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翻译】公民身份与帝国：“公民德性”
本文节译自 Catherine Hall《At Home with the Empire: Metropolitan Culture and the Imperial World》(2007) 第十三章 “Citizenship and empire, 1867–1928” 中 “Good Citizenship”一节(pp.284-288).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公民身份”一词越来越多地用于公共辩论和讨论，用来描述个人对其社区、民族和帝国（指英帝国——译者注）所负的责任。在选举权扩大、“新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蔓延的背景下，爱国联盟、宗教团体、教育家和青年团体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好公民” [1]上，这个词语是一个跨越政治领域的问题[2]。
19世纪80年代中期至1914年期间，在教育该国青年的讨论中，“好公民”的价值观最为突出。正如曼根所言，“公学的校长们反复打磨着为帝国服务的理念”，“完美的理想是战士，终极的荣耀是牺牲”[3]。1890年11月，一位“老男孩”，杰弗里·德拉吉在伊顿公学发表了题为《伊顿与帝国》的演讲：
当召唤降临之时，无论你有何职责，付出何等牺牲，在女王陛下的何处领土，都要努力做好准备。因为你将为你的女王、国家或信仰，而离开你的父母妻儿。你们将征服并统治他人，有如学会征服和统治自己一般[4]。
这样的讲话是一种日益军事化的文化的象征（尽管不乏实质性的反对意见），在这种文化中，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和公民身份之间的联系给公民身份的话语增添了一种明显的阳刚之气（masculinist tone）[5]。这一点在将公民身份等同于爱国主义的面向中产阶级男孩的杂志中表现得很明显[6]，而类似的主题也出现在了儿童书籍和杂志上[7]。
不仅仅是公学关心帝国和公民身份，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公立学校也开始重视起来。正如约瑟夫•布里斯托所说，新选民“必须接受训练，不仅要阅读正确的东西……而且他也必须满足成为一个负责任公民的要求。帝国主义把这个男孩变成了一个被强化的臣民——英国人肩负着世界的未来而出生和成长"[8]。1886年，弗里曼·威尔斯表达了帝国教育和公民教育对男孩的重要性，这些男孩现在可能已经成年，可以投票了: “这些都是未来的选举者……应该接受教育，了解他们即将行使的权力……为了帝国的安全，他不能象船上的压舱物那样，无知到无法适合他的政治信任，在任何可能发生的动乱中，都有可能左右摇晃，从而破坏国家的稳定”[9]。
从19世纪80年代起，帝国民族主义就开始渗透到英国的基础教育中[10]。有关教学方法的书籍提倡历史教学的重要性，以灌输“爱国主义和好公民意识……以及……道德训练”[11]。一系列志愿协会，如维多利亚联盟、海军联盟和帝国联盟，积极促进和赞助中小学教材的出版，使学生了解帝国，培养公民对帝国的责任感[12]。即使校董会告诫教师不要公开采用涉及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教材，有些教师会反对公然的帝国主义思想，教科书和读者通常还是深深卷入了帝国主义思想之中[13]。
随着童子军运动（Boy Scout movement）变得日益重要和受欢迎，青年团体也强调了这些美德。1908年出版的《童子军》（Scouting for Boys）第一版的副标题为《好公民介绍手册》（A Handbook for Instruction in Good Citizenship）。以该运动创始人、马弗京的英雄巴登·鲍威尔为代表的军人气概，是童子军形象的核心，尽管巴登·鲍威尔本人试图将他的运动与当时有关青年军训的辩论划清界线[1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里，这场运动发展迅速，在最初的几年里，它提供了一种“保守和防御性”的意识形态，“试图从爱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中，找到一个治愈分崩离析的社会的良方……它的定位是积极的男性化，它的使命是把男孩从家庭和城市生活的侵蚀中拯救出来”[15]。1909年，巴登·鲍威尔还成立了“女童子军协会”(Girl Guides Association)，以响应英国和大英帝国培养女孩成为负责任母亲的需要。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与童子军相比，女童子军的受欢迎程度都相形见绌[16]。
虽然公民教育和培训的主要目标是儿童，特别是男孩，但与教育有关的志愿协会也试图通过弗雷德里克·斯旺的《英国公民》(English Citizenship, 1913)等考虑到了“年长的学生”的文本，在为士兵开设的教育课上向成人提供教育；或者通过维奥莱特·马卡姆为维多利亚联盟所做的工作，向“英格兰北方的工人”讲授帝国知识[17]。
这些对男孩和男子灌输公民意识的关注，与布尔战争前后更广泛的关切有关。对帝国的担忧、对国家效率的不断争论，以及选举权运动中体现的性别关系的挑战，交织在一起。
由于担心工人阶级和穷人的身体状况会受到“种族”和“身体”退化的影响，以及担心可能参军的新兵身体状况不佳，出现了一种对工人阶级和穷人的身体状况的关注。此外，还拟订了社会政策和福利观念，开始产生关于社会权利的观念[18]。1906 - 1914年的自由主义改革提出了与个人和团体对社会的“贡献”相称的利益观念。他们关注的是男性工人阶级内部的差别，也就是养家糊口的男性，以及可能有资格获得资助的“本土公民” 和被排除在外的“外国人”之间的有效划分[19]。
如果说在这个时期，男性要接受身体训练和道德教育，以避免对“堕落”的恐惧，那么母性就尤为重要。对堕落的恐惧与对改造母亲的期望相关联，人们希望让她们履行对帝国的责任。在布尔战争后，女性要成为帝国的母亲，就像男性要成为帝国的士兵一样[20]，这一点反映在国内对小学女生课程的偏见之中，早在1905年，英国教育委员会就明确提出，“必须……教导女孩重视家庭主妇的地位”[21]。
虽然“好公民”一词在表达方式上存在差异，但这一词语的无处不在，反映出人们对公民概念的理解发生了重大转变。它是国家观念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截然不同的角度聚焦于帝国“共同利益”的来源。
[1] 译者注：标题里面的“good citizenship”翻译成“公民德性”纯属戏谑（但是这个说法确实有毒），在正文中，good citizenship一律翻译为“好公民”。
[2] Bernard Shaw (ed.), Fabianism and the Empire: A Manifesto by the Fabian Society (London, 1900), 88–90. [3] J. A. Mangan, ‘Images of Empire in the Late Victorian Public Schoo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History, 12 (1) (1980), 37.
[4] Geoffrey Drage, Eton and the Empire: An Address (Eton, 1890), 39–40.
[5] Among others, see Kennedy, Britain and Empire, 26.
[6] Robert H. MacDonald, ‘Reproducing the Middle-Class Boy: From Purity to Patriotism in the Boys’ Magazines, 1892–1914’,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4 (3) (1989), 519–39; Kelly Boyd, Manliness and the Boys’ Story Paper in Britian: A Cultural History, 1855–1940 (Basingstoke, 2003). [7] Kathryn Castle, Britannia’s Children: Reading Colonialism Through Children’s Books and Magazines (Manchester, 1996); Jeffrey Richards (ed.), Imperialism and Juvenile Literature (Manchester, 1989).
[8] Joseph Bristow, Empire Boys: Adventures in a Man’s World (London, 1991), 19.
[9] Quoted in ibid., 19. See Freeman Wills, ‘Recreative Evening Schools’, The Nineteenth Century, 20 (1886), 133. See also, for example, R. S. S. Baden-Powell, Scouting for Boys: A Handbook for Instruction in Good Citizenship, rev. edn (London, 1908), 262–3.
[10] Stephen Heathorn, For Home, Country, and Race: Constructing Gender, Class, and Englishness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1880–1914 (Toronto, 2000).
[11] John Mackenzie, Propaganda and Empire (Manchester, 1986), 177. For an insightful discussion of English elementary education, see Pamela Horn, ‘English Elementary Education and the Growth of the Imperial Ideal: 1880–1914’, in J. A. Mangan (ed.), ‘Benefits Bestowed’? Education and British Imperialism (Manchester, 1988), 39–55.
[12] Mackenzie, Propaganda and Empire, ch. 6. [13] Heathorn, For Home, esp. 205–18.
[14] Bristow, Empire Boys, 177. [15] Robert H. MacDonald, Sons of the Empire: The Frontier and the Boy Scout Movement, 1890–1918(Toronto, 2003), 8.
[16] Allen Warren, ‘‘‘Mothers for the Empire’’? The Girl Guides Association in Britain, 1909–1939’, in J. A. Mangan (ed.), Making Imperial Mentalities: Socialisation and British Imperialism (Manchester, 1990), 101.
[17] Violet Markham to Hilda Cashmore, 1 October 1911, repr. in Violet Markham, Duty and Citizenship: The Correspondence and Political Papers of Violet Markham, 1896–1953, ed. Helen Jones(London, 1994), 40.
[18] 这些想法和实践明确地预示着对“社会公民”的更详细的表述，以及自一战以来的对“社会民主国家”的阐释。可参考 Susan Pedersen, ‘Gender, Welfare, and Citizenship in Britain During the Great War’,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5 (1990), 983–1006 中的讨论。此主题在此不做赘述。
[19] 我们（指作者——译者注）在这里考察了跨部门的体质下降委员会报告( Report of the Inter-Departmental Committee on Physical Deterioration，1904)中的提议，以及自由党随后在1906 - 1914年间出台的政策，包括国民保险(1911)、免费学校餐(1906)和妇幼福利补助。例如，在1908年的《养老金法案》( Old Age Pensions Act )中，拒绝将养老金发放给“外国人或外国人的妻子”。
[20] Anna Davin, ‘Imperialism and Motherhood’,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5 (1978), 9–65.
[21] Horn, ‘English Elementary Education’, 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