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公九年（4）- 公会齐侯于防

秋，七月。

冬，公会齐侯于防。

咱们把隐公九年下半年的事情，一起说一说。

《春秋》的记载比较简略，而公、榖两传也没有太多补充，《公羊传》完全没有解这两句经文，而《榖梁传》则是老生常谈：

秋，七月。 无事焉，何以书？不遗时也。 冬，公会齐侯于防。 会者，外为主焉尔。

为什么记载“秋七月”？是因为不遗漏每一个季节。

“公会齐侯于防”这件事，之所以用“会”，是因为这次会见是“外方”，即齐侯主导的。

我们知道，公、榖的长项是解经，但是如果脱离了具体环境，单为解经而解经，就可能局限于字面的含义，反而令人无法体会《春秋》的“微言大义”。

从史料角度来看，《左传》显然比公、榖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对隐公九年的下半年，《左传》补充了如下资料：

秋，郑人以王命来告伐宋。 冬，公会齐侯于防，谋伐宋也。

原来，还是与宋郑之间的战斗有关。

上次咱们在“城郎”一章说了，“宋公不王，郑伯为王左卿士，以王命讨之，伐宋。”想必郑国上次以王命伐宋，未能尽出胸中恶气，不肯善罢甘休，故而又组织自己的盟友，准备来一次更大规模的伐宋。

这里我个人认为，“郑人以王命来告伐宋”是一条线索，有关“《春秋》作者是谁”的这个老问题。

《左传》的凡例中有一条，“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如果《春秋》是未经删减的鲁国史书的话，“郑人以王命来告伐宋”这种事情，涉及到“王命”，鲁国史官绝不会“不书”的，而现今流传的《春秋》仅记录了“七月”，却对王命伐宋的事情只字未提。

如果《左传》记载准确，而且今本的《春秋》没有阙漏的话，这只能说明《春秋》并非是鲁史原文，而是在鲁国史书的基础上有所修订。相传公、榖经文都传自孔子的学生子夏，他们也没有看到关于王命讨宋的文字，那么《春秋》经文成书应该在战国之前，孔子修订《春秋》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接下来说说会于“防”的这个地点。

《春秋》关于“防”的记载不少，咱们一一列举：

1. 隐公九年 冬，公会齐侯于防。
2. 隐公十年 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3. 庄公七年 春，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防。
4. 庄公二十二年 秋，七月丙申，及齐高傒盟于防。
5. 庄公二十九年 城诸及防。
6. 僖公十四年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来朝。
7. 襄公十三年 冬，城防。
8. 襄公十七年 秋，齐侯伐我北鄙，围桃。高厚帅师伐我北鄙，围防。
9. 昭公五年 夏，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

按照杨伯峻先生的注解，鲁有东西二防，除了隐公十年“取防”为西防外，另外的事件都发生在东防。

但是“高厚帅师伐我北鄙，围防”这一事件，发生在鲁国北边，有学者认为发生在图中最上的红圈处。

而且“公会齐侯于防”在公羊的记载中，“公会齐侯于邴”。“防”、“祊”、“邴”，古音相同，隐公与齐侯相会之地，也可能是刚与郑国换来的“祊”地。

【中华再造善本】《公羊春秋 榖梁春秋(宋刻本)》

“防”的位置到底在哪，真是让人“防不胜防”！！

《左传》还记载了这年冬天郑国的一场战斗，咱们一起来看看：

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 北戎侵扰郑国，郑庄公率军队抵御。庄公对北戎的部队心有忌惮，“北戎的部队都是步兵，我方都是战车，恐怕他们会突袭我军。” 【轶yì，超过。 】 公子突曰：“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君为三覆以待之。 庄公的儿子，公子突说道：“派出有勇气但是不坚强的人，组成一支小队，去挑战戎人的部队，然后迅速撤退。同时，您在戎人追击的路上设置三处埋伏。 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救，则无继矣。乃可以逞。”从之。 戎人轻率没有纪律性，贪婪而不顾及亲情。因此他们如果胜利，不会互相谦让战果，如果失败，不会彼此救援。（我们派出诱敌的小队一旦溃败，）戎人的先头部队肯定争着前进以抢夺战利品，前进中突然遇到我们的埋伏，肯定马上溃逃。后面的部队（见到前面的部队中了埋伏）也不会来救援，于是就没有战斗力了。这样我们才能够解决战事。”郑伯采纳了公子突的建议。 【逞，杜预注为“解”。《左传》中另一处“乃可以逞”出现于“成公元年”，鲁国防备齐国进攻，“知难而有备，乃可以逞”，翻译成“化解、解决”确实比较妥当。】 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dān）逐之，衷戎师，前后击之，尽殪（yì）。戎师大奔。 十一月甲寅，郑人大败戎师。 （战事如公子突所料，）戎人的先头部队遇到埋伏果然溃逃，郑国大将祝聃帅师追击。戎人部队被拦腰截断，前后遇击，遇伏的戎人尽被斩杀。剩下的戎人部队完全溃败。在十一月甲寅这一日，郑国军队大败戎人。

北戎的部队是步兵，郑国位处中原，本应是战车对步兵占有绝对优势，然而庄公担心戎人“侵轶”，显然战场地形并非平原，而是有山地。

《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将战，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又厄，以什共车，必克。困诸厄，又克。请皆卒，自我始。’”

同样是“彼徒我车”的情况，郑国并没有像晋国一样将自己的战车部队改编成步兵，说明郑国面对戎人时，并没有“所遇又厄”的情况，即战场相对平坦。

既有山地，又有平原，于是公子突建议将北戎引下山，引至平坦地带使用车战，充分发挥己方优势。公子突的计策可以说是标准的“调虎离山”之计了。

可是，郑国所处的位置，附近哪有山呢？

我们知道，郑国东面和南面都是平原，北边是黄河，只有西面是伏牛山脉的嵩山。但是嵩山南麓的登封、告成在夏朝就已经开发，北麓是东方诸侯前往洛阳的官道，狭小的空间不足以被大队北戎容身。

既然被称作“北戎”，那我们就把目光放在郑国以北的区域：黄河以北的太行山脉。

上图地形资料来源于谷歌

上图是《左传》中、《后汉书·西羌传》引《竹书纪年》中有关“北戎”的记载。可以看出，北戎的活动区域以太行山为主，而且随着时间流逝、逐渐向太行山外的平原扩散。而这段时间正是晋国由分裂向统一并逐步强盛的过程。

《左传·昭公十五年》叙述，“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我们可以这样推测，晋国的强大和扩张，迫使北戎离开了自己的地盘，向太行山以东、以南的地方谋求生存空间，因此与平原的诸侯国发生了冲突。

而郑国近年不断扩张，很可能在黄河以北、太行山以南的区域也占有了一定的地盘。《左传·隐公三年》记载，“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温”在黄河以北，距离郑国有一定距离，如果不是在附近有势力范围，兴师动众去取麦实在是得不偿失。因此，郑国和北戎的这场战斗，很可能就发生在黄河以北、太行山以南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