场，成功回报相当大。

对于科创板中的中小企业而言，一来无法通过主板市场融资，二来也很难获得专业银行的贷款，所以中国想要推动市场化机制的科创板来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渠道。但缺少资本加持的企业，经济上的规模化收益只可能来自于技术上的突破，只有受保护的技术产品化，获得全球化市场，才有可能享受到技术带来的超额收益。但对现阶段的中国而言，我们尚且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种，真正在全球化市场中领先的技术寥寥无几。科创板如果能够成功吸引市场资本，必是依靠政府补贴高技术企业创造营收“谎言”。对于国家经济来讲，并不经济；对于散户来讲，长期均是风险。对于科创板，关注技术硬实力和政府合作为主的企业。

亦从该角度讲，中国的人工智能等高科技行业属于国家的战略性行业，最终能够跑出来或者盈利的应该有两类：一类是政府补贴企业；一类是TO G企业。

注：金融结构是指一个经济体系中直接融资（股票市场）和间接融资（银行贷款）的比例。

五、凯恩斯主义与供给学派

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是需求创造供给，“挖个洞、补个洞”或发放救济，在短期内增加了需求，但长期不提高劳动生产率；

供给学派的政策措施是通过降低税收提高投资，增加供给的积极性。

两者的共同目标是促成供给与需求的重新循环。

G7，也称为富人俱乐部，包括英、美、法、德、意、日、加、俄罗斯（G8）

G20，国际经济合作论坛，20个国家的GDP占全球比例90%，贸易额占比80%的全球主要经济体

中国自1978年以来，维持了近34年的9%以上的经济增速，日本、亚洲四小龙国际在近20年的时间维持超过7%的增速便被称为东亚奇迹。挑战“自然增长理论”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改革五大任务。过剩产能主要在建筑行业，比如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

分析问题的方式：证伪主义、要素思维、比较思维

学习历史的目的是从“偶然的现象”中了解其“必然的原因”，应用在此就是增加对社会经济现象本质的认识，以完成“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经济学原理：谁受益，谁付费

经济学是一门解释学科，所以其理论都具有一定的历史适用性。

林毅夫、杨小凯、张维迎、黄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