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重发】沉默的将军——武装党卫军少将威尔海姆·蒙克传记（附文）

这也算是 第八章吧

——————————————————

附文：沃姆豪特屠杀案始末

（沃姆豪特屠杀就发生在这处废弃谷仓。这个谷仓已经被保留下来，每年都有英国老兵来此哀悼纪念）

如正文所述，1940年5月28日，二营营长舒茨克在激战中身受重伤，蒙克成为代理营长。当天，80余名英国皇家沃里克郡团、柴郡团、皇家炮兵团官兵在沃姆豪特向警卫旗队二营投降。

阿尔弗雷德•图姆斯（Alfred Tombs）是皇家炮兵团的一个炮手，因左腿受伤被俘，他回忆自己跟同伴被押送上路，但当时他不知道俘虏、押送自己的德军不是国防军而是武装党卫军。战俘们穿越埃斯奎比克附近的田野走了大约一千米，天开始下雨，押送者让战俘们进入路边的一座废弃谷仓，图姆斯天真地以为是让他们进去避雨，战俘们一进谷仓，就有木柄手榴弹扔进来，一位党卫军军士喊道“出来五个人！”，图姆斯明白将要发生什么了。五个人出去后，谷仓外面传来党卫军军士数战俘的声音：“一！二！三！四！五！”，每数一个之后就是一声枪响。然后党卫军军士又回到谷仓命令再出来五个人，图姆斯自愿出去，他明白谷仓里没炸死的人早晚都得出去，去死，拖延个一时半会也挽救不了生命，还不如来个痛快。党卫军军士让图姆斯等五人面向他们，五个端着步枪的党卫军士兵走了出来，图姆斯的排号是五，他听到党卫军军士喊出了‘五！’，随即枪声响起子弹穿透了自己胸背，他倒下，感觉到鲜血从身体中喷溅而出，然后昏了过去。等图姆斯醒来时，押送他们的武装党卫军士兵们已经离开。

图姆斯活了下来，除他之外还有约14人生还（其实还有更多参加过沃姆豪特之战的老兵声称自己是屠杀幸存者，可他们的叙述不是太假，就是难以核实，所以他们没有被计入最终的幸存者总数中）。幸存者多数为德军所救，同时也等于再次被俘。 第一个离开谷仓又第一个再次被俘的是乔治•霍珀（George Hopper），他逃进一栋农舍，看到满屋子惊讶的德军士兵。随后逃出的是罗伯特•吉尔（Robert Gill）、阿尔弗雷德•图姆斯、库珀（Cooper）、吉姆•达顿（Jim Dutton）和巴克斯（Box），他们被一小队德军俘获后，巴克斯错误地选择了逃跑——这种情况下，德军有权开枪。巴克斯被击毙后，只有十几岁的达顿跪倒在地，哭着说：“别杀我，请别杀我，妈妈现在就我这么一个儿子了。”达顿的哥哥已经死在谷仓。德军的态度颇为同情，他们示意达顿站起来，但他仍在颤抖。一位德军军官礼貌地走上前去，用流利的英语宽慰道：“没事了，孩子，战争已经结束。我们会在伦敦，而送你去柏林工作。” 有点讽刺的是，遇到德军的幸存者都得到救护，并被妥善转移，而向多次出现在谷仓附近的法国农夫寻求帮助的屠杀幸存者却遭到拒绝，农夫甚至不肯给幸存者一口水喝，尽管他有时还带着牛奶。

幸存者杰克•贝内特（Jack Bennett）临终前吐露，当他奄奄一息地躺在谷仓外时，被两名正在搜寻德军伤员的奥地利红十字会成员发现。跟贝内特一同获救的还有理查德•派瑞（Richard Parry）、查尔斯•戴利（Charles Daley）、约翰•拉维尔（John Lavelle）与其他几名伤员，他们被送往德国国防军急救站。

1943年底，皇家沃里克郡团的幸存者查尔斯•戴利、阿尔伯特•埃文斯（Albert Evans）、约翰•拉维尔与皇家炮兵团的幸存者理查德•派瑞作为交换战俘遣返回国。他们说了1940年的屠杀，但起初没有人相信。第二批皇家沃里克郡团的幸存者阿尔弗雷德•图姆斯、罗伯特•吉尔、阿尔伯特•蒙塔古（Albert Montague）在二战结束时回国。

（沃姆豪特屠杀中遇难者的最终埋葬地，他们中很多人的身份始终没能识别出来）

直到成立战争罪调查部时，英国才算开始着手调查沃姆豪特屠杀。根据英国国防部政务次长罗格•弗里曼1988年6月28日在下议院的发言，调查部共会见八名幸存者，但案件报告中仅有六名幸存者的陈述。由于不明原因，阿尔弗雷德•图姆斯的证词没有被采用，也不知何故，调查部当时未与近半数以上的幸存者联系。

1947年4月，阿尔弗雷德•图姆斯与其他三名幸存者被邀在“伦敦笼”指认嫌犯，但图姆斯推辞了，因为战场上，戴着钢盔的党卫军看来都一个样，图姆斯说道：“他们都很高，也都衣着整齐。”

阿尔伯特•埃文斯却肯定地指认了一个嫌犯，可是其他幸存者都分辨不出嫌犯。

罗伯特•吉尔对第一个向谷仓里投掷手榴弹的党卫军士兵有过机械的描述：年约26，高1米74，皮肤晒得黝黑，领子上有“SS”标记。吉尔的证词本就含混不清，尤其他说屠杀发生时阿尔伯特•蒙塔古也在谷仓。实际上蒙塔古并非真正的屠杀幸存者，他是屠杀发生后才在沃姆豪特被俘，压根没进过谷仓。

理查德•派瑞提到一名德国军官，这名军官似乎是个“人物”，派瑞记得军官头戴黑色软檐帽（如果不是派瑞胡说那就是他记忆混乱，40年时的W-SS军官不可能再戴黑色软檐帽）。军官愤怒地下令，派瑞想，命令应当与他们这些战俘有关。他认为自己能认出那名军官和朝他开枪的士兵，但两者都不在“伦敦笼”的嫌犯之中。

（亚历山大·苏格兰中校，没把蒙克送上盟军法庭被他视为自己最大的失败，洛克尔议员阁下在88年时还提到了中校故去，颇有继承遗志之感）

依照英国战争罪调查部部长亚历山大•苏格兰（Alexander Scotland）中校，在1947年3月、6月所写的两份沃姆豪特案件报告（WCIU/LDC/1550、WCIU/LDC/1650）等相关资料，整理出1940年5月28日屠杀发生前的概况如下： 约莫下午四点半，即蒙克代理二营营长后半个多小时之际，二排押解40多名英军战俘返回，途经营部，那里也有一批战俘，人数在30到60之间。二排排长海因里希斯（Heinrichs）没再前进，而是去请示营长如何处置战俘，蒙克反问他：“你带战俘来是什么意思，违抗命令？”，二排的奥斯卡•森福（Oskar Senf）没听见排长海因里希斯的回答，只看到蒙克对他大发雷霆。有个略懂德语的战俘叫道：“天啊！他们不留战俘！”

随后海因里希斯走开半小时左右，回来时多了八个人（二营八连信号班）。蒙克现在把战俘都交给他们了。

海因里希斯命令二排带着战俘出发，森福问，要带战俘去哪？海因里希斯答道：“那八个新来的人知道。”森福转而去问他们，得知蒙克下了杀俘令。森福和他二排的战友都感到很愤怒，并出言反对。海因里希斯对森福说，他打从心底里不赞同此举，但他耸耸肩，又道：“你们刚才亲眼见过蒙克是怎么冲我喊的了。”

以上叙述出自森福的供词。森福曾在东线战役中肺损伤，演变为包囊性肺结核后退役。1946年底，调查员理查•瑞特（Richard Richter）被派往德国审讯森福。在伊茨海德（Eselheide）战俘营，照看森福的前德国国防军医生对瑞特说，森福不宜接受审讯，他患上了干酪性肺结核，大限将至。瑞特在简陋的隔离房里，见到孤单而虚弱的森福后，认同了医生的建议。瑞特回忆说：“依我所见，他无疑是个病入膏肓之人，甚至连在一份陈述上签字都办不到。”但作为屠杀当天押解战俘的人之一，森福是英国重要的证人，所以无论如何都要进行审讯。

1947年，调查员杰瑞•斯坦顿（Jerry Stanton）在德国英占区一家战俘收容所的隔离病房里，独自记录下森福的口头陈述，随后森福过世。这类证言的法庭用语为“临终自白”。英国战争罪行调查部采信森福供词，认定蒙克须为沃姆豪特屠杀负责。然而森福的证言内容在法律上属“传闻证据”，无法定蒙克有罪。最直接的证人是海因里希斯和接到蒙克杀俘令并实施的信号班八人，海因里希斯已在东线阵亡，带领信号班杀俘的实际执行人瓦尔特•德莱舍（Walter Drescher）也被认为在东线阵亡，能在法律上给予有力支持的证词只能来自实施屠杀的其他七个信号班士兵，他们是远比森福更重要的证人。战争罪调查部找到森福证词中信号班成员中的两个——汉斯•康涅茨卡（Hans Konieczka）与约瑟夫•施奥卡（Josef Sorowka），然而他们一个证词不详，一个只说：“我记得听过英军战俘被杀的事。”

审讯似乎陷入僵局，调查部居然就这样放了康涅茨卡和施奥卡。调查员潘特恰夫（Pantcheff）对此的解释是：他们的团队很小，时间又很有限，他们有接着做其他事的巨大压力。（笔者注：没有资料显示调查部是否认定康涅茨卡和施奥卡参与杀俘，能确认的只有这两人从未被英国收押更不用说起诉了。可调查部一方面采信森福证词认定蒙克下令杀俘，一方面又对证词中执行杀俘的信号班成员康涅茨卡和施奥卡不加追究，甚至没让沃姆豪特幸存者对他们进行辨认，此般处置实在令人费解。）

另一位被英国战争罪调查部审讯的德军战俘是辎重队的军士卡尔•库莫特，库莫特受审时说：“（二营）副官博特勒（Beutler）告诉我，他向营长请示如何处置战俘时，营长说杀了他们。”但当时的营长是舒茨克，还是接任他的蒙克，库莫特已经记不得了。

而博特勒受审时则说：“我不知道也没听过英军战俘被杀的事。”此外博特勒作证，蒙克接任营长后命他们徒步或用车，把营部约30名战俘送到后方去。

1948年4月，战争罪调查部最后一次递交沃姆豪特案件报告。几个月后，英国政府经慎重考虑，决定停止审理战争罪，调查部随即解散，有关案件都交由英领区的德国法院审理，但沃姆豪特案件始终没有进展。

1955年10月10日，蒙克从苏联获释，回到德国后去向不明。

1972年5月，敦刻尔克老兵协会的莱斯利•艾特肯（Leslie Aitken）牧师巧遇皇家沃里克郡团的老兵威廉•柯德瑞（William Cordrey）与他的侄子道格拉斯•柯德瑞（Douglas Cordrey）。通过他们，艾特肯牧师第一次听说了沃姆豪特屠杀，他对此极为愤慨，新的调查行动就此展开。

（1972年，四位屠杀幸存者在沃姆豪特参加屠杀遇难者纪念碑的揭幕式。从左至右：阿尔伯特•埃文斯、约翰•拉维尔、阿尔弗雷德•图姆斯、查尔斯•戴利。）

艾特肯看过大部分机密档案后，坚持蒙克应该受到审判，然而当时普遍观点是认为蒙克住在东德，英国没有司法权。直到有一次艾特肯与几位前德国国防军军官用餐时，听说蒙克住在西德的吕贝克。

艾特肯开始与吕贝克的检察官长期通信，并询问，如果蒙克还活着，能不能受审？是否可以指控他参与屠杀？检察官确定蒙克还活着，甚至提供蒙克的住址给艾特肯。不过检察官在回信中说：“你对蒙克涉嫌犯有战争罪的叙述并没有得到证实。”虽然艾特肯紧追不舍，但1976年3月，他收到德国检察官的来信，说已经进行过大规模的调查，终因证据不足，需撤销诉讼。

艾特肯把沃姆豪特屠杀的机密档案交予伯明翰市的法官看了，法官用了两个星期研究这些档案，然后给了艾特肯一个令他丧气的回复：“就凭这些证据，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法律都不可能判处蒙克有罪。”

与此同时，另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尚待解决，那就是皇家沃里克郡团幸存者的生活状况（沃姆豪特屠杀中的战俘大部分来自该团）。

雷金纳德•威斯特退休时听说战争即将结束时，设立了资助皇家沃里克郡团战俘的慈善基金，可他一个便士也没拿到过。威斯特给管理基金的团协会去信，但他们不同意资助，这让威斯特感到困惑，于是又写信问，有没有人从基金中受益，因为他知道不少穷困的老兵没有得到过资助，甚至多数人从不知道基金的事。

1975年9月29日，团协会在给威斯特的信中称，他们去年支出1000英镑的补助金，另有850英镑用于协会的其他活动。

威斯特觉得很可疑，1000英镑的受益人到底是谁？花费了与补助金数额几乎一样多的金钱又是什么活动？他找了当地的律师，律师写信要求团协会作出解释。团协会律师回信说，1000英镑受益人的信息是保密的，所以不能透露。850英镑则是协会的一些运转费及用于聚会和其他活动的支出。

威斯特的律师在慈善委员会的计划条款中，完全找不到850英镑这笔开支的正当理由。

1976年5月，团协会通知威斯特，他不在需要经济援助之列，补助金没被批准。这次威斯特愤而给伯明翰市佩里巴尔区代表，工党议员杰夫•洛克尔写信。在1976年6月6日的信中，他说到自己与妻子靠21.78英镑的退休金过活，认为有资格领取补助金，但基金余额虽尚有33333英镑，他还是被回绝了。这当然不仅仅是个人问题，皇家沃里克郡团的老兵其实都急需经济援助。

洛克尔发现基金的资产与日俱增，因为进款没有完全发放，团协会很少或全然没有尽力去找那些需要帮助的老兵。比如老兵吉姆•达顿，无家可归的他只能在废弃的楼房里过夜。

1977年5月25日，《伯明翰邮报》（Birmingham Post）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接着在6月12日，《伯明翰晚间邮报》（Birmingham Evening Mail）又刊登一则题为《退伍军人的闲置基金》的新闻。至此，基金资产已达41000英镑。有了传媒效应，洛克尔议员遂向皇家沃里克郡团协会秘书瑞恩（Ryan）中校转交一份人们认为有权申领基金的老兵名单。1977年11月24日，洛克尔收到团协会通知，名单上的21人中只有7人获批，他们每人平均获得31英镑的补助金。

慈善委员会经过漫长而复杂的调查，认定基金中有2631英镑被团协会不恰当地用于聚会、圣诞派对、花圈、捐赠蒙哥马利勋爵（Lord Montgomery）的葬礼。

1981年11月17日，洛克尔收到他选民的来信，一位曾在皇家沃里克郡团二营服役、参加过沃姆豪特与缅甸之战的老兵透露，被滥用的基金范围远超出调查结果。团协会的活动包括每年的诺曼底登陆日纪念、军官聚餐、士兵聚餐、阵亡将士纪念日等等。

老兵（他的姓名没有公布，姑且称其为老兵）写道：“是时候停止这种愚蠢的行为了，把钱用于最需要的地方——因战争致残、失业、无家可归、丧偶的那些人身上。例如尼克尔斯（Nicholls），他去世后，他的妹妹甚至没钱安葬他；索亚（Sawyer），服务18年，没有退休金；特维斯（Trevis），没有工作没有家；埃文斯是屠杀幸存者，手臂被炸断；拉维尔、图姆斯、戴利，所有谷仓屠杀的幸存者……。我71岁，已经退休。去年9月我妻子因晚期癌症病逝，花去400英镑火葬费后，我的退休金就只剩下40英镑。我向在沃里克的团协会寄去有关文件，指望甚为贫瘠的户头能得到一些补偿——我还没进坟墓、还得生活。沃里克那里传来的都是彬彬有礼的回绝，说，到别的地方去。我不抱幻想了，回信告诉他们，他们的来信被我挂在爱尔兰泥水匠的厕所里。”

1988年初，二战与纳粹史研究员伊恩•塞尔为传播战争鲜为人知的一面，决定创办一本杂志，名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调查者》（World War II Investigator）。塞尔在调查阿尔巴尼亚黄金之谜前去拜访洛克尔时，洛克尔借机向他斥责皇家沃里克郡团基金一事。在洛克尔出示的文件中，塞尔翻到一份有关党卫军军官涉及屠杀皇家沃里克郡团战俘的剪报，塞尔似乎对屠杀一事更感兴趣，他与洛克尔一拍即合，开始了新一轮的沃姆豪特屠杀调查，并得到蒙克新家的地址与电话号码。

（赛尔那本《希特勒最后的将军》封底，照片为作者偷拍，当时蒙克正在居所附近散步。）

（赛尔那本《希特勒最后的将军》封底，照片为作者偷拍，当时蒙克正在居所附近散步。）

1988年3月24日，塞尔在伦敦萨沃伊酒店召开一场新杂志的新闻发布会，他对晨间电视TV-am讲了蒙克的事。TV-am一直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塞尔此后还参加了他们的问答节目。时事调查栏目《世界动向》派一位制作人去核实蒙克在汉堡地区的行踪，最后确认塞尔得到的地址无误。

像是万事俱备，1988年4月21日，洛克尔向内政大臣道格拉斯•赫德（Douglas Hurd）借正式起诉蒙克的东风，不料问题接踵而至。最主要的问题是两份机密档案（即WCIU/LDC/1550、WCIU/LDC/1650，战争罪调查部认定蒙克为沃姆豪特案件元凶的结论性报告。），根据英国国家机密保密法，要到2021年1月1日才能解封。

对于是否立即开放档案，保守党与工党相持不下。就在此时，英国媒体的舆论攻势逐渐形成。《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连续两天在头版载满案件的相关报道；《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除了在头版刊登报道外，还向新成立的沃姆豪特幸存者信托基金提供四位数的捐助；《每日星报》（Daily Star）更是直白地以《纳粹屠夫的秘密》、《纳粹猪》、《我想毙了那杂种》作为大字标题；此外进行报道的还有《泰晤士报》（The Times）、《电讯报》（Telegraph）、《独立报》（Independent）、《镜报》（Mirror）、《标准报》（Standard）；BBC、ITV也都进行了电视新闻报道，ITV的《库克报告》还拍摄了时长30分钟的沃姆豪特屠杀纪录片，其中有些舛误更让广大观众产生了恐慌。所有通讯社，地方报刊都在报道同一件事，甚至开始自行调查。

1988年5月2日，德国《世界报》（Die Welt）摘录雷金纳德•威斯特给吕贝克检察官的信，要求他们再次进行调查。德国媒体不断找上蒙克，蒙克一再表明自己并没有下令杀俘。对此，蒙克的邻居向媒体言道：“他是个安静和善、有教养的老人，为什么不能让他平静度日？”

德国当局与英国当局展开为期四年的合作调查。英国国防部迫于洛克尔和幸存者代表的压力，最终在1994年开放沃姆豪特文件，但开放之前枢密院大臣兼下议院议长约翰•瓦克哈姆（Mr. John Wakeham）就在议会辩论中提到档案中的证据问题，同时英国政府宣布，因事发地在法国，英国没有管辖权，已经决定不起诉蒙克。

德国方面，审核完包括英国提前解密的文件在内的所有资料后，宣布因证据不足，无法对蒙克予以起诉。（这个结果不知道是否在洛克尔议员意料之中，因为让他选区伯明翰的法官说出“就凭这些证据，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法律都不可能判处蒙克有罪。”的，正是这些档案文件。）

这是有案可考的最后一次德国官方对蒙克的调查；英国国会历年议事录中关于沃姆豪特屠杀的记录同样中止在1994年，洛克尔此后不曾在议会上重提此事；至于自七十年代后期便已成型且从未消停过的民间舆论，笔者已在正文中有过描写，于此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