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上复杂的情绪，赴一场猪宴
只有真正经验一个族群的世界，才能分享他们的悲欢。
文 |Andrew Beatt，图 |资料 编辑整理 | 他者others
1884年，美国心理学家William James充满实验性地提出“什么是情绪？”，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情绪，你会是怎样的。他认为“没有情绪的人是虚无的”。
人类学家的看法并非如此，如果从不同的生活层面出发去定义情绪的话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爱、愤怒、悲伤，情绪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一个赤裸裸的大脑或心脏无法产生情绪。
1980年代，我和太太在印度尼西亚最西部的尼亚斯岛（Nias）生活了两年半，在山地内陆做田野调查。在这里生活下来，最难的并不是热带的高温，也不是地域偏远或因这里是印尼最穷的岛带来的不便，而是适应当地独特的有时甚至是怪异的幽默感，以及他们的情绪。
几乎在所有社会中，给予和收获这样的举动都是包含情绪的，尼亚斯岛民人与人之间礼尚往来是微妙的事，有时还会有非常大的风险。在岛上，如何展现、收获、攀比、提取礼物和宴请，都是艺术，也都有对应的情绪，但他们不会直接表达。对外来者来说，和尼亚斯岛民打交道的挑战既是概念上的也是个人化的。来到他们摇摇欲坠的山巅聚居点，在他们房顶很高的屋里或阴郁的广场中，你就来到了一个完全和工业社会不同的情绪世界。
Niha的本意为“人”，也意为尼亚斯岛民，他们刀耕火种，以养猪为生，生活完全围绕着猪宴展开，岛民轮流开设猪宴，与会客人有时多达数百人，他们攀比杀猪的数量，少于40只属于“太少”。为了杀更多猪或是摆更大规模的宴席，主办者就会问人借贷，与会者也会赠与礼物，岛上初级的经济体系就是因此产生的。
岛民不会直说自己的感受，而是用描写心的状态来表达。他们常常说起主导猪宴的情感其实是“疼痛的心”——一种有毒的厌恶之气，有嫉妒和恶意。生活中有许多事也都围绕这种情绪展开，包括使用巫术破坏庄家、在鱼塘投毒等等。令人不解的是，主持猪宴的人很容易遭人妒忌，他的一项要务就是安抚参与者。我第一次在部落中发表演说是一位岛民偷偷帮我准备的稿子，那也是我第一次设宴。发言的最后，我几乎是献媚地说：“不要有厌恶我的心啊！”我请人吃饭，怎么还会遭到厌恶？这其实是一道简单的计算题，宴上的肉不能少，借贷也得适度，都是非常微妙的事。
除了是狂热的宴会参与者，尼亚斯岛民还是不知疲倦的辩论家，每次猪宴都要对宴会的支出进行辩论，但他们说的并不是因宴请负了多少债，尽管这是他们最大的顾虑；他们说各自的“心”——因借贷产生的情绪。辩论双方多半就是借贷关系，他们细细讲述悲伤和期待，会说心“被挤了”、“焦了”、“有斑点”、“白的”、“腐烂了”甚至是“发毛的”，每次都是对对手战略性的、夸大的情绪回应。
如果有人带着焦虑的表情宣称“心被挤了”，意味着他被两项债务压身，但都不愿偿还。两手摊开说“心放大了”，意为正忍受着难搞的对手。踏着脚认为“心热了”的人其实是给予警告，逼迫对方低下头来还钱，成为“心小的人”。我一直没弄明白“心里发毛”的意思，只知道它代表着一种不好的感觉，会引发听众深思。
这些俚语中有一些冷酷的快感，幸灾乐祸式的悲观主义。觉得不快的人可能会说：“你什么时候心里的感觉会像刚吞下猫毛一样？”尼亚斯岛民用对心的修辞，展现了一个活灵活现的讨债现场，也一次次剖析各种情绪。
他们对心有自己的看法，并不仅只是单纯的喻体。岛民相信“心总有它的理由”，有自己的智慧。有个传说，第一位尼亚斯人有一颗会说话的心脏，他的后代一直把它放在罐子里保存，心脏就像失去身体的意识一样，一直唠叨他们。后代受够了它的训斥，就连罐子带心一起扔进河里；凭借心脏的智慧，它穿过汪洋来到荷兰，最终带着荷兰殖民者回到岛上。
二战以后荷兰人离开了，印尼在1949年独立，传说也成了历史。但贫穷的尼亚斯岛民没再有过自主权，我在那儿时他们称遥远的政府为“我们的统治者”。只有在他们辩论时，这些人才重获权威，有了会说话的心脏的力量。
自1990年代以来，猪瘟、地震、海啸和开发，终结了猪宴的传统。
不得不承认，好争论的岛民用“疼痛的心”也展现了情绪诡异的一面，但我们必须接受在他者的世界里有无法理解的奇怪情绪存在。
在田野调查中研究情绪很难，没有任何比较对象。我们怎么就知道现代社会定义的“生气”和“快乐”是绝对普世的？每种不同的文化是否都有自己的情绪？它像物种一样是自然的产物，还是受文化影响而来？在不同部族中，情绪有开始和终结吗？
情绪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反应，受外部世界影响，几个世代以来人类学家都在小心翼翼地窥探人之本性。民族志学者们也发现了许多原住民在对待事物的反应上和我们通常设想的不同，也不仅是情绪的表达方式不同。
生活在马来西亚森林中的切宏人（Chewong）意识到自己吝啬时会觉得眩晕。随之而来的就是完全打破常规的分享，自然之力也在此时发威，确保这些分享得以实现。工业社会的人可能会觉得羞愧、罪恶、迟疑，考虑自己在外人面前的形象等等，但切宏人不会让吝啬引发情绪——但他们头晕。
事实上，切宏人是世界上情绪颇少的族群之一。挪威人类学家Signe Howell曾和切宏人一同生活，她在1984年出版的《社会与宇宙》（Society and Cosmos）一书中写到：切宏人只有七个描述情绪的词，英语中有上百个；他们也少有关于“思考”或“感觉”的词。当他们一定要表达感受时，会用肝脏做比喻，“她爱我让我感觉很好”在切宏人口中是“她爱我，我的肝很好”。
雨林深处，情绪有什么用呢？拥有强烈的情感对他们来说是危险的，除非是恐惧，因为恐惧能避免危险。他们也避免冲突，Howell从没见过切宏人生气。他们认为发生坏事就是触犯了某种禁忌。能感受情绪的机会极少，他们没有相遇、离别的概念，也没有充满感激的交换，这些人冷静异常，遵守着我们无法理解的丛林法则和禁忌。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波斯蒙人（Bosmun）认为饥饿是一种情绪状态。同样生活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百应人（Baining）则认为“独自一人时的感受就像饥饿一样”。对他们来说，食物和社交不可分割，没有陪伴就是没有食物，饥饿就是孤独。
厄瓜多尔低地热带雨林中的华欧拉尼人（Waorani）面对死亡的情绪是愤怒，而不是悲伤或恐惧。对他们来说，没有哪种死法是自然的，死因首先怀疑巫术。如果有人被蛇咬死了，他们会想：到底是谁把这条蛇放在这里的？华欧拉尼人的反应让心理学家感到疑惑，一般认为，重大失落会引发悲伤而非愤怒。
研究大溪地岛民的民族志学者们则发现，土著的词汇中没有悲伤一词，甚至对悲伤没有概念，他们有所失去时更多的只是表现得了无生气。
冒犯引发愤怒、失去导致悲伤的常理，在不同的部族面前瓦解了。
我在《情绪世界：超越人类学的情感》（Emotional Worlds：Beyond an Anthropology of Emotion）中就指出，脱离了文化背景去研究情绪没有意义，只有故事能够抓住活生生的、复杂的情感，完整地呈现触发特定情绪的事件对不同的人来说是什么感觉又意义何在。
我在爪哇岛最东端田野考察时，发现巴纽旺宜县（Banyuwangi）的乡野里还有另一种“冷血”的人。在东南亚许多地方，当然尼亚斯岛除外，人们认为情绪化是软弱、脆弱的表现，必须自我克制，甚至相信强烈的感受会“导致疾病”或发疯。关键点并不是压抑情绪和感受、把问题藏起来，而是减少感受本身，以达到无所感的境地。要逆来顺受、不受失去和挫败的影响，避免刺激兴奋的状况。
爪哇的神秘主义者认为生气和焦虑是对这个世界无用的回应，是一种误判而不是真正的解决方式。他们调解自己的情绪，试图做到一切随顺。我就曾遇见一个农夫，他杀死自己的水牛后仍然镇定自若；一个村中头人被公开挑衅却全无怒气。也有人的做法更绝，头人的女儿失去她才两岁的第二个孩子后，为了克制悲伤、避免触景生情，她和丈夫过了六年才去扫墓，也不留任何照片，和这个孩子有关的所有物件也都挪走了，因为“不想想起他”。
正是情绪让我们生而为人，但我们所谓的情绪完全是因人、因文化而异的。我们渴望共情的同时，这些让人陌生的情绪反应又让我们的同理心随之崩溃。我者和他者之间到底有多不同？如果不能用“我”曾经历过的快乐体会“他”的快乐，用“我”的痛苦理解“他”的痛苦，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彼此？
事实上，想要了解一个人、一个族群，知道他们想干什么，经历了些什么，就必须和他们并肩同行，只有真正经验他们的世界，才能分享他们的悲欢。而这个过程，就和生命本身一样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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