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迈克尔·奎克：我为何相信沟通行动：对戈伊斯的回应
作者：迈克尔·奎克（Michael Quirk） 原文：Why I Believe inCommunicative Action: A Response to Geuss
翻译：Nous 校对：若望
商谈民主是一种文化和实践（praxis），而不是理论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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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德·戈伊斯（Raymond Geuss）那篇颇有见地却时有误导的文章《商谈共和国》（“A Republic of Discussion”）从三个问题讲起，每个问题各是一个切入点，导向他对尤尔根·哈贝马斯观点的批评性阐述，而他的批评所针对的，是哈贝马斯在其《沟通行动理论》等处关于协商性话语的论述。以下是我对他这三个问题的概说：
问题一：“商谈真的这么美妙吗？”有时候是，同样有时候不是。对此，我认为哈贝马斯不会有分歧，戈伊斯或其他任何人也同样不会有分歧。真正的分歧在于商谈要“美妙”则必须具备什么条件，也就是说，沟通须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像哈贝马斯在《知识与人类兴趣》（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中所说的那样，不仅在手段层面有效，而且在实践层面有效，甚至成为社会或政治解放的一个关键因素。尽管戈伊斯仍然同情批判理论的目标和成就，但他认为批判理论在阿多诺之后发生了一次错误的转向，一次康德式转向，这一转向在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及其在协商民主政治中的应用当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
虽然我同意戈伊斯对康德式转向的批评，但我仍然认为他误解了哈贝马斯的目标，并高估了这些目标在什么程度上契合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意识形态混乱。简而言之，哈贝马斯的心在正确的地方（我认为与阿多诺和戈伊斯的心在同一个地方），但他的理论和实践纲领有缺陷。这一点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每个人的理论和实践纲领都有缺陷。问题是弄清楚缺陷在哪里。
问题二：“‘沟通’”真的存在吗？”最好存在。否则我们就彻底完蛋了。而我还要争辩说，我们并没有也不可能彻底完蛋，因此，按照否定后件推理（modus tollens），“沟通”确实存在，尽管有时可能非常困难。
问题三：“我若否认‘沟通’的存在又怎样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如何解释“沟通”一词两边的着重引号。如果把着重引号解释为“基于规范有效性的先天条件”，那么戈伊斯否认“沟通”的存在是正确的。但如果把它解释为“由虽依历史而变但仍为共同的目标所界定，且得到所有相关方对它诚实、对它抱以尊重的承诺”，那么沟通就是可能的，而戈伊斯的说法就不在点上。后面这种“沟通”无非是“民主话语”，而这不仅可能，而且实际存在，尽管不是普遍存在。套用塞缪尔·约翰逊关于婴儿洗礼的话：你问我信不信协商民主和沟通行动？我信。我见过人们做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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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伊斯以英国的脱欧惨剧开始了他对哈贝马斯的批判。他恰当地指出，关于英国和欧盟关系的全国性商谈并没有带来好处，而是带来了灾难。然而，英国脱欧乱局是许多“高度偶然的历史因素”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国脱欧者说服人们把他们事实上在威斯敏斯特的政客手中遭受的伤害（错误地）当作实际上是布鲁塞尔官僚行动的直接结果。”戈伊斯写道，被右翼民族主义煽动家在意识形态上加以扭曲和过滤的全国性“商谈”，导致了这种灾难性的误解：
一系列奇怪的意外事件，包括首相的僵硬作风和极度无能，现已造成了一种局面，即30%或40%的选民真的反欧，而无论何种理想条件下的商谈都不能在短期内改变这种局面。
在这种宣传操纵和对民族认同的操纵性呼吁面前，任何对未来的什么“不受扭曲的沟通”来挽回脱欧损失的预想，都已然破灭：
与支持脱欧者交谈时，我当然不会以为哈贝马斯所说的“更佳论证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我当然也不认为，在理想情况下进行的无限商谈最终会使他们摆脱他们所遭受的认知和道德扭曲，并最终使他们和我达成共识。
戈伊斯似乎在暗示，英国脱欧的事实是对理想言语情境的一种归谬论证。我不确定这是否说在了点上。英国脱欧与导致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的媒体事件非常相似，一样可以视为披着民粹外衣的政治经济精英扭曲沟通的范例。条件显然是不理想的，哈贝马斯也绝不是在说，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理想的沟通条件不需要大量艰苦而充满争论的实践工作。话虽如此，说“沟通失败是因为沟通条件不佳”，这听起来确实有点像是在说“鸦片使人入睡因其具有催眠力”，这么一来，哈贝马斯式的批判面对英国脱欧这样的大灾难就好像失去了用武之地。如果“理想情境下的无期商谈”没能奏效，那么从没能奏效本身就可得出条件不理想，就可得出商谈被手段上的扰乱所扭曲。这引出了戈伊斯主张的核心，即哈贝马斯的康德式转向是个严重的错误，使得哈贝马斯对商谈民主和政治自由主义的辩护无法说通。我认为戈伊斯关于哈贝马斯的新-新-康德主义说的是对的，但他与阿多诺一道犯了一个错误，即认为这可以把自由主义民主打成启蒙运动邪恶辩证法的有害残余的一部分。下面让我依次论证这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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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诺在他的《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一书开头，对自由主义的一种虚构——‘任何思想都必须可与无论是谁的任何人相沟通’——表达了严重的保留意见，这时候，他批评的既是政治自由主义，也是把‘沟通’用作哲学中的基本组织原则的做法。”戈伊斯抓住了阿多诺时期批判理论的核心洞见：晚期资本主义和晚期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扭曲根植于一个总体。因此，挑战这种总体性的人，如果发现自己无法得到追随总体性意识形态之人的理解，那就不该吃惊。这是一个库恩式的不可通约性论题，不过是用在社会政治群体而非科学上。戈伊斯以令人钦佩的普世姿态引用蒯因论述彻底翻译（radical translation）的论文来表达类似的观点：
蒯因声称，就连在我的灵魂与其自身进行的内心对话中，我所遇到的对谈者所使用的语言对我来讲也是完全陌生、完全不透明的。这种语言同样必须被“翻译”，而翻译的唯一基础是说话者的行动（就这些行动对我可见或以其他方式可达的程度而言），而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基础也就是我对自己说话时我的对谈者的行动。那么，如果我都无法与我自己形成某种透明的规范性理解的关系……又如果依据蒯因的观点，这般透明状态的概念本身就不融贯，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哈贝马斯对政治中的规范性理解与真正共识的极度痴迷？
要是我都能与自己处于不可通约的关系中，那么对于我不能和别人沟通这点，我又有什么可惊讶的？
我想我们可以从戈伊斯的阿多诺式不可通约性论题中梳理出几个层面。
第一层：没有理由认为有某种“事实真相”可以解决翻译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蒯因和戈伊斯都是正确的。
第二层：没有某种先天结构能支撑沟通并为沟通的可能性提供先天条件，而不受意识形态或工具性推理之癫狂的扭曲。这方面，我认为戈伊斯也说到了点上。
第三层：就某种以不受扭曲的沟通为基础的政治而言，任何支持它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这一点的理由已经为阿多诺和蒯因所表明：自由商谈对一个公正的政体至关重要这一自由主义的老生常谈已经破产，有时我们还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与这些人没什么可谈的。”问题出在戈伊斯的这第三层想法。有时候跟人们的确没什么可谈。伍迪·艾伦在他那部道德败坏但偶尔颇有见地的电影《曼哈顿》（Manhattan）中，让他的主角宣称，当你的对手是好斗的纳粹分子时，与其用辛辣的讽刺和“更佳论证”对付，不如用棒球棒来得有效而恰当得多。但并不是所有的反对者都是纳粹，而这意味着诉诸“更佳论证的力量”并非总是徒劳无功。
让我们从蒯因在《本体论的相对性》（“Ontological Relativity”）和《语词与对象》中关于彻底翻译的论点讲起，然后说回哈贝马斯。在美国分析哲学中，蒯因催生了戴维森，后者在《论概念图式的概念》（“On the Very Idea of a Conceptual Scheme”）中指出了蒯因仍然认可的“经验论的第三个教条”：图式-内容之分，以及“彻底不可通约的概念图式”这一相关概念。如果戴维森的论证不错，那么的确可能有大量的彻底翻译/彻底诠释最终引向沟通中断。有理由预期译出语和译入语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可通约性。但是彻底不可通约性这一想法是说不通的：如果一个人想要翻译的语言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可翻译的，正如彻底不可通约性论题声称可能的那样，那么就没有理由认为这里所处理的东西算得上一门语言。不可翻译的语言不过是噪声罢了。不过，虽然“完全透明”的规范性理解不在考虑之列，但这并不意味着排除了某种程度的透明性。总可以抓住某些信念和前理解，使翻译或诠释性理解成为可能，即使没能使之成为现实。没有什么先验的沟通理论能够这些信念和前理解一一离析、辨别出来，但若再从戴维森的论点看，其实本就不需要这样的理论。理论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的是不懈的努力，用阐释的工作，不断测定世界、自我、他人的三角关系。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实践（praxis），一种没有先验基础但又在大部分时间相当有效的阐释性实践。
如果戴维森是对的，那么你可以一方面对哈贝马斯进行去先验化（de-transcendentalize），而仍然有一种可理解的方式来把不受扭曲的沟通当作自由民主话语的核心元素来谈。对哈贝马斯进行去先验化，即须削去他对事实与规范的严格区分的强调，以及正当先于善这一政治-道德的优先性。但尽管有这些先验的包袱，哈贝马斯还是正确地将政治沟通——这种沟通所采取的形式就是对共同善品和个体权利的公共商谈，其中每个沟通者都被认为是平等的，而每个沟通对象都信奉诠释上的宽容和“更佳论证的力量”——视之为自由的、民主的、共和的政治的核心。
去先验化的哈贝马斯看起来很像约翰·杜威。戈伊斯提到杜威是对哈贝马斯的自然主义替代项，接着很快撇下了这个话题：在二战后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没有人对政治“实验主义”着迷。但如果杜威是对的，那么把“通过民主对话践行的实验主义”这一政治观抛弃，就等于把民主的理念和实践一同抛弃了。而这抛弃的就太多了。
与哈贝马斯不同，杜威是某种自然主义者，尽管他的“自然”概念与霍布斯或今人史蒂芬·平克有很大不同。在他身上找不到一丁点类似康德式先验条件建构的东西：没有什么东西能超乎时间地证明自由、共和的民主是“唯一”在沟通上达乎纯粹的政府形式。但是纯粹不是要点。要点已经由理查德·伯恩斯坦和已故的理查德·罗蒂这样差别巨大的评论者提出了，那就是，民主之为一种实践的价值是得到实地验证的，这种实践尽管有种种缺点和偶尔表现出的丑陋，但它维持了这样一种希望：通过对话、探究和辩论，事情可以得到改进。事实上，哈贝马斯自己就把这种对民主希望的重新强调引入了《沟通行动理论》之后的著作。如果我们因为商谈民主缺乏可用的奠基理论就向它下达逐客令，那我们就会错失上述希望。它首先是一种文化。
杜威和惠特曼、林肯一道倡导的就是这种民主文化，即作为共同体生活形式本身的民主。因此，尽管哈贝马斯犯了凌虚高蹈的错误，坚持这种民主文化要求某种沟通能力的先天综合，但戈伊斯同样在凌虚高蹈，因为他认为，若没有这样的先天性，我们对彼此、对自己就都成了难解之谜，就都在晚期现代性的泥沼中漂浮，任凭“无知的军队在黑夜中交战”，最终以脱欧和唐纳德·特朗普收场。杜威为自由、共和的民主——参与式、协商式、商谈式民主——作出的辩护，并不是理论上的事。但作为一种共享的谐调、一套共享的判断，这种民主是一种文化，而鉴于目前可供选择的选项，这是一种相当可取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