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大学时光

按：同窗好友黄小洲君的著作后记的一部分，记录了我们共同的大学时光，读完感慨万分。现征得小洲兄的同意，转发在此，以存过往之鸿迹，并勖未来。

2004/6

黄小洲：《伽达默尔教化解释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后记。

二

2000年秋季，我进入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由于是第一次跨省出远门，家人放心不下，父亲黄奎清先生决定送我到校，我们从广东高州老家出发到长沙。九月，酷暑仍在。记得在师大餐馆里吃的第一顿饭就把我辣得牙齿直打颤，原来只要你不提前交代，就是炒个青菜，师傅也会往里加一大把干辣椒粉。

办完了各种手续后，我便被安排在湘江江边的学生宿舍，一住就是四年。一间宿舍住10-12人，上下铺铁架床左右两边几乎从进门就往里面排开，宿舍中间是两排又大又笨的书桌，睡在下铺的人一伸手就可以摸到书桌。这种狭窄的紧张状况还不是最糟糕的，最要命的是卫生间和洗澡间是整层楼公用的，在走廊的尽头，离房间至少50米开外。

学校一开学就要进行军训。发来的服装不知怎地，两下纽扣就掉了。父亲执意要为我缝补，他到楼下小商店买来针线，然后就坐在我的床铺上，掏出早就准备好的厚厚老花镜，开始若无其事地穿针引线起来。凭借多年在外闯荡的阅历，小学四年级都没读完的父亲，居然能用“广东式”普通话与我的同学和亲人顺利交流。在他此时谈笑风生之际，我万万没想到五年之后，他就因罹患癌症而离开人世。父亲在给我安排好在校的一切后，也没来得及游玩长沙的风景名胜，便匆匆踏上归程。现在想来，我觉得他的一生都在匆匆的赶路中度过，奔忙于城市与农村、新居与故土之间，虽然身已处都市，然而灵魂却眷恋着乡土的味道。

就这样开启了大学的生活。那时的湖南师大应该说云集了湖南省最优秀人文名师，我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于其中，亲身体验湖湘文化的底蕴。军训过后就正式上课，李爱民老师给我们讲《文学概论》。她那极标准的普通话、铿锵有力的语调和自信满满的神情，讲课全无那种刻板的政治说教，而是直奔文学与人的生命、良知、理性本身，给人的印象是深刻而震撼的，以致使人常常舍不得下课。她在谈张志新时，神态严肃地援引韩瀚《重量》中的诗句：“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这些话如电光火石般敲击着我们的心灵，久久不能平静，灵魂仿佛正在经历一场重大考验。我们这些高考工厂中训练出来的“应试虫”，此刻进入文学的百花园，突然才发现世界原来这等大，人性原来这等丰富，历史原来这等沉重，生命原来这等鲜活，理性与良知原来这等重要。显然，讲课是一门艺术，它不在乎给学生灌输了多少知识，而在于是否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有些师者可能著作等身，然而讲课艺术平平；有些师者可能不甚著述，然而却以施教活动著称。李老师应该属于后者。

唐志远、黄芸、杨艳和我，几个小年轻常常痴迷李老师的授课，课间总是缠着她问来问去。久而久之，李老师大概也为我们的好学而喜悦，于是便主动邀请我们几个到她家做客，名义是帮她干干家务，实质是打打牙祭，改善下伙食。这个主意让我们喜出望外并深感荣幸。尽管李老师只教了我们一个学期的课，但是她与我们的师生情谊仍绵延至今，我们本科在校期间几乎每个学期都要到她家拜访一次，既谈学业也拉家常。李老师是一位独具慧眼的伯乐，不仅对我们这一届的学生如此，对其他年级学生亦孜孜寻觅好苗子。

二年级时，李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份语文家教，学生是湖南大学一对教授夫妇的儿子，正值初中，喜欢数理化，但讨厌语文。我自是欣然接受，并努力备课。每次领到酬劳后，我的心情都格外惬意，步履轻快地游走在岳麓山脚下的错落小巷里，不时见到溪水潺潺，迎面闯来满墙的常春藤，偶尔还能碰到熟人。我与学生相处融洽，教学一直持续到我进入大四时结束，因为这时我决定全力以赴准备报考武汉大学的外国哲学硕士研究生。这段两年的家教经历对于我而言，既愉快美好又意义充实。这得感谢李老师的悉心引荐！其实，我走上哲学的研究之路，也离不开李老师的熏陶。她常常把理性二字挂在嘴边，而且每次说出时都是那么庄重有力，让我着实感到惊讶：这个理性之光到底有何力量，竟能让人如此敬重？也许就是这一丝丝的惊讶和崇敬把我往哲学理性的道路上引。2004年9月，在奔赴武大开学报到之前，我特意在长沙逗留几天，恰好李老师有课，我便在课堂上给她献上一大束鲜花，以示谢意和敬意。

张松辉教授给我们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先秦魏晋南北朝部分，足有一年。他深受庄子思想影响，他的学问研究始终围绕庄子或道家而展开，然而举止投足却合符儒家的文质彬彬。张老师讨厌屈原的顾盼自恋、汉赋的无病呻吟，他敬佩孔子的师者风范，但深深喜爱庄子对人世洞察的透彻、灵活和洒脱。因此他的讲课便是文学与哲学的融合，虽质朴无华，但后劲十足，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往往几句话就直切本质，展露生命体验的理解力，而无需借助西方现代的文学理论来生搬硬套。尤其讲到得意之时，他竟然像小孩一样害羞，面红耳赤，真是憨态可掬。其实，中文系里洋溢着文史哲不分家的浓厚气息。

自然，我们几个小年轻惊讶于张老师对庄子的领悟，于是也成为张老师家里的求教常客。受张老师影响，我也开始通过抄读的方法来学习孔孟老庄，同一部书找来几个注解版本，先把原文段落和注释都过一遍，然后再工整地把原典抄下来。就这样，大学四年我就把孔孟老庄都抄读了一遍，最后毕业论文也选了庄子来作为论题。期间，我还下功夫去背诵《论语》全书，结果实在进行不下去，便放弃了。张老师常常谆谆教导我们几个不要混迹官场商界，还是在大学里从事研究和教学来得自主、自由一些。我们几个后来立志读硕读博，这得感谢张老师的绵绵鼓励啊！他那温文尔雅的话语，长者的厚重阅历，扎实的学术积淀，无不让他的鼓励带着无形的说服力。

龙佩林老师是我本科时代的哲学启蒙老师，我之所以后来选择专攻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这与他的引导密切相关。他那时上我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课。他从吉林大学孙正聿先生那里领受到浓厚的思辨精神，喜欢一把抓住思想中那最核心的概念，然后逻辑地演绎出其他一连串概念来。结果黑板上那个核心概念已经被圈了无数遍，其他概念也被反复地用来论证它，虽然觉得高深，这个背后一定有奥义在，然而我们还是听得云里雾里。于是，我只好课间向他多求教。他知道我好学，于是便向我大量推荐哲学的阅读书目，这对我而言当然是一块新天地。在他推荐的书目中，李泽厚的名字占有特别的分量。有时他怕我懵懂不在行，甚至就把原书带到课堂上来给我瞅瞅，我还记得他习惯用崭新的人民币（不过是小额的）来当书签。我跟他在校园里曾好多次就站在马路边上旁若无人地谈论学问达两三个小时，有时还与他一起到菜场买菜做饭。

龙老师对哲学抱着一种近乎狂热的激情，已过不惑之年，仍然无心建立家庭。多年来，他一直想到北大追随张祥龙先生攻读博士，然而因缘不合，此事没成。2008年我再度回武大跟何卫平先生读博时，龙老师的读博事宜仍没着落，这让我十分焦急，因为时间越长就越不利。还好，2010年时来运转，他顺利考上邓晓芒先生的博士，我们的交往又再度密切起来，都住在樱园宿舍，他住楼上，我住楼下。有一次我得了重感冒，他又是为我买药送餐，又是替我穴道按摩，这让我十分感激。显然，他对我的关照早已超越了传统的师生尊卑次序，他既是我的学术良师，也是我的生活益友！

正是在龙老师的启蒙之下，我从本科二年级开始，便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到师大哲学系去蹭课，一直到毕业。虽然对哲学专业所学不够系统，但是也能在这种零星的课程中约略地体验到哲学的味道。比如听唐凯麟先生讲伦理学，有条不紊，几支香烟，娓娓道来，理论与现实并重，传统文化与现代冲击相糅合；王泽应先生讲义利观，师生问答互动，笑口常开；张怀承先生讲中国哲学史，激情飞扬；还有燕宏远先生讲西方马克思主义，邓名瑛先生讲宋明理学，杨君武先生讲美学，颜青山先生讲现代西方哲学，邓安庆先生从洪堡访学归来的讲座报告等等。

当然，我听得最多的还是舒远招先生的《西方哲学史》、《德国古典哲学》等课程。因为确实不太懂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所以有的课程甚至还听了两三遍。孔孟老庄，听起来就亲切自然，理解起来更是顺风顺水，毫无障碍，因为无论周围环境还是个人经验，印证的例子俯拾即是。然而一碰到西方哲学，既定的思维模式根本没办法运行，甚至是个严重的理解障碍，要暂时把这些前见有意识地撇下才能稍稍前行。尤其是舒老师在讲康德哲学时，尽管我已听过两遍，可是仍然一头雾水，感觉格格不入。这要等到后来我到武大听邓晓芒先生“句读”康德的著作后，才慢慢找到方向和感觉。

舒老师为人随和，具有亲和力，他对我这个非哲学专业的旁听生也能认真教导，有问必答，从不厌烦。他深知西哲课的内容对于中国学生来说还是晦涩难懂了，学生们上课容易走神犯困，于是他总想点办法来活跃活跃气氛，例如请学生现场来唱几首歌，又或者干脆自己引吭高歌，以作示范，由此缓和一下他向来严谨认真的授课过程。他上课是要求学生做笔记的，尤其是核心的思想内容，他更是反反复复有节奏地念，以方便学生们都记下。这样下来，一本不小的课堂笔记就形成了。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据说还有心理学家通过实验来证明此的正确性。舒老师早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师从陈修斋、杨祖陶二位先生，他的研究与教学，带着浓厚的武大风格。我后来选择报考武大，与舒老师的潜移默化是关联的。

三

高考时，我填报的志愿全是师范，因为想着将来就做一名教师，而所报专业全是中文系，是因为就想着将来做一名语文教师。我的大伯父黄万清先生是一名中学教师，在他的培育下我读到了不少文学方面的书籍，尤其是外国文学方面。我很庆幸，我在高考志愿的选择时是完全自由自主的，父母亲人从来没有干涉过，他们懂得尊重我的眼光和取舍。我一路追随我的直觉、天赋与爱好，从没考虑过什么热门专业和非热门专业，哪个好找工作哪个不好找工作。

说实在话，我在我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中就没读到过几篇令人感动的文章。没办法，我没能赶上中学语文教材改革的新浪潮，只能到各种刊物或其他书籍中找。等到我在大学里开始家教时，我才惊喜地发现原来的中学语文教科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一扫往日那种陈旧封闭空洞说教的调调，这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可是，一种直觉告诉我：如果作为现代式“科举”的高考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革，那么中学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升学的手段。因此在大学时，我便隐隐地觉得中学可能不适合我，所以我要尽早立志考研，将来在大学任教。

大四上学期，我们到湖南某县城中学进行将近两个月的实习教学，这段经历让我对中学教育彻底失望。在这里，高考的指挥棒统领一切。各式打击上网的标语到处都是，这里的观点是：网络对于中学生而言，如同毒品。封闭式乃至是军事化的教学管理，学生一个礼拜都难有走出校门的机会。难怪等到这些学生一上到大学，便十分不习惯这种没人管教的自主自由生活，开始沉沦，因为他们是要被培养成应试奴隶和考试机器的。分数和能绕地球几圈的模拟试卷，就是这里仅剩的骄傲。这些被高考工厂折磨过的青年人，大学大概成为他们把往日被牺牲掉的快乐时光给补回来的安慰场所。

“大学的特点就是自由！”我们这些稚嫩的实习教师这样跟高一的学生们说，引发他们无穷的羡慕和遐想。然而，真正的班主任却把这视为洪水猛兽，因为这不利于鼓励大家刻苦学习，遵守纪律。高考工厂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铁骨铮铮”的冰冷分数。当时，我所在的班有一位女生晚自习大概是交头接耳，便被班主任带到办公室猛批一通，这还不行。

当着我的面，这位班主任表演了他的训人绝活：他要求这位女生面壁思过，而且还要把一本书放在她的鼻子与墙壁之间，书本不能滑落！自然刚开始时，这位女生还是让书本滑落了几次，结果班主任严厉痛斥。女生学乖了，干脆把把身体倾斜，然后鼻子、嘴巴、牙齿和脸面全部用上，这既利用了直角三角形比长方形更稳固的原理，也利用了物理学上增加了摩擦力的原理，最终熟练掌握了这项顶书的技巧。这位班主任大概也没有见过一个女孩这么用情的亲吻白墙举动，竟然也被逗乐了，猛地转过身去掩嘴偷笑。此事给我印象深刻，我明白当年读高中时的中学教师梦已经破碎不堪了。

大学让我找到了自己终生努力的方向和职业诉求。这里到处都充满着让人的心灵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各种机遇和新知识。

在湖南师大听到的第一场学术讲座就让我毕生难忘，那是武汉大学李工真教授讲“柏林洪堡大学的现代化模式”。我那时刚入学，不知道在文学院里听讲座有提前占座位的风气和传统。上午出海报，下午刚上完课，学院二楼用来做讲座的大型阶梯教室就开始陆续有各种书本摆在桌面上，用来表示“此座位今晚有主了，你找别处吧”。海报就贴在学院的出口橱窗处，一张大红纸，一手漂亮的毛笔字，简单而又显底蕴，主讲人还被冠以“武汉大学四大才子之一”这样的鼓动性头衔，在这个“才子佳人”氛围极重的文学院里，这样的宣传是很有吸引力的。

结果晚上教室爆满。自然因为初来乍到，不懂这里的占座规矩，我没有占到座位，于是就站在门口外面把整场讲座听完了。李工真先生的讲演果然不负盛名，他个子高瘦高瘦的，但显得十分稳健，言语自信有力，他最后把洪堡大学那些在各个学科当中卓越杰出的人物名字一连串地抛掷出来，从而将整个讲演推向高潮。令人诧异的是，这些人物所取得的科学成就竟然代表当时人类学术研究的最高峰，而这些成就居然与一所大学、一个目光深远的教育改革家洪堡联系在一起。

在民族国家遭受外敌入侵的危亡时刻，德意志的知识精英和政治官僚竟然把国家的未来寄托在教育改革上面。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1770-1840）说：“这个国家必须用它精神上的力量来弥补它物质上的损失。正是由于贫穷，所以要办教育。我还从未听说过一个国家是因为办教育而办穷了的，办亡国了的。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困的最好手段！”他甚至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大学是科学工作者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李工真：《德意志道路》，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0、55页。）

毫无疑问，李工真先生的讲演给我带来了闻所未闻的新思想，振聋发聩。那晚我一人独自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感觉新的世界似乎在闪闪发光，召唤之声彻响，我一时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在接下来的四年中，我几乎是知道的学术讲座都必听。在哲学系有幸首次听到北大赵敦华先生讲Being的汉语翻译问题，才知道术语翻译的重要性和艰难性，也才渐渐领略西方哲学对语言和逻辑的极度重视。直到最近，我受教育部“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计划”资助到北大访学，又有了更多的机会与赵先生接触，聆听他的教诲。在数学系听过数学史的讲座，在田家炳教育学院听过教育学最新状况的汇报。到外语学院听到鲜活的中西比较：主讲女士长期在国外生活，养成上车必系安全带的习惯，可是一到长沙坐的士，发现后排没有安全带，师傅回过头来丢出一句话：“你怕死啊？！”

大二时，我与挚友唐志远、黄芸、罗慧在班上共同发起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四人学习小组，致力于学问研究，定期聚会交流讨论，这个小组一直持续到我们大学毕业。我们小组几个人常常在学院找个一教室，先由一个人主讲，然后是提问讨论。在这里，我们既交流到不少自己没有读到的经典著作，也锻炼了课堂讲授和语言答疑的能力。出于对学问的热爱，这个纯粹的学术小组自然也成为课堂上提问和讨论的常客，深得老师们的喜爱。周仁政老师还主动约我们几个到他家里讨论学问。甚至最后照毕业照时，辅导员让班上同学给任课老师打电话，请他们来合影。当时我给谢南斗老师打电话，问他能否来合影，他犹豫不决，最后问：“你是哪个班的？”我答：“中文3班。”他说：“那我来吧。”

如今我们四人全部博士毕业，当年的学术约定没有辜负。黄芸在人大毕业后到了中南大学，唐志远从南京大学毕业后到湖南大学，罗慧从北师大毕业后留在北京进了出版社。

逛旧书店旧书摊买书是我大学时代的一件乐事。我们常常一淘到好的旧书，尤其是那种版本优良的绝版好书，回到宿舍一定马上拿出来供大家鉴赏。有一位旧书老板，常常晚上自习的时段便在校园的路灯下摆摊。我们几个爱书的男同学经常光顾他的摊子，而且常常有不错的发现。我现在用的很多典籍就是从这里淘到的，而且价钱相当实惠，一本书通常只要三四块钱。为了淘书，我们几乎跑遍了长沙的旧书店和大型书店。有一次，我和同学云南人伏锐竟然从定王台书城走了几个小时的路回师大，还好有他的评书相伴便不觉疲惫无聊。

有意思的是，那时华裔法籍作家高行健刚获诺贝尔文学奖，我竟然在旧书摊上就淘到他两部好书《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可惜是盗版的，没有任何出版信息，只打着“远方出版社”的字样，好像在告诉人们说：不要企图找我们，很远的，远方，找不着的。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早已绝版，居然被我在地摊上淘到了，尽管样子看上去有些破旧，但是一看到它时，我就决定买下。不出几年，我就自己买了两大书柜的书籍，文学、历史、哲学、外语、心理、教育等等都有。唐志远说我在购书上的大方，使得那个旧书店老板一见到我出现，嘴角就发出诡异的微笑。那时，莫言和余华的语言与想象力深深地震撼了我，我没想到语言竟然有如此自由的表现力。于是，我把他们两人能买到的作品都买下来阅读。后来当莫言获诺奖时，志远马上给我发来祝贺，为我们当年的判断力骄傲。

感谢邓先珍兄，他是我哲学之途的好朋友，我们同届，不过他在哲学系，是正规军。他跟我谈起话来总是一套一套的，眉飞色舞，眼睛大放光彩。感谢陈辉吾兄在我考硕期间提供的周到帮助，我仍记得他穿着白色的衬衫骑自行车把我从武水送到公汽站的情形。感谢伏锐，如果没有他的评书、西游记、十送红军，名人话语模仿秀，那么我的大学时光会少很多快乐。感谢我的广东老乡兼系友舍友夏金城，有了他，我的回乡之路有了可靠的朋友。

黄小洲

2016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