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形象在男性杂志中的色情化综述
A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Pornization of Female Images in Male Magazines
女性形象在男性杂志中的色情化综述
【摘要】通过分析与“女性形象在男性杂志中的色情化”紧密相关的若干篇论文,粗略整合中国近十年文献对该主题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尝试评论和观点创新。
【关键词】男性杂志 女性角色
一、研究背景
“裸露”、“诱惑”、“欲望”仿佛是男性时尚杂志中女性形象的固定标签。在当前的文化结构中,女性还是处在失语状态,男性操纵着主要的话语权,男性将女性对象化,作为欲望的主体等情况依然存在。在传统媒体中,我们还是能感觉到女性作为男性附属品的存在形式,杂志广告在女性与商品中建立一了种隐喻关系,被物化的女性刺激男性的消费欲望。 女性依靠顺从获得男性的关爱,在男性本位的社会里,时尚杂志作为广泛传播的媒介,其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深刻影响着社会上对女性的解读,并且色情化的女性形象或加固“女性是男性的消费品,凝视的对象”等观念。
但女性角色在期刊中的出场并不必然意味着女性意识在文本叙事中有了充分的自由表达空间,本文试图对男性时尚杂志这一大众传媒在刻画女性形象中的色情化趋势、男性消费心理以及对女性社会身份构建进行分析,尝试理解女性长期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原因。
二、文献综述(按时间顺序)
1.研究内容
(1)栏目设置
2015年,暨南大学廖文琪在从栏目字面解读、栏目各有侧重的编排方式与栏目内容三个方面分析“Incoming”“Feature”“Insider”三个栏目(Incoming与Feature内容均为女性)的特点,认为“Incoming”有“这会是你的下一任女友,在不久的将来这样的女人也会是你的囊中之物”[1] 之意。从“重点编排”全版人物照如何凸显“女性唾手可得”到“出血式”大图编排如何强调性冲击,从栏目人物拍摄的服装、采访话题,分析《男人装》女性栏目设置。2008年,马会峰从栏目命名“我们钟爱的女人”(Esquire)与“男人心宠”(时尚先生)分析两本杂志,看出中国版《Esquire》将原版对女性的尊重和欣赏变成了观望与玩弄。文中引用《Esquire》的编辑Tyler Cabot的话:“很多杂志把美女放到封面上,然后就完事了。而我们努力让女性也喜爱我们的杂志,我们在欣赏女性的同时,从有趣的角度来解读她们。”[2]
(2)话语权
2009年,杨娅在硕士学位论文第三章探讨了男性时尚杂志中的女性话语空间的延展和表达方式的转变,她认为《男人装》中“confidential(私话)”栏目的设置通过女性视角讲亲历,是“女性不仅建立了属于自己的话语范畴,而且以女性的立场来指导男性生活的某一或某几个方面,甚至为他们制定了道德行为准则。”[3] 的体现。至于话语表达方式的转变,她认为 “图文结合”的编辑方式,将视觉题材故事化,不仅达到娱乐的效果,还以它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女性的话语。[4] ,所展示的也不局限于女性私人领域,开始从思想关注女性,女性形象在男性时尚杂志中不再是“被玩弄”“被物化”的;其次,她认为女性在时尚中的嗅觉优势让她们拿到了更多男性时尚文本生产权力(女编辑),“她们拥有了话语决策权”“还为男性树立了种种行为规范”[5]。随着第一夫人、职场女性在杂志专栏中的出现,她认为男性杂志展示了多元的女性“立体人生”[6],完全打破了女性的刻板形象。
2012年,芦玫在其论文3.2.3小节也提及了女性形象在男性杂志中话语权的提升:出现在男性时尚杂志中的女性开始拥有自己的事业,独立的思想,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敢于追求和男性对等的权利,[7] 公共领域里的女人也进入了被讨论的范围。2011年,南昌大学杨瑛娜的硕士论文《解读中国时尚男刊中的女性形象》中谈及男性在媒介中的话语权力支配决定了女性作为尤物的刻板印象。
(3)封面
进行封面研究的学者,大多认同封面的“五秒钟决定论”,认为封面内容很大程度上影响销量,决定人们是否阅读了其内容,进而影响杂志的传播效果和人们思想观念。2011年,赵之煜把《男人装》《高尔夫时尚》《数字时代》三本杂志的封面女郎的整体风格、服装、妆发、服饰配件和其他几个方面作为对象,细分为款式、面料、颜色、裸露度、紧身度和通透度六个因素,从封面本身和受众偏好两方面去研究封面女性形象,但是只停留在寻找每一个统计量的极端值和比较读者和出版社的差异,没有进行意义分析;2008年,李兰通过批量研究《男人装》的封面女郎,认为女性形象的色情化是因为男性掌握了话语权力,“只有女人才会因自己的着装引诱了对象而致判罪”[8] 这一文化压力给了男人猥亵的借口,索性把性感女郎做成消费品,不仅让男性在女性身上得到了欲望满足,还获得了“剩余快感”(拉康)[9];她还认同,不能一味以女性主义的观点批判,女性形象的刻板化,“把具有欲望的个体变成消费者绑定在商业链条上是生产商和销售商持久而强烈的动机”[10] 与商业社会的现实密切相关。
(4)性别形象塑造
2012年,陈宁分析了中国男性时尚杂志在对女性的性别关怀中的进步与缺失。他认为,从访谈栏目中邀请女性嘉宾对理财、健身等方面进行指导、从《时尚健康》邀请女编辑主持两性栏目、女性从“把她拍成大美人”的摄影专题中的受益,都可以辅证两性已成为“共赏互悦”[11]的人生伙伴。而在不少男性时尚杂志中,“男人和女人的关系被宣扬成赤裸裸的猎手与猎物的关系,女性在杂志的话语等级中与广告商品处于同样的地位”[12], 女人是首饰,是箱包,是身份的象征等文字和广告标语,对女艺人故意低智化的提问和描述,“尽可能剔除女性独立思考的主体能力,以提高性别掌控的安全性和可能性。在调侃这些肉身的集体性“弱智”中,男性不仅找到了性别的优越感,而且轻易完成了对猎物的想象性占有”[13] 无一不留存着男性对女性地位的贬低与鄙视。但是,他不认为这是一种女性主体性的丧失,在被观看的过程中,女性很清楚男性需求什么,她们的迎合某种程度上是对男性的操纵,身体是自由的,“被占用”只是意念上的。2010年,中山大学的余婷在其文章中,以《男人装》为例,列举了在新男性霸权下,被塑造成病态“欲女”,玩偶“愚女”的女性形象怪象。[14]
(5)凝视
2015年,赵越在文章中提到,消费催生了视觉文化,凝视其实是被看和规训的统一。他使用弗洛伊德“营养需求本能(性需求)”理论,论证观看是抚摸的衍生,通过窥淫性感火辣女性,满足眼球的快感区,满足了他们的探索欲和英雄梦;同时,弗洛伊德认为窥视癖(观看)可以转化为裸露癖,女性在媒体上的自我展示会让她们审视自己的形象,“物化理论假设文化通过社会化过程逐渐使女性接纳注视者对于她们身体自我的看法,并把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内化为自己对自身的评价”[15],从而造成自我认知的偏差;她们求助于媒体,通过展示性感的形象,收获异性的认可,享受“被宠爱”的感觉。2012年,陈茜茜的硕士论文[16]中也点出,在男权社会的前提下,男性对女性形象的操纵轻而易举,其引起的争议也往往在“看热闹”的国人中很快灰飞烟灭。
(6)视觉符号消费
2012年,惠平平认为,男性在看杂志时并不是想看某一位女明星,而是想看她身上与性感、美丽、年轻、欲望相关的元素,而图片又是呈现的最好介质。同时因为国内大多男性时尚杂志的盈利主要来源是广告,所以内容不仅要满足男性的胃口,也要用劲爆的内容吸引投资,总之,这个社会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的消费主义浪潮影响下,选择让更多人买账的内容才是关键。
2.研究方法
(1)量化分析
与前人习惯使用文献研究和纯理论的、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的研究不同,赵之煜采用直观具象的实证研究对封面女郎这一形象的构成元素进行统计分析。他选取2008年1月至2011年6月各42本的《男人装》《高尔夫时尚》《数字时代》三本杂志的封面作为统计对象,分别从整体风格、妆发造型、人物姿态等要素进行统计;同时他向受众发放了问卷,从对服装面料、服装颜色、整体风格、妆发造型、人物姿态等的偏好进行统计。把封面女郎的整体风格、服装、妆发、服饰配件和其他几个方面作为对象,细分为款式、面料、颜色、裸露度、紧身度和通透度六个因素去研究女性形象;2015年,赵越对《男人装》和《时尚先生》两本杂志的封面、女性报道和女性形象从年龄、职业、地区和所展示的女性特质进行统计分析,得出:《时尚杂志》作为倾听者听不同职业的女性讲述成长历程等更有深度意义的故事,展现女性睿智干练的一面,而《男人装》作为牵引者捉弄女性受访者,挑逗其回答肤浅的问题,极力展示性感可爱的男性幻想。2012年,惠平平的论文通过对从创刊起至2011年抽样出来的《时尚先生》和《男人装》的封面、涉及女性的文章和涉及女性的图片进行统计分析,分析内容有职业、地区、年龄、形象特点、图片占比等,解答男性时尚杂志中的女性形象、女性形象的特征和塑造这种形象的成因,结论是所呈现的女性形象仍为刻板印象中的“美女”:衣着暴露年轻混迹娱乐圈的城市女子,女性形象数量上的领先只是被男性牵引下的“半张脸”神话。
(2)比较分析
赵之煜使用可一一对应的统计变量在杂志封面本身和读者喜好中进行比较分析,来建议杂志社如何在不降低自身品质、不改变自身定位的情况下制作更符合受众口味的内容。胡春阳和杨雪晨通过对比研究女性时尚杂志《时尚Cosmo》和男性时尚杂志《男人装》的封面女性,运用“使用与满足”理论和女性意识觉醒来解释两者呈现的女性形象之区别。
三、总结
在CNKI数据库中,与“女性形象在男性时尚杂志中的展示”密切相关的研究甚少,多为研究男性时尚杂志的发展、男性阶级文化的建构、男性时尚杂志面临的现实问题、消费主义视角下的阅读取向、中产阶级的符号化消费、女性视角下的“看与被看”、杂志中的男性形象、广告选择对杂志定位的区分、男性时尚杂志定位及目标客户模糊的问题、国外男性杂志可取之处等等,或者是在对男性时尚杂志的综合研究中提及女性角色,但笔墨不多。
纵观所翻阅的论文资料,作者绝大多数从四方面展开:历史文化、媒介、受众、商业,从两性话语权的地位、消费主义导致的女性物化(商业化)、女性意识的缺位、男权社会中的“看与被看”等角度切入,加之以内容分析,所论述的过程和结果大同小异,有些便不一一赘述。
综上,部分学者认同女性形象在男性时尚杂志中的呈现仍然没有摆脱被支配、被边缘化、远离公共领域的“私人物品”的印象;即使有更多女性在男性杂志中出现,有更多类型的女性参与讨论,只是被牵制的具象。但同时有不少学者持有相反的观点,认为女性角色的大量出现本就是进步,是一种两性逐渐平等,甚至觉得女性已经建立了与男性旗鼓相当的话语权。
笔者认为,如果将栏目中女性专家的加入、女性声音的参与简单的视为男性时尚杂志对女性重视或女性话语权得到提升的象征,那就无异于认同,女性地位的提高就是上封面的次数多了。女性在男性时尚杂志的出现只是表象,其出现的载体:图片和文本下隐喻的权力关系、话语权、地位高低等才是“具象”。无疑,例如《男人装》中大量设置的女性栏目和女性参与讨论的男性栏目、两性栏目,女性的密集出现似乎可与男性元素并驾齐驱。但在社会的普遍价值观中,“会躲在被窝里吃零食吗”“和姑娘一起洗过澡吗”“爱哭还是爱笑”“先洗头还是先洗身上”“被灌醉过吗”“倒立不会把自己摔下来吗”[17],在Incoming Girl的15个采访问题中竟有6个都是幼稚、无逻辑纯粹挑逗式的无意义提问,这更像是一种讽刺:女性都是傻姑娘,傻姑娘才会进入我们的内页。无论是对律师、女商人、女创业者等报道的增加,还是邀请非两性领域的女性专家参与讨论其他话题,都无一能避开男性对女性形象和特质的期许,看似更多元的职业只是成为杂志中展示女性的标签,其服装、肢体、肤浅的对话才是亘古不变的唯一标准。
“卢靖姗:56亿票房女主角”[18] 的标题下,是一个武打女星穿着丝绸内衣、轻咬手指,对着镜头抛媚眼等搔首弄姿,提问不离“喜欢什么样的男人”“怎么定义性感”“童年经历”,与女演员的专业性没有丝毫关联;在对女企业家伊万卡·特朗普进行专访时,用“她拥有非常完美的身材,我也很想和她约会,如果她不是我女儿的话”这样具有乱伦意味的话作为开篇,选取的照片无一例外凸显其被津津乐道的丰满胸部;讲到其出色的管理能力和经商能力时,所幸,选取的是她在推特上放自己在演讲穿的裙子链接、和在推特全程记录自家品牌供给的婚礼的故事,还原其“有头脑的经商者”的身份。霍帅认为,这些轻浮的举动只是“实际上这只是一种故作姿态,一种男人要自尊要表现自己酷坏的方式,对此女性读者们不会动怒,反而欣然接受”[19],“倒是这样既调侃又平等的半娱乐态度既保留住了男性形象与心理的主体优势地位,又牢牢地抓住了女人的心理弱点”。[20]这很明显是自相矛盾的诡辩并且更加表明,男性时尚杂志正是通过一种“温水煮青蛙”的诡计,隐秘地让女性以看似平常可接受的方式失去主动权,以玩弄当“玩笑”,侵蚀女性的自尊及地位,还尝试将女性的愠怒归咎于“想要高低位的野心”,实在可笑。
女性出席,女性意识缺位,再讨论也是枉然。上述提及的作者均没有重点从女性观众本身出发研究女性形象色情化的成因。将一切归咎于媒体的引导、刻板印象的根深蒂固,不如说,在男本位社会中,主动放弃话语权,主动示弱讨好,或许是一种精明的处世手段,作为更民主的调查,我们应该调查女性参与者的考虑,询问这些“穿着性感、谈吐轻浮”的杂志形象是如何审视自己和这种现状的,一味地从第三者视角推理、女性主义的理想化设置下结论似乎显失公平。波伏娃说,男人——君王,在物质上保护女人——忠君者,前者负责保证后者的生存:女人在回避经济上的危险的同时,也回避自由带来的形而上学的危险。凡是个体都力图确定自身是主体,这是一种伦理上的抱负,事实上,除此之外,人身上还有逃避自由和成为物的意图:这是一条险恶的道路,因为人被动、异化、迷失,就会成为外来意志的牺牲品,与其超越性分离了,被剥夺了一切价值。不过,这是一条容易走的路:这样就避免了本真地承担生存所带来的焦虑和紧张。[21]
四、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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