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重发】勇往直前——武装党卫军少将库尔特·迈尔传记（三）
（加拿大检方证据T-27：1945年时阿登修道院受损的外观。耶斯奥涅克声称迈尔下令杀俘之前，和团部人员就在礼拜堂里）
第三章：审判
早在1943年11月，盟国的政治首脑和外交官们便在莫斯科商定一份宣言，寻找德军各部队违反战争法的暴行，追究德军责任。以英国打头，一支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在伦敦建立（没有苏联）。加拿大战争罪部门在布鲁斯•麦克唐纳中校（Lt-Col Bruce Macdonald）领导下整合证据，将矛头指向12SS。12SS中必须有人为诺曼底战役中被杀的加拿大战俘负责，问题是这个人是谁？
以某些指挥官或军官必须负责为前提，迈尔中选了。他是极少数依然活着且在战时被俘的指挥官之一（加方调查时战争尚未结束）。1944年6月7日、8日在迈尔作为指挥部的卡昂阿登修道院里发生两起加军战俘被杀事件，共计十八人遇难。麦克唐纳认为迈尔应对此负责。1945年3月，迈尔在伦敦期间，麦克唐纳亲自审问迈尔，迈尔称没听说过屠杀。
尽管战争罪调查员到处寻找被加拿大和盟军俘虏的前12SS成员，但他们中几乎没人愿说迈尔的坏话。麦克唐纳来往于加拿大和美国的战俘营，只获得极少几个不完全可信的证人。突变来自一位名叫让•耶斯奥涅克（Jan Jesionek）的前党卫军士兵。耶斯奥涅克出生在波兰，自称被12SS强迫征召。他告诉麦克唐纳，1944年6月8日自己亲眼目睹了迈尔在卡昂的阿登修道院指挥部下杀俘，还告诉部下不留俘虏。
1945年10月28日，麦克唐纳再次提审迈尔。迈尔推翻了自己以前的话，告诉加方他确实接到过十八个加拿大战俘尸体在修道院内院被发现的报告。迈尔说自己立即下令彻查此事，认定一位尉官（已战死）得为此负责。麦克唐纳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迈尔不过是企图把自己的罪行推到死人身上。
尽管跟其他证人的证词有抵触，但因迈尔已承认在他团部有加拿大战俘被杀，麦克唐纳和1号加拿大战争罪调查部把调查方向集中在迈尔身上，准备起诉迈尔。迈尔因其阶级和被宣称的罪行成为加拿大的明星罪犯。在伦敦，英国司法部长向加拿大提供了起诉迈尔的皇室委任状，可渥太华政府没有表示明确意见。涉及到武装党卫军将军是否应该受到审判的争论一直拖到夏季，媒体扮演了重要角色，向政府施加压力。
1945年10月31日，迈尔被军用飞机带到德国西北加拿大占领区，而后由特殊警卫护航的装甲车送到奥里奇（Aurich）城镇附近。他被控与1944年6月12SS在诺曼底犯下的五起战争罪行有关。法庭场所设在一所被改造的海军兵舍中。
（1945年10月31日，运送迈尔的装甲车来到奥里奇兵，迈尔从车中出来后与皇家温尼伯步枪团的亚瑟·拉塞尔少校（Maj. Arthur Russell）拷在一起。审讯期间拉塞尔少校成了迈尔的固定‘伴侣’）
（进入兵舍后，迈尔被剥下军服接受一次彻底的身体检查，然后得到一套内衣和黑色外套。这张照片上迈尔刚刚换完衣服，正被押往他的牢房。这身囚衣被加拿大媒体讽刺地成为‘祖特装’）
（很明显，迈尔不喜欢囚衣。跑题：我知道萌的不是时候，可草莓这气鼓鼓的样啊，真像个小孩，想捏.......）
尽管迈尔更喜欢由英国或德国民间律师为他辩护，还是被指定一位加拿大军官——中校莫瑞斯•安德鲁（Lt-Col Maurice Andrew ）被分派为被告辩护律师。安德鲁是佩斯团团长，在意大利、荷兰与德军交战过，战前他是安大略省的律师。
安德鲁和迈尔第一次见面是在迈尔的牢房，迈尔烦躁地说“为什么你要浪费时间在无用的事上，为什么不干脆枪毙我？” 翻译员瓦迪•莱曼上尉（Capt. Wady Lehmann）向他解释在加拿大法律下人人都会得到公正的审判。 “结果不是内定的？” 莱曼和安德鲁向他保证不是。迈尔耸耸肩膀表示他不相信“继续，我会合作——但我还是认为你只是在浪费你的时间。”这种态度被迈尔在审判中从头保持到尾。
莱曼作为审问军官曾在罗马以北的战俘营里审问过好几百德国各部队的战俘，十月末受命到奥里奇报道，其后两个月里数不清的个人会谈和专业讨论都靠他翻译。莱曼欣赏迈尔，相信迈尔无罪。安德鲁也受到感染，他既不赞同迈尔的纳粹意识形态，也不相信迈尔被控的罪名。安德鲁眼中的迈尔具有超凡魅力，过了几个星期后安德鲁甚至对迈尔作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军人产生了敬意，迈尔对妻子和家庭的态度也让安德鲁由衷赞美，他打算为迈尔提供尽可能好的辩护。
（拍摄于的照片，迈尔每日下午都有半小时的午后运动，和拉塞尔少校拷在一起。两个魁梧的皇家温尼伯步枪团警卫携带警棍紧跟在后面。迈尔每日的活动常常引来好奇的观众和新闻工作者。虽然跟人拷在一起跑步实在是别扭的活动，但迈尔发现这能让拉塞尔发火，于是乐此不疲。跑题：感觉拉塞尔在草莓眼里是寻开心的= = 瓦迪·莱曼第一次听到草莓的笑声，就是一天等草莓运动后去草莓牢房，发现草莓在笑，草莓对莱曼说：“拉塞尔少校有一个严厉的老妈，是不是？他每天都看我的床底下，以上帝的名义，我没在床下面藏任何东西。”...............草莓的心态值得表扬，佩服下，其他人在这种环境下哪还能笑得出来）
（与上面这张照片同天拍摄的另一张照片。媒体的兴趣集中在这次审判上。在这张照片中，迈尔在被警卫们带出去活动，一辆加拿大电影部门仪器车紧随在后。）
十一月中旬，安德鲁自信能胜诉，便让莱曼去奥弗莱本看望凯特，劝说她到奥里奇来。
迈尔的次女乌尔苏拉日后回忆道： “莱曼先生态度恭敬，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他告诉母亲可以去奥里奇看望父亲。我陪母亲去。第二天我们留下他照相给父亲。他绕过黑尔姆施泰特（Helmstedt）当地政府——‘让我看看能不能解决你们的食品证问题’他说，我怕这个，因为我们花了那么长时间等待。但几分钟后他就再次出现，笑着告诉我们‘事情解决了。你们将立即得到食品证，也被允许和平的住在这里。’” “在奥里奇我们被安置进一座旅馆。母亲和我想的是什么时候能见到父亲。终于一个士兵出现，驾车带我们来到郊外一个巨大的兵营。每个人都毕恭毕敬，我们坐在一个办公室等，一些军官站在书桌边。我们听到脚步声，门开了，父亲被两个军人拷着进来。” “父亲望向我们。他的押送人解开手铐，可拷环没松开。父亲用力拉着这东西，悲哀无助地看着我们。然后愤怒地看向那些军官。直到很多年后他的双手才得到自由。我们扑到他身边，大笑，享受重聚时刻，但他的手还在拷环里。泪水伴随痛苦汹涌而来，最初的几分钟甚至熄灭了对幸福的所有期盼。” “坐在父亲膝上，我一直告诉自己‘不要发抖，不要发抖！’，但父亲在发抖，母亲也是。她强作笑颜与父亲交谈。紧张形势放松了。我们从痛苦的战争中幸存下来，俘虏、囚禁、轰炸、饥饿、失去所有财物。但我们的家庭还在，家人都还活着。这给予我父母新的力量。二十分钟后我们不得不分开，直到第二次探望。” “此后几个星期里，我只为这每两天一次的二十分钟探望时间而活，其他一切都不重要。”
（迈尔第一次很不情愿地回应摄影师让其拍照。在一次同迈尔的重要谈话后，通过翻译，摄影师说服了迈尔称如果他能为一张好照片摆个好姿势而非不合作的可怜架势，刊登到报纸上会对他有益。拍摄时迈尔大概是不太高兴。照片拍摄于1945年11月30日，地点是奥里奇兵舍中迈尔的牢房。）
迈尔的正式审判确定在1945年12月10日。检方指控迈尔的罪名有五项——
第一：战争罪，他1943年在比利时和法国境内（更重要的是）1944年6月7日之前，指挥第二十五团时，违反法律和战时惯例，鼓励并忠告自己指挥下的部队不能对敌人留情。 第二：战争罪，1944年6月7日在法国诺曼底省，对违反法律和战时惯例杀死的战俘负责，当时他指挥下的部队在布隆和奥瑟或附近杀死二十三名加拿大战俘。 第三：战争罪，1944年6月8日前后，在他设在法国诺曼底省的阿登修道院的团部里，作为25团团长违反法律和战争惯例下令部队杀死七个加拿大战俘，这个命令的结果是七个战俘立即被射杀。 第四：（可代替第三罪名）战争罪，1944年6月8日前后在法国诺曼底省，作为二十五团团长，对违反法律和国际法杀死的战俘负责，当时他麾下的部队在阿登修道院二十五团团部里射杀七名加拿大战俘 第五：战争罪，1944年6月7日前后在法国诺曼底省，作为二十五团团长，对违反法律和战时惯例杀死的战俘负责，当时他麾下部队在作为二十五团团部的阿登修道院杀死了十一名加拿大战俘（相当于第三、第四罪名）
*以上是最初文本，正式开庭后这份罪状稍有变化，比如第一条强调迈尔灌输给即将上战场的年轻人残酷对待敌人的思想会对他们第一次战斗时造成什么影响；第二条中屠杀地点明确为奥瑟。但大致意思不变，罪名也没有改变
1945年12月10日10:00庭审开始，迈尔进入“枫叶兵舍”的法庭。两只手被拉塞尔少校和斯特拉特上尉（Captain Strutt）拷着。他有礼貌地向法官鞠躬，然后坐下。
（正式开庭前，法庭宣读检方指控的罪名，迈尔是否承认罪名，迈尔的回答是“无罪”）
法庭架构遵循加拿大军事法庭的标准。五位高级军官担任法官。他们听双方辩论，考虑文字和口头证据做出裁决。法庭用英语，被告和非加拿大证人有翻译为其转换成德语。一位法律军官被指定为军法法官。控方是麦克唐纳中校以及战争罪调查部军官们。辩方是安德鲁中校和他的副手弗兰克•普洛德上尉（Captain Frank Plourde）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5年12月10日军事法庭开庭，法官们宣誓以上帝之名公正地审判犯人。法官席上从左至右分别是：罗伯特准将（Brigadier Roberts）、斯潘林准将（Brigadier Sparling）、布雷丁中校（Lt.-Col. Bredin，军法法官）、哈里·福斯特少将（Major-General Harry Foster，主审法官）、约翰斯顿准将（Brigadier Johnston），还有一位法官贝尔—艾尔文准将（Brigadier Bell-Irving）照片中只拍出了他的手臂）
（布雷丁与麦克唐纳在开庭陈词时尖刻的交换意见。法官席上其他法官看起来正在静听思索。）
迈尔在回忆录《掷弹兵》中如此写道：“在我面前坐着五个法官，全是将军。我搜索着，直到我看到哈里•福斯特将军的眼睛。1944年我战场上的对手已被选为法庭的主审法官来审判我。这是两个军人之间多怪异的一次见面！战争岁月过去后，胜利者坐在审判席上审判失败者。主审法官和陪审员的选择违背了国际法。这些先生都跟我打过仗，怎么可以指望他们公平？我从福斯特眼睛里发现了理解和同情。至少我是如此感觉，坐在这里的是一位真正的军人和绅士。” （哈里•福斯特少将是加拿大第四装甲师师长，诺曼底战役时任第7步兵旅旅长，和迈尔的25团、蒙克的26团在卡昂打得天昏地暗。）
迈尔没有感觉错，福斯特确实同情迈尔，但这不能阻止庭审变成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
麦克唐纳致开庭陈词时因跑题跟军法法官布雷丁互呛，福斯特提醒麦克唐纳法庭审的是迈尔，不是德国。为期两个半星期的庭审，后期麦克唐纳不顾法庭再三训诫，一再对迈尔人身攻击，麦克唐纳的证人们也不甚可信——
一号证人掷弹兵托本尼什（Torbanisch）不曾出庭，麦克唐纳宣读档案资料。托本尼什是第15连（25团的侦察连）里的一个捷克人，1944年4月在法国的艾格（Aigle）杀了一位军官后逃跑，跑到比利时参与地下工作，直到被俘虏。他说了关于密令的故事，声称在贝弗洛训练期间他的军士长宣读指令，要他们记住。没有手写本的存在，托本尼什口述给地下组织，德语—捷克语被翻译为弗兰德语，再被麦克唐纳翻译为英语。 这份口头命令的节本值得调查，只能作为一个煽动性的第三手传闻证据在新规定下引入庭审： 1、 对待占领国的平民：任何人对一个党卫军士兵表现出轻蔑都可以对其殴打和逮捕；如果他有反德嫌疑就可以被秘密处死。 2、 任何想要获得武器和弹药信息的人都将被逮捕审问：如果被证明反德就会以间谍罪处以死刑，提供以上情报的军人同样待遇。 3、 离开岗位的警卫将被处死 4、 在前线：党卫军部队不留战俘。战俘在审问后就处死。党卫军士兵不能投降，如果没有其他选择就自杀。军官有英国人不留党卫军战俘的情况 5、 通信保密。 6、 侦查群从前线回来要改变路线
（以上是按麦克唐纳的英译本节译）
迈尔被激怒了。“第4条荒谬之极。这种规定本身就已经破坏了部队士气。部队没有授权去审问战俘，对于处理战俘的指示从未曾发放过。此事之后我对公平审判不抱多少希望。”
掷弹兵阿尔弗雷德•哈策尔（SS Mann Alfred Helzel）是麦克唐纳的另一个证人。哈策尔十九岁，跟托本尼什一样都是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后裔，同属第15连。1944年6月哈策尔受伤后被俘。麦克唐纳在魁北克附近的战俘营发现哈策尔，他自称听过迈尔告诉团里各连不留战俘，而后连长冯•比特内尔（von Büttner）重复这条命令。麦克唐纳认为哈策尔所说的就是托本尼什那份口头密令，但当哈策尔站到证人席上时却逃避了，他局促不安地重重倒在他的椅子上，躲避问题，说自己记不得了，到最后干脆否认迈尔或比特内尔说过不留战俘。 麦克唐纳认定哈策尔是恶意证人，在法庭上责备哈策尔，以至军法法官不得不提醒麦克唐纳不该对自己的证人充满敌意。但损害已造成，哈策尔不像是个可靠证人，在交互盘问中，安德鲁又使哈策尔承认侦察连的主要工作是确定敌人在哪里、兵力如何，而非押送俘虏。
哈里•福斯特后来回忆庭审时，他感觉：“麦克唐纳太着重于‘不留战俘’的命令。我们中的每个人在战时都从自己人那里听过同样的荒唐话。战斗中情况总是不同。每个士兵都以自己的意思在接受敌人投降后决定是否杀了他。”
麦克唐纳的一个法国平民证人，奥瑟的石匠康斯坦斯•雷蒙德•吉尔伯特（Constance Raymond Guilbert）声称目睹加军被屠杀，还埋葬了几具加军战俘尸体，但他证词的确实性在进入他哄抢物资的讯问时被破坏。（很有搞笑剧色彩——他说自己发现了2000瓶酒，因为口渴将其带回家喝光。被问道他为什么不问问法庭是否相信他喝掉两千瓶酒？他又说把酒平分了，他家里有很多朋友，他们也口干舌燥。）
（证据T-10：奥瑟杀戮。‘B’是战俘被杀的地方，‘O’是法国平民证人吉尔伯特从窗中看到加拿大战俘被杀的位置。检方指控迈尔的部队在奥瑟杀死二十三名加拿大战俘，这项罪名在庭审中被排除）
至于被麦克唐纳视为杀手锏的耶斯奥涅克，证词也不可信，比如他声称迈尔在杀俘当天（1944年6月8日）穿了件胶皮大衣，可迈尔穿的一直都是迷彩服；耶斯奥涅克说他当天驾车时不小心开到自家雷区，触雷后才来到修道院，可若真是车子触雷，他大概连人带车都不剩啥了。
（证据T-31，耶斯奥涅克站在阿登修道院里一条走道上，他声称自己亲眼目睹迈尔命令部下把七名加拿大战俘带到花园枪毙。这七名战俘被带去花园之前经过这条走道。）
反观辩方，迈尔要求的一些证人没能出庭。国防军将军格耶尔•冯•施维本伯格（Geyr von Schweppenburg），原本作为迈尔的品德证人要出庭作证，他都从荷兰的战俘营转到奥里奇兵舍了，然而检方听说施维本伯格30年代在伦敦做过四年半武官，不但英语流利且对英国军事审判那套烂熟于心，于是施维本伯格连法庭门都没摸到就被送回去。（大概是怕玩军法、文字游戏反被施维本伯格玩进去）
1945年12月28日是法庭作出裁决的日子。11:20，主审法官福斯特少将宣布休庭以便法官们商讨作出判决。迈尔被送到外面的走廊，在那里他母亲、妹妹、妻子被允许跟他坐在一起。安德鲁自觉能胜诉，可他忘记最基本的一点，（加拿大）战争法则规定上司要对下级行为负责，而加军战俘在修道院被杀时，迈尔的团部在那。
五位法官大多都在诺曼底战役中与12SS有过直接交战。他们中至少两人对迈尔的法律责任保留意见，因为加拿大同样犯下战争罪。可他们必须考虑法律。福斯特不相信迈尔杀俘，但确信迈尔知道部下杀俘。第10步兵旅旅长贝尔-艾尔文时年三十二岁，是加拿大军队里第二年轻的旅长，他对迈尔有特殊的好感，他也很无奈：“我们全都知道，我们的军队在很多时候犯了同样的罪。……但法律上的限制让我们无法做出其他裁决，只能判处死刑。”主审法官福斯特则从一个战士的观点赞成，他相信迈尔宁愿选择死刑：“换成是我，我宁愿死在行刑队抢下也胜过在监狱里度过余生” 其他人表示同意，他们掐灭香烟回到法庭，11:45法庭重新开庭，福斯特对迈尔宣告判决结果：第一、第四、第五项罪名成立，判处死刑，枪决。
迈尔没有表现出任何感情波动，他最后一次向福斯特鞠躬，由警卫押走。几分钟后，旁听席上的迈尔家人离开，莱曼上尉警告她们：“注意——外面有摄影师，别让他们看到你们的悲痛。”
迈尔为死前没能见到儿子而难过。凯特决定把孩子们全带到奥里奇。奥弗莱本的一个共产党员愿为她们支付旅费。凯特觉得世界真是疯了——奥弗莱本的共产党员们憎恨迈尔一家，奥里奇的加拿大人对迈尔家人很好；可现在具有同情心的加拿大人要枪毙她丈夫，可恶的共产党员却花钱让她们一家团聚。
（迈尔被判处枪决后提出最后一个个人请求：见妻子和亲人最后一面。沃克斯少将同意了。这张照片拍摄于1945年12月30日，左方的男子是莱曼上尉，面对镜头的女子就是凯特，她身边的小女孩是她和迈尔的二女儿乌尔苏拉，她们身后的两位妇女是迈尔的妹妹梅兰妮，母亲阿尔玛（面部被凯特挡住）。她们的衣服很可能是借来的，迈尔家此时已一贫如洗，迈尔改判无期徒刑后想带着凯特的照片去服刑，还是加拿大军官出的拍照费用，旅馆老板娘借给凯特拍照穿的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