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 Too是如何揭开当今女权主义的核心分野的？
本文内容编译自《卫报》（The Guardian）于2018年5月11日发表的一篇长阅读（“The long read”），原英文标题为“How #Me Too revealed the central rift within feminism today”，作者Moira Donegan。发布于本公号前，译者已与作者联系并得到肯定答复。为方便阅读，译者对文章进行了小标分节，正文个别地方采用意译以方便中文读者理解。欢迎提出建议，分享讨论。
摘要：这不是一个代沟的问题，而是存在于两个相互矛盾的女权主义流派间的分野：社会女权主义和个人女权主义
当#Me Too运动开始于去年10月初的时候，一些女性感到乐观和被激励，另一些则感到不舒服。随着性骚扰和性侵犯的消息在媒体上不断曝光，有些男性开始自食其果：不管是直接丢掉工作还是被降级，很多男性在公众场合都感到非常尴尬。类似好莱坞著名电影制作人Harvey Weinstein这样被指控严重性侵和性骚扰的男性的职业生涯陆续宣告破产。一种“清算”似乎正在进行，很多女性认为正义到来的太迟了。
不管是公共媒体还是私人场合，关于人们对事件是否持有统一的态度，对不友好的社会环境以及不对等的两性关系的对话都在逐渐行成，一种正在发展的认识即为，男人施加于女人身上的并非女人想要的，或者并非她们期待的性暗示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一种社会和政治力量的象征。很快，这种对话就被束手无措和怒火中烧的男性评论家中断了，从保守派专栏作家Andrew Sullivan到美国总统Donald Trump，他们认为#Me Too运动在还没真正开始前就走的太远了。但令人惊讶的是，未预料到的分野居然也在女权主义内部发生了。
纵然一部分女权主义者希望“清算”可以走的更远，仍然有另一种声音提醒要小心。大多数对#Me Too的抱怨来自于一些认为整个运动变得越来越傻的人。许多自称为女权主义者的人认为一些被指控为性骚扰的事件太不足一提以至于不能被定义为羞辱性的行为，如《纽约时报》的Daphne Merkin和Bari Weiss，《Harper's月刊》的Katie Roiphe，《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的Germaine Greer，以及《法国世界报》（Le Monde）的100位法国女性。TA们认为通过标签一组光谱太过宽泛的不当性行为，#Me Too显然已经丧失了一种明察秋毫的能力。TA们号召女性应坚强起来。Merkin认为，那些抱怨性骚扰和性侵犯的人把她们自己当做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主妇一般脆弱。支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女性可以通过幽默、耐心以及对疼痛的高承受性来解决性骚扰和性侵害的问题。
这种分歧是代沟？
这种意见的不一致很快被媒体标签为代沟。那些年龄超过40岁的女权主义者被嘲讽为过时的一代，生怕任何越界行为。年轻的女权主义者被描述为满腔热血及幼稚的理想主义者。
某种程度上，这种代际分野的观点同时来自于#Me Too运动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Harper's月刊》中，Roiphe嘲讽#Me Too只不过是“推特(Twitter)女权主义”，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这不过是自恋且沉迷网络的千禧一代[1]想要的一种关于性骚扰的清算。在一篇批判#Me Too运动发展方向的文章中，Bari Weiss特别强调了一名站出来匿名指控喜剧演员Aziz Ansari的女性太年轻太幼稚。与此同时，一个主要的读者和作者偏向年轻人的女权主义网站Jezebel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为“#Me Too运动的反击是第二波女权主义”，该文模糊地指出一群被误导的年长女权主义思想家，却并没有对这些思想家具体的成就和失败做更多说明。两边都使用了年龄的刻板印象以及不同程度的冷嘲热讽，年长的女权主义者被描述为思想怪异和难以接近的，年轻的女权主义者刚好相反，被标签为自我中心和被宠坏的孩子。但两方评论都没有正视这样的事实，其实运动中勇敢站出来的女性既有年轻人也有老年人。即便是#Me Too的批评者也涵盖了不同年龄层。
#Me Too运动及对它的批判使女权主义内部的分裂变得清晰，但对于这种分歧的分析却只将它解读为令人厌烦的母亲和青少年女儿之间的争吵，好像这只不过是老掉牙的家庭戏剧的惯常套路。
个人女权主义和社会女权主义
这种解读是一种错误。仔细观察来自两个阵营的争论揭开了一个更深刻且更严肃的智识上的分野。真正起作用的其实是女权主义内部关于性别歧视（sexism）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并且这两种互不相容的观点在如何处理性别歧视的问题上也存在着根本不同。第一种路径是个人主义的，持这种观点的人通常被认为头脑冷静，扎根于实用主义（pragmatism, realism）和自我满足（self-sufficiency）这样的理念。另一种路径是更加开放的、社群的、理想主义的路径，植根于共同利益（mutual interest）和团结（solidarity）的理念。这两种女权主义观点的冲突明显地暴露在#Me Too运动中，实际上这种分野的结果早在过去几十年间就开始酝酿发酵了。
反#Me Too运动的女权主义者的主要观点在于，#Me Too运动没有将个体女性作为道德主体（moral agents）来看待，她们拥有说“不”的能力、拥有享受和追求性的能力、更拥有试错的能力。从这种视角来看，那些站出来指控性骚扰和性侵犯的女性自己应该为这些遭遇承担责任。这种观点遵从了一种长期的道德传统，这种传统跟资本主义高度契合，其中个人责任、独立性、承受苦难的意愿被看做特别有价值的品质。这是一种自食其力的精神——从贫穷到繁荣（It’s an ethos of pulling yourself up by your own bootstraps – from poverty into prosperity）。在反#Me Too的女权主义者的逻辑里，女性应该从“女性气质的”受害者形象向“男性气质的”力量形象转变（from “feminine” victimhood into “masculine” strength）。TA们认为性骚扰的普遍存在正意味着这是不可避免的，最好的应对方式不是愤怒，而是找出解决的办法。这种女权主义观点认为个体女性有能力做出选择以减少性别歧视的负面影响，有能力去抵抗任何性别主义者施加的不可避免的不当言行。只要他们拥有处理一切的决心。
另一方面，#Me Too运动正在向更广泛的领域传播。如果将#Me Too断言为一场单一的意识形态似乎会显得奇怪，在许多行业和学科中暴露出如此广泛的不良行为的这一时刻，可能会有足够的一致性来达成共识。但是，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和个人的姿态，#Me Too提出了一些与之前的主流女性主义的思维习惯不相容的假设。通过说“me too”，一个女人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广泛的群体的一部分，并选择与那些被性骚扰、性侵犯或强奸的人站在一起。这种团结是非常有力量的。很少出现这么大规模的女性群体认同于她们作为女性所遭受的共同痛苦，声称她们同样受到性别歧视的伤害，并要求这些伤害她们的力量被打败。
在这一点上，#Me Too运动的多样性和广度并不是其弱点，而恰恰体现的是一种力量。毕竟，如果有那么多拥有不同生活背景的女性，都经历过来自男性的性别歧视的行为，那么就更容易使人们相信这个问题超越了个人，是与更广泛的文化力量相关的。无处不在的性骚扰意味着一个人不能简单地通过做出正确的选择来避免它，或者通过坚定的决心进行自我保护，这样的要求本身显得荒谬。
那么，把这种分野称作“个人主义”的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之间的冲突会显得更加准确。某种程度上，分歧在于如何开展女权主义项目以及哪种策略是最好的：是通过个人赋权还是通过集体解放？存在于这两种思想间有一个更大的道德分野——如何去定位性侵的责任主体:这是一个女性需要去解决和克服的她所遭遇的厌女症的责任，还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责任——消除性别歧视，使女性一生下来就不会遭遇到。
分歧的历史根源
这种存在于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者之间的张力，自20世纪中期妇女运动复兴以来就一直困扰着女权主义群体。个人主义的女权主义认为，个体责任、个体自由和心理调适为女性提供了有意义的途径，以摆脱父权社会的痛苦，并与男性平等相处。许多最著名的西方女权主义者都在这一传统中工作。例如，20世纪60年代颇具影响力的女权主义文本《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的作者Betty Friedan认为，性别歧视的文化准则阻碍了女性获得个人幸福。Friedan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她关注的是20世纪中期美国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内心世界。后来，当Facebook的首席运营官Sheryl Sandberg在2013年出版了她的自传式宣言“Learn In”的时候，个人主义的女权主义发现了一个高调的倡导者。Sandberg对女性在领导岗位上的缺乏感到惋惜，她的书是为具有远大企业抱负的女性提供的指南手册。
就算不那么广为人知的话，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也有同样长的历史。在Friedan的书成为畅销书后不久，意大利的女权主义者，如Leopoldina Fortunati和Silvia Federici，开始制定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女性所面临的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试图分析男性作为一个阶级与女性的关系。相比于赋权（empowerment）和自我实现（self-actualisation），她们更关注劳动分工、生活条件和薪资差异。她们认为，所谓的“女人的事情”——从拖地到包扎伤口，再到母乳喂养，做饭，婚姻内为丈夫提供性，洗衣和照顾老人——不仅应该被看作是工作，而且是资本主义工资-劳动制度的基本要素。这些女性认为，如果男性没有家里的女性为他们发挥的这些功能，他们就无法重返工作岗位和高效生产。工厂里男性的工作高度依赖于女性在家里的工作。
1972年，当Federici的“家务劳动要报酬”运动（Wages for Housework campaign）启动时，它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激烈讨论——先是在意大利，后来是美国，随着Federici搬到纽约，并在布鲁克林开了个“家务劳动要报酬”办公室。政治主流认为Federici的想法是荒谬的，“她真的是在说，如果一个女人每天在她丈夫的房子里擦洗地板，就应该被付薪吗？”这场运动依赖于这样一种理解，即工资是任何可以被称为工作的工作的必要条件，而对那些正在做这些事的人来说，他们应该被认为是值得尊敬和保护的。与其说是一种直接的政策处方，不如说是一个口号，提出“家务劳动要报酬”的需求依赖于女性作为一种“阶级”的概念，就类似劳工作为一个阶级的概念——一群有共同利益的人，他们可以代表他们的共同利益而组织起来。
“家务劳动要报酬”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它的影响却一直存在于与种族公正、同性恋平权、住房权利和性工作者权利相关的社会运动中。“家务劳动要报酬”运动的背后，隐藏着这样一种观念，即女性的压迫是普遍存在的，即使对于有不同生活经验的女性来说，它也有共同的特征——这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经历，这是一种政治现象。因为性别歧视打败了很多人，这也意味着存在一个可以相互支持的受压迫者社群，大家可以联合起来结束这种压迫。
#Me Too运动里也存在同样的认知，即性骚扰和性侵犯是系统性的，女性可以联合起来要求结束这些日常生活的暴行。个人主义的女权主义者Friedan和Sandberg放大了检视性别歧视问题的范围，关注到女性的精神和态度。与之相对应的，“家务劳动要报酬”这一派的女权主义者通过缩小范围，聚焦到女性是如何被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所压迫的。#Me Too在对父权社会的分析中采用了一种不那么意识形态化的、更特别的方法，它的姿态源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厌女是结构性的，而女性在与之斗争中有着共同的利益。
差异政治及团结的可能
这并不意味着#Me Too把所有女性的经历都视为相同的。该运动包括来自不同种族、不同取向和不同宗教的妇女的故事。它带来了不同人群的证词：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顺性别或跨性别（cis and trans），名人或无名氏。这种多样性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厌女症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能使用相同的工具来缓解这种情况。
支持#Me Too运动的社会女权主义一直深受美国黑人女权主义学者诸如Kimberlé Crenshaw的影响，她的工作旨在对抗黑人女性生活中的双重歧视——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并分析为何那些同时经历了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人感觉不到明显的区别。Crenshaw在她1989年的文章（Demarginalizing the Intersection ofRace and Sex）中呼吁用一种新的方式来理解压迫，她称之为“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简单地说，这意味着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压迫，每个人可能同时遭受着不止一重的压迫。在实践中，Crenshaw的方法表明，反对男权主义压迫的有效运动也必须直面社会中的其他系统性不平等，这些不平等给许多女性遭受的性别歧视带来了权力和恶意的源泉。
“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为#Me Too提供了一个关于性骚扰和性侵犯的更广泛的理解。说出“Me Too”的姿态意味着与所有相似经历的女性团结一致，这种形式也允许它成为一种特定的、个人的宣言，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证词来自于不同故事和不同背景的女性。每一个反对# MeToo的女权主义者都会轻蔑地问：“你为什么不离开呢？”很多女性解释了她们的生活处境实际上关掉了她们能够离开的大门。通常情况下，这些故事让人心碎的是，面对一些随便动手动脚的老板或同事，不是每个人都能给出一个坚定的、毫不妥协的“不”的姿态，因为这冒着丢到工作的风险；不是每个人都能负担得起紧急出租车的费用；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特权，使得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按照个人主义的女权主义者的所开的处方那样行事。
#Me Too的大量证词证明了性别歧视理论是一种普遍的但绝不统一的力量，也就是说，每个女人都会经历这样的事情，但是都会以不同的方式经历。这种团结一致要求结束性骚扰和性侵犯的公共姿态也延续了女性阶级意识的传统——团结一致和共同对抗系统性的不公正。
#Me Too运动中的“Too”字恰恰揭示了这样的理解，使女性从厌女症的社会结构中得到有意义的解放，必须得从结构、文化和制度层面做出集体性的改变。社会女权主义并不渴望让少数女性在父权制度中获得权力地位。她们认为，这并不是关于要给女性一个“坐在桌子上的座位”的问题，而是关于“如何把桌子拆开从而一起建造一个新的”的问题。
这并非一个简单的命题。作为一种方法，社会女权主义有真正的缺陷，尽管它最重要的弱点并不是#Me Too的著名批评家所选择强调的方面。社会女权主义的真正弱点不是它鼓励女性对不舒适过于敏感，而是它太宽泛了。呼吁妇女团结起来，可能会忽略存在于她们之间的痛苦和冲突。
毕竟，当我们谈论“女人”时，我们指的是谁？确切地说，我们将什么样的经历和情境定义为女性共同拥有的？对如此多的人同时进行概括是很困难的，问责不公正、不平等和特权意味着很可能忽视女性间重大差异的风险。“女性”是由每一个不同个体组成的大的群体，她们遇到的压迫并非是父权制单一造成的：其中交织着诸如种族主义、阶级歧视、能力和性等不同变量的作用。更有甚者，很多时候这些压迫是由其他女性实施的。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将一个女性与另一个女性区分开，这些鸿沟包括：种族主义、金钱、殖民主义、偏执、历史、怨恨、防御、无知和伤害等等。这些因素使得现实中很多时候，女性群体内部是很难看到对方的。
然而，#Me Too运动证明了，女性之间的团结是可能的。正如#Me Too所建构的那样，“女性”的定义在这一运动中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每一个经历过厌女症的女人。本质上，这种定义上的团结是一种凄凉的团结，因为它承认了女性所经历的共同苦痛。但#Me Too已经把这种悲痛的承认转变成了一些更有希望的东西。如果# Me Too带来了许多女性以一种统一的悲伤和愤怒来关注厌女症行为，这也能促使她们中的很多人思考我们共同的力量和对这个世界的共同愿景。当#Me Too的社会女权主义者呼吁改变以使性骚扰、性侵犯和其他形式的厌女症行为越来越少的时候,TA们的集体想象使这样一个世界变得更有可能:我们越是团结在一起,就越容易想象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尊重很常见、残酷是罕见的，所有人用同情心和智慧去思考他人的生命,女性不会因为生而为女人而注定经历苦痛和限制。
省思：我们更容易站在施暴者立场
当然，这又是一个亘古不变的争论：女权主义的目标究竟应该是改变社会，还是让女性更有能力在其中顺利航行。但是，为什么这一冲突被框定为代际间的差异呢？很明显，女权主义这两种观点的斗争已经存在于过去几十年了。当然，部分原因是年龄歧视和缺乏好奇心。几乎是一种条件反射，很多社会大众认为老年人太胆小，而年轻人太鲁莽。需要认识的是，在所有其他的政治思想中，女权主义都是独一无二的，女权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一直在波浪式前进[2]。
但是，另一个把#Me Too理解为代际冲突的原因是，反#Me Too的个人主义女权主义者把TA们自己对运动的抵制建构在基于智慧、现实主义和成熟之上。对他们来说，所有关于重新想象、重建新世界的想法听起来都是无可救药的幼稚言论。Daphne Merkin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总结了反#Me Too行动的主旨，她写信给即将站出来指控的女性说：“长大吧，这就是现实生活。”
这是一种常见的,但非常奇怪的信念:成熟和个人力量被抽象为一种委曲求全和妥协退让——认为我们的世界无法变得更好,我们不能彼此友善，男性（粗俗无礼和随意掠夺）的合法性是不可改变且必须忍受的。这是一种奇怪的力量概念，任何对美好世界的要求及期待有一天会有所不同的希望，都被轻视为一种幼稚的观点。尽管你可以把这种反#Me Too运动的女权主义者的做法解读为强硬且务实，但更深层次上理解的话，不免令人悲哀。
哈佛大学精神病学家Judith Herman在她的书《创伤与康复》（Trauma and Recovery）中，讲述了强奸受害者和其他遭受过可怕虐待的精神病患者的治疗过程，她认为人们很容易站在犯罪者的立场，她写道：“所有的犯罪者都只是要求旁观者什么都不做，相反，受害者要求旁观者一起分担痛苦。”类似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反#Me Too的女权主义者身上，TA们呼吁更多地同情性侵犯者，并要求那些遭受性侵犯的女性在选择中承担更大的责任，这种观点未被言说的另一面即为：不牵涉进他人的痛苦中，无需与他人分担苦痛。
#Me Too和它所引发的“清算”给了我们宁愿不知道的知识——关于一些可怕的事情是多么的正常地发生着，关于我们中有多少人遭受了痛苦。反#Me Too的女权主义者并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想把目光移开的人，我敦促他们不要这样做。
Ref：
1.Moira Donegan, How #MeToo revealed thecentral rift within feminism today, The Guardian,2018.5.11; 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18/may/11/how-metoo-revealed-the-central-rift-within-feminism-social-individualist.
2.Lucy Whitman, and Virginia Cumming, #MeToo and the ‘woke’ generation didn’t happen overnight, The Guardian,2018.5.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8/may/17/metoo-and-the-woke-generation-didnt-happen-overnight.
3.KimberleCrenshaw,Demarginalizing the Intersection of Raceand Sex:
A Black Feminist Critique of Antidiscrimination Doctrine, Feminist Theory and Antiracist Politics,Universityof Chicago Legal Forum, Vol.1989.
[1]千禧世代（Millennials），又叫Y世代（Generation Y）。一般指约略于1981年～2000年出生的人，是源自美国世俗文化对一个特定世代所习惯称呼的名称。也有几个同义词来描述这个时期的世代特色，包括了：网际世代，或称N世代（The Net Generation), 回声潮世代（Echo Boomers，二战后婴儿潮的下一代）
[2]这里特指通常意义上界定的第一波女权主义、第二波女权主义、第三波女权主义，每一波都有具体不同的利益诉求，有时看起来甚至是前后矛盾的。但基本上下一波运动建立在对前一波运动的批判反思上，总体而言是曲折式前进。女权主义的发展请参考维基百科https://en.m.wikipedia.org/wiki/Feminism
特此鸣谢翻译特别顾问：昭君，德国先生，高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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