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读书摘要和笔记（20190618）
笔者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有二个版本，分别是李泽厚版和王尔敏版。李泽厚版主要介绍作者对近代中国自太平天国至辛亥革命时期各主要思潮和重要思想人物如康有为、谭嗣同、严复、孙中山，章太炎、鲁迅等的系统论述和细致分析。王尔敏版主要就中国近代思潮之涌动，推考展现于近代知识分子中之面面反应与理解。分别论及：醒觉意识，思潮动向，时代变局之认识，国际观念、商战观念，中国名称溯源，以至民族主义思潮。
我读的这个版本是李泽厚版，三联书店2008年6月版。
李泽厚是我国著名哲学家，湖南长沙人，生于1930年6月，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
李泽厚成名于五十年代，以重实践、尚“人化”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观卓然成家。八十年代，李泽厚不断拓展其学术论域，促引思想界在启蒙的路径上艰辛前行。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说过，巨大的历史事变和人物经常两度出现。中国近百年来的许多规律、因素、传统、力量等等，直到今天还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近代思想在短短几十年内，从封建主义到社会主义，像雷奔电驰似的，越过了欧洲思想发生成熟的数百年行程。从洪秀全到鲁迅，本书论述的是中国近代走向未来的浪潮。
这本书主要以太平天国、改良派自由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者这三个阶段的思想者为对象，剖析他们的思想形成、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并分析这些思想的优点和局限性。这些思想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发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他们的思想塑造了我们今天的民族、国家和社会环境，他们就是我们的前辈和先驱，他们的思想纵然有时代局限性，但是那直到今天依然闪烁着光芒的思想，依然值得我们学习。
从意识形态看，太平天国有其非常鲜明的特色，它穿着宗教外衣，表现了农民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对地主阶级进行空前的思想反抗和暴力冲击。然而，太平天国思想却无法挣脱封建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局限，缺乏近代资产阶级基于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经济基础所产生的民主主义等重要内容。相反，像平均主义、禁欲主义、宗教迷信等小生产者的意识形态占据了重要地位。它们违反社会发展的进程，不符合现实生活的要求，起了导致革命失败的作用。洪秀全的思想突出的表现了农民阶级意识形态这种革命反抗与封建落后的两重性。（笔者注：这是作者的总体评价，太平天国归根结底是封建的的革命形态。）
太平天国的特点是，它从西方学来了一套新的形式，把这种反剥削的理想提高到一个空前水平，构成了一套相当完备的理论体系，以此来作为发动、组织、统帅农民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斗争的根本思想武器。它搞得如此充分、完整和自觉，在中外农民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
根本原因乃在于它适应了当时当地农民起义的需要……是中国革命的需要使洪秀全采用和改造了这一外来的形式。
普列汉诺夫讲到宗教时曾提出观念、情绪和活动（仪式）是三个要素（《论俄国的所谓宗教探寻》）。洪秀全把这三者都注入了革命的内容。
不应将农民阶级、农民战争及其领袖理想化。一方面，它有反地主阶级、冲击封建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它又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仍然要回到传统生产方式去，从而又具有浓厚的封建性。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以农民为主力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数十年武装斗争，也可说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有继承关系。
问题的实质在于农民既不可能创造新的生产方式，也就不可能创造能彻底挣脱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
从政权的建立原则、制度、办法和具体发展情况看，它就仍然是在小生产的社会基础上，适应于各种封建形态的土地关系的上层建筑。
1853年洪秀全定都南京后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是公认的太平天国革命思想的总纲。它的特征恰恰是上述革命反抗与封建落后这种双重性的最典型的表现。
马克思曾指出，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在这里可说是表现得最为典型了。
《资政新篇》的价值在于，它在近代条件下，给农民革命提示了一条真正摆脱传统羁绊，甩开落后空想，继续前进的方向和道路。这是当时符合历史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唯一的方向和道路。尽管由于军事局势，根本没能实行，但它在思想史上的意义是重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政新篇》才可说是《天朝田亩制度》的珍贵的续篇。正是由于《资政新篇》，太平天国才具有指向“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马克思）”的近代民主主义的气息。
《资政新篇》提出的发展民族主义的主张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有一定的客观经济基础（中国传统社会末期本已有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是符合中国社会摆脱封建主义的历史趋势的。——“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思想散论”
中国近代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是出现在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传统社会上层的早期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时代思潮。它反映和代表着正开始形成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社会新兴势力，主张用和缓渐进、暂时不作根本变动的办法，来改革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以抵抗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
龚自珍为中国近代思潮奏出了一个浪漫主义的前奏曲，这个充满异端情调的序曲，在稍后的时代里就发展成为激昂强烈的真正的交响乐章。无论在文学上，政治上或学术上，都如此。叛逆的果核开了花，龚自珍的“公羊今文学”终于在康有为手里取得了丰硕的收获。
魏源指出“以事实求实功，以实功从实事”，用重视和联系社会实际的态度、方法来治学办事，来救国救民。它要求人们由书斋走向生活，由空谈转入实际。
冯氏（冯桂芬）这些主张却无论如何比龚自珍“捕狗蝇蚂蚁”的愤怒的空想和魏源“先平人心的积患”的模糊主张，已向前大进了一步，使他们那种朦胧的社会改革要求具有了切实、具体的内容。它超出了当时思想界的水平，直接成为八九十年代改良派变法思想的胞胎和先导。
如果说，龚自珍给较远的晚清（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年）煽起了浪漫的热情；那么，魏源就给紧接着他的七八十年代留下了现实的直接主张。而冯桂芬的特点在于：他承上启下，是改良派思想的直接的先行者，是三四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思想历史中的一座重要的桥梁。——“十九世纪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