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求爱、背叛、倒追的女性回忆：革命本身就是一种荷尔蒙

1973年的法国电影《末班车》（又名《最后一列火车》）大概是我二十多年前不经意间看到的一部二战影片，讲的是一个孤独的德籍犹太女子逃亡法国时，与一个怀揣着怜香惜玉念头的男人在这一趟末班车上邂逅（男人有妻子女儿在另外的车厢），一晌贪欢，分手之后念念不忘，劳心走神；后来犹太女子在法国边境被怀疑是法国抵抗组织的成员而被扣押，勒令该名男子前去说明女子所持证件的原委。这个时候，男人刹那间的抉择，特别是眼神，毫不掩饰地说明这一段露水情感还真的是不解之缘。

可以想象，一个形影孤单的犹太女子如果真的与抵抗组织搭上联系，无异是一种拎着脑袋过鬼门关的革命之举。罗密施耐德主演的这位犹太女子，优雅而落拓，寡言少语，没人知道她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行踪神秘；而35岁的罗密施耐德此时已经经历了好几段不堪回首的婚姻，被孩子拖累得满脸都是沧桑，恰恰特别吻合电影中女主角混杂在难民中落荒而逃、亡命天涯的角色。如果说是传递某份情报，联系某个抵抗组织，这都说得过去，符合革命者的平常逻辑；而且非常凑巧的是，偏偏就是末班车上普遍弥漫的荷尔蒙气息最能掩饰得了她的身份。

革命往往是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是迷人的；说是罗曼蒂克，也的确如此。1971年塞尔乔莱昂内执导的电影《革命往事》中主角胡安说的：识字的忽悠一下不识字的，于是就革命了；执念于革命的往往死得最快，而那些抱着其他目的进入革命队伍的家伙最后的结局都很意外，让人惊讶于造化弄人。革命就是一场大规模的社会阶层重造运动，是颠覆性的人类运动；又有着崇高的名义，是先进阶级推翻腐朽阶级的暴力行为。投身其中的男男女女，就像粒子对撞机里活泼乱跳的原子颗粒那样充满了偶然性。唯一不同的是，总有情窦初开的菜鸟加入，总是有浪漫的情愫裹挟其中的每一个人；人又都是有感情的，男女之间的结合跟莽荒时代几乎差不多，充满了新鲜感，也洋溢着好奇的欲望，每一个国家的所谓革命行动都出现过这样的浪漫之举。

女人革命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新奇玩意儿，不仅仅是抛头露面洒热血，还照样要谈感情，也是要分泌荷尔蒙的，以及不可遏制的女人欲求，无意中担负了繁衍后代的天然责任。二十年前看到曾志的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又名《百战归来认此身》）还是十分惊讶她泼辣大胆的做派。直率，最大程度地做到了毫不隐瞒自己男女交往的情事，与同时期的左派文艺青年丁玲相比，毫不扭捏地谈及革命时期的男女关系；她经历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创建，离开井冈山，绕行赣南而驻足闽西领导青年先锋队的残酷回忆，奉派到白区厦门、福州中心市委的地下活动，被排斥而到了闽东的地方游击斗争，更多更隐秘的还是身为一个女人在革命中与各种男性的生死爱恋，以及诸多莫名其妙、不了了之的爱恨情愁。

大革命初期，京广线上的这位湖南女子实在是勇气可贾。民国元年生人，生逢革命风暴满地席卷湘粤赣的年代，黄埔军校最初也一直不招收女生，她立马就从衡阳的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退了学，通过简单的考试加入了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当了一名女兵，而且以女性身份坚持到了毕业。与1926年冬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一次招收的女兵队女兵普遍都有逃婚和抗婚的经历不同，这个十三四岁的女兵在突如其来的爱情表白面前，还有些懵懂，幼稚，不知所措。

革命本身就是一种荷尔蒙。革命狂热中的女人，在一两次求爱的表白下，不仅仅是面子上过不去，连心都软了。买了些喜糖、花生、瓜子、糕点请大家热闹热闹，就算结婚了。如曾志所说，她十四五岁的第一次婚姻就是这样的。热血青年投身革命就容易走极端，男女学生白天走上街头喊口号宣传，晚上回来又唱又跳，疯疯癫癫，到了夜间，男女也不分地挤在一张床上，深更半夜还吵吵闹闹的。湘南特委的特派员何舍鹅知道这事后大发脾气：男男女女搂在一块睡，男女不分的这些人就是反革命，破坏我们的革命道德，如果发现谁再这样，就枪毙，就杀头。

曾志的第一任丈夫夏明震（夏明翰的弟弟）在湘南焦土政策引发的暴乱中被乱刀砍杀，她也不想在地方工作了。农民的利益受到了侵犯，一旦反水被人利用，情绪爆裂，危险系数大。曾志随后就紧跟着郴州第七师的男女老少要去投奔井冈山，与朱德的队伍会合。从湖南宜章向井冈山的路上，行走的十几天，与第七师党代表蔡协民朝夕相处，产生了感情，经师长邓允庭口头同意，就结为了夫妻，还很快就有了身孕。曾志当时的真实想法是，革命者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夫妻关系也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了，哪还讲什么三从四德？共产党员的头脑中不该有旧的思想观念作怪，夫妻生活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政治生命。人死而不能复生，把他夏明震放在心里就是最好的纪念（跟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一个道理）。这个时候行军到了井冈山脚下的湖南酃县（今湖南炎陵县），不要说结婚仪式、喜宴，连茶点都没有了。

蔡协民到了井冈山以后，队伍整编后调任红三十二团（团长袁文才）党代表。井冈山上正经的田土本来就少，米粮短缺。几千人的部队分布在山沟沟里，只够吃一两天，就必须跳到外围攻打周边县城，接济山上的留守人员。曾志因怀孕回到留守处医院，17岁生孩子，生了又不会抚养就送人了。生完孩子，与伍若兰、贺子珍、吴统莲（曾志的湖南第三师范同学，倒追曾日三）等人组成了妇女组，跟随部队去做地方群众动员，1929年1月14日挺进赣南，沿罗霄山脉的缝隙间南下，到了大余县、南康县，在大庾岭被尾随的粤赣两省之敌打得人仰马翻，赣南各县地方民团武装也时不时向行进中的队伍打冷枪，也有敌军正规部队左冲右突，伍若兰腿伤掉队被俘了，几天之后头被割下来，挂到了赣州城楼上。

赣南腹地的敌对势力太多，部队只好向兵力空虚的闽西突围。刚刚拿下瑞金县城，屁股还没有坐热，就被敌军刘士毅部追上来了。脚跟未稳的红四军一口气击溃了刘士毅部，拿下了宁都县城，而与此此时井冈山根据地已经失守，只能继续向闽西开辟新根据地。翻越武夷山的路上击溃了福建的省防军郭凤鸣混成旅二千余人，直捣长汀县城。被打死的旅长郭凤鸣捆在竹梯上，抬到了汀州最高的城门楼上示众三天，吃瓜群众络绎不绝前来围观。至此，红四军才终于扭转了从井冈山下来以后在赣南被尾随紧追的被动挨打局面。永新游击队长出身的贺子珍此时与毛委员也趁胜利之时嬉笑打闹，陷入了热恋。

蒋桂战争爆发，井冈山既然已经失守，闽西长汀县城又站稳了脚跟，以此为根据地，再寻机时不时回师富庶的赣南夺取物资，与彭德怀的红五军会师瑞金。赣南与闽西被列为中央苏维埃革命根据地，似乎稳操胜券，指日可待；而闽西的敌军薄弱，红四军党代会以后，毛委员被排挤出了红四军的前敌委员会，带着贺子珍去闽西特委的上杭县指导地方工作了；曾志被划为毛派，与丈夫蔡协民（从团党代表调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一起被挤出了红四军，留在了闽西临时特委做地方工作。

曾志在毛委员的建议下担任闽西团特委书记，儿童团、少先队很快组织了起来，反封建反旧礼教，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少先队向军事化发展，转向了少年师。革命的热血被点燃起来了，砸寺庙菩萨，打碎祠堂祖宗神位，捆绑那些虐待童养媳的游街示众……少先队是男女混编的，他们认为男女平等了，生活上无拘无束，乱搞男女关系，曾志作为团特委书记亲自去处理这些极端的男女行为。闲下来，就去照顾怀孕的贺子珍；而毛委员被陈毅出面请回到了经常奔突在苏区外围作战的红四军，再度做了前委书记。

当时的福建省委机关抽调曾志与蔡协民到厦门组织暴动，他们俩带着几十两黄金首饰做活动经费，绕道潮州汕头，再到厦门。曾志为人机警，以西药店老板的太太做掩护，1930年10月与厦门劫狱的总指挥陶铸对上了眼，惺惺相惜；而这一次的见面，让曾志与蔡协民时常莫名其妙地吵架。没多久，省委机关驻地被房东老婆告发了给警察，几位地下党被枪杀了，包括怀孕六个月的福建省军委书记王海萍的女人。再到1932年1月，厦门中心市委急需经费，曾志生下来两个多月的第二个儿子被卖了送人，凑得一百块大洋。这一年的5月，红军攻取漳州筹款筹粮后又回师瑞金，曾志想借此机会与蔡协民分手回中央苏区，没想到已怀有身孕。闽南根据地新组建的红三团战斗失利后的10月下旬，两人双双遭受厦门市委的处分，蔡协民要去上海找中央局申诉自己的冤屈，曾志则去福州中心市委找陶铸，两人就此各分东西，夫妻关系结束。

背着处分，曾志到了福州中心市委，想尽办法洗清原委，三个月后担任市委秘书长，与市委书记陶铸扮假夫妻，组成了家庭。假夫妻假戏真做就成了真夫妻。倒是蔡协民在上海被中央弃之不顾，流落街头，幸亏交通员给他买了船票回福州；而曾志因念旧情，透露内情给了蔡协民，受了留党察看处分，搬离市委机关，她的第三个儿子分娩后全靠陶铸照顾，孩子出生后十三天就送了人。1933年2月，陶铸被上海中央局书记王明下令调离福州，4月底临行前租了个旅馆房间，与曾志两人度了十天蜜月。没想到陶铸到了上海一个月，传回福州的的消息是被捕叛变。后来得知，他跟蔡协民一样，被上海中央局书记王明拒之门外，原本要调往江苏坐冷板凳，主编一份报纸，又遭人举报入狱，移送南京，判处无期徒刑，直到1937年9月国共第二次合作被李克农营救出狱。

曾志被流放到了闽东做地方工作，从1933年6月至1935年2月历时一年多时间。1934年3月份收到陶铸来信，得悉被判了无期徒刑，23岁的曾志说自己随时准备牺牲，早已将三从四德抛到了九霄云外，确实有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有自由恋爱的权利，平时与任铁锋、叶飞两人在游击战争中因话语投机，交流较多；被闽东特委以其恋爱问题上极不严肃的态度、同时与两个党内负责同志要好、影响党内几个负责同志之间的团结为由，下达处分指示，留党察看四个月；后因重病与任铁锋寻机脱离了被敌军围剿后满目疮痍的闽东，千方百计地从福州搭船到广州，任铁锋去上海找党组织，曾志回到了湖南宜章老家。

刚刚回到老家，接获难友来信，得知了有叛徒告密，又从广州乘船去了上海，与任铁锋一起寻找党组织长达一年有余，1936年10月由北方局上海特科接纳，恢复党组织关系，在外围组织做事。淞沪战役期间，任铁锋组织的一支武装别动队被打没了，带着三名仁济医院的女护士前往武汉向党组织汇报，又被开除了党籍，勒令自谋出路。曾志在上海常被人盯梢，也准备去延安。1937年9月，从上海到南京，追寻陶铸而去。到了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得知陶铸刚好已经出狱奔赴武汉，又匆匆赶往武汉。从此磕磕绊绊，时有分离，同在湖北汤池训练班做教员，又做兵运工作，与国民党各色人等打交道，也很少见面。1939年12月曾志持中原局的介绍信到了延安，陶铸1940年5月初也从湖北来了，但最终走到了一起。

以女性视角的亲身经历与感受，去看红军时代与八路军时代革命队伍中各色女性的遭遇，这是曾志真实程度最高的回忆，对自己的男女关系也毫不隐晦，表达得直白坦荡。对随军长征的贺子珍、吴统莲（后改名吴仲廉）的各自境遇，也有一两笔精微的详细记载。革命时代的私人情感往往都充满了热血的冲动，血气方刚，凭的就是感觉，一如曾志对自己感情的心理剖析；解除包办婚姻、扫除旧道德礼教，恋爱自由，婚姻自主，领导同意批示，或者自愿结合走到一起，都没人强行干涉，无论是湘南的还是闽西的青年组织，都有过乱搞男女关系的火辣举动，而绝大多数又因为党史的忌讳而被历史尘封。

时代已远，沧海桑田，惟有革命之举最令人怀念。人类社会需要挣脱的枷锁就是如此，挣脱了之后又会被套上，套上了以后又思谋着挣脱，革命不单单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还需要挣脱一切肉体上精神上的绳索；而革命年代的浪漫主义情调不仅仅来自于荷尔蒙的内在冲动，也不仅仅只是革命本身，还有革命者私下的另一面满怀激情碰撞的男女私情。文■岭南刀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